The Naturalistic Approach to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Investigation on the Naturalistic Philosophy Proposed by Sellars and McDowell

　　作者简介：苏瑞，黑龙江大学哲学院。

　　原发信息：《世界哲学》(京)2020年第20204期

　　内容提要：麦克道尔认为他的经验主义观点既能够吸收康德先验哲学的精髓，同时又可以将其规范性的内核纳入自然主义的图景中。然而我们在分析他对一系列批判性观点的回应时发现，尽管麦克道尔努力以求的是保留康德思想的要义，但相较于塞拉斯对“直观”概念的理解，他对这一概念的改造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说服力。因为撇开谁的康德才是真正的康德不谈，塞拉斯对直观概念的构造性说明至少保住了先验哲学的彻底性。而麦克道尔则拒绝承认此类说明的必要性，然而却并没有为此提供充分的理由。

　　关键词：直观/意向性/范畴性所与/感觉印象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麦克道尔经验论、语言哲学、道德哲学三重统一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YJC720018)和黑龙江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心灵哲学视阈中的心理因果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HDYJW201811)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先验哲学的核心，“直观”概念一向被W.塞拉斯(W.Sellars)视为所有哲学困难的纠结点。在《科学与形而上学》中，塞拉斯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直接源于康德。后者认为直观包含两种不同元素，一种是感性杂多，另一种是综合它们的纯粹直观形式。沿袭康德的术语，塞拉斯称那种将二者粘合起来的力量为“产生性想象力”。其功能之一是将直观中的杂多综合为概念性的“图像”。至于想象力这种神秘的“灵魂能力”如何起作用，《科学与形而上学》并没有给出确切的说明。为弥补这一不足，在《想象力在康德经验论中的角色》一文中，塞拉斯为上述“二因素理论”提供了一种构造性的解释。按照他的设想，想象力主要在两个方面起作用：其一是产生概念表征的初级形式，即“this-such”，如“这个红苹果”；其二是将杂多综合为一种视角性的“感性—图像模型”(sense-image models，后文简称SIM)。例如，当我看见一个苹果时，它的很多属性起初都只是无秩序的感觉印象，有些并没有被直接感知到(如背面、多汁)。正是想象力的综合，将这些属性统一为“包含图像化和概念化过程的紧密混合体”，即“冰凉多汁红苹果”的表象。①

　　塞拉斯认为，直观的奇特之处在于，“紧密混合体”内的两种要素体现出了一种微妙的循环作用关系：一方面，概念表征之所以能借助想象力产生，主要是因为SIM起到了“指引”作用。在他看来，幼儿能够学会有关颜色的语言游戏，这实际上暗示了我们的感觉与颜色属性的“家族”具有一种系统性的映射关系。基于这一考虑，他认为我们有必要假定印象自身具有某种形式结构，正是它们的指引作用造就了概念上的差异。另一方面，SIM之所以能形成，主要是因为概念表征为其建构过程提供了“蓝本”(recipe)。②换言之，指引概念活动的东西并不单纯是感觉材料的集合体，而已然是具有概念形式的构造物了。所以在这幅图画中，概念成分在直观中不但参与到了SIM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被SIM指引后的产物。于是，这里的构造性说明便包含了一种循环。在塞拉斯看来，要使这一循环成为良性的，则要我们恰当地处理现象学和科学实在论间的关系。

　　感觉的“二因素理论”便是应对这种诉求的产物。按照塞拉斯的想法，它来源于如下三种考虑：首先是来自认识论的考虑，目的是肃清“所与”并摆正感觉印象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在他看来，这就需要我们肯定印象的指引作用很可能是非推论知识的必要条件。它能够保证经验内容与心灵之外的对象相关，从而避免观念论。其次是基于现象学的考虑：在真实经验与幻觉的情景中都包含着一种人们熟知的现象学特征。正是对“看见”和“看起来”所具有的“共同描述性内容”是什么的回答，构成了塞拉斯引入印象的第二个理由。然而在他看来，当我们按照认识论和现象学提出的要求去理解感觉印象时，它们虽然“领我们走了一段路，但最终还是把我们放下了”，因为当人们解释印象的本质时，“概念分析和现象学都不起作用”，我们只能说“它们在知觉中呈现，而不是仅仅被相信”。③而这也就导出了塞拉斯对感觉印象的第三种理解，即以科学的方式阐明知觉的主观方面：由于现有的理论并没有为这类现象留出余地，因此他认为，这就构成了一种启发性的线索，用来引导精确科学进行范式转换，以容纳主观现象的特异性。

　　一、“直观”与“概念性所与”

　　然而在J.麦克道尔(J.McDowell)看来，塞拉斯的“二因素理论”势必会落入自己所批判的所与神话之中。其方式与奎因、D.戴维森(D.Davidson)那里的情况大体一致。戴维森认为，“未经解释的表达式可以作为意义理论的恰当证据基础”。进而，语言表达式的“证据可用非语义的词项来描述”。④麦克道尔认为，这实际上是在融贯论思想之外引入了一种“非语义性”的所与。而在奎因那里，鉴于其“自然化认识论”把经验的意义建立在“感觉接受器的刺激”之上，他也势必会“将辩护能力置于理由空间之外”，从而求助一种“非认知性”的所与。与二者相对照，塞拉斯的情况则更加复杂，因为在构造SIM的过程中，印象既被理解为非概念的现象学成分，同时又能发挥具体的因果作用。按照麦克道尔的观点，若我们将这两种职能同时赋予感觉印象，那么这就会像戴维森所说的那样，在认识论中引入一种可疑的中介物：“若这种中介物仅仅是因果性的，那么它不能辩护由之引起的信念，而如果它传递信息，那又很可能在说谎。”⑤

　　在他看来，塞拉斯似乎意识到了“感觉印象”引起的这些困难，因此在《科学与形而上学》中采用了“指引”这种隐喻性表述，其背后的想法就是要在先验哲学中把感觉印象可能诱发怀疑论的成分弱化，并强化SIM的表征功能。尽管这种表征是“最小化的”，但却是能够把源于世界的限制性因素与概念能力勾连起来的枢纽。在“伍德布里奇”讲座中，麦克道尔明确地将上述看法视为塞拉斯的一种转变。按照他对这种转变的解读，当感觉印象发挥先验角色时，它们没有被意识到，因此并不属于意识的对象或罗素意义上的“亲知”知识，但这不是说它们不可被意识到，而是说如果这样它们就不再发挥先验角色了，即让包含有关环境的断言的外感知片段正常发挥效力。然而在这个节点上，麦克道尔认为塞拉斯的上述立场并无助于解决原有的问题：一方面，当印象不再发挥先验角色时，它们作为一种“不透明”的中介物“并没有直接对我们说话”；另一方面，鉴于印象依然被解释为能够“对结果产生强烈影响的独立要素”，若我们始终在此前提下理解其先验角色，这就会导致印象的指引作用始终处于“因果性”范畴中。正是这一点让他觉得上述改良意见显得“尤为奇怪”，因为其核心思路似乎与戴维森、奎因的思想并无不同。

　　麦克道尔认为，若要避免这种困境，我们就必须回归康德思想的本意。在他看来，康德所谓感性能力的“激动”(affection)指的并非仅仅是连接物自体与感性能力的因果过程，而可以是直观自身在吸纳了外部实在的真实属性后获得的“表征状态”。尽管这种状态在现象上有时与错觉难以区分，但“仅仅仿佛看上去”的说法并不暗示一种独立的现象学成分在起作用，而只是在一种无关宏旨的程度上说明表征机制有时也会出错。然而这并不影响在正常环境中，外部事实中的范畴内容可以从其现象特征中“剥离出来”并被概念能力俘获。因为在逻辑上，“看见”(而非“看起来”)所提供的现象学才是第一位的。而这不外是因为：“只有当对象借由其具有的倾向，事实上触发了主体的感觉时，经验以及归属活动才被视为具有认知价值”。据此，对“第二性质”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外部对象：它们是这样一些属性，把它们归属给客体，“除非被理解为是真的，否则这里的归属就是不完备的”。⑥在麦克道尔看来，只要我们认识到现象学在康德哲学中的这种实在论特征，那么感性和知性的区分就不会像塞拉斯认为的那样，迫使我们要在经验中寻找对应的形而上学要素。

　　基于这种理解，麦克道尔认为我们必须改造直观概念，不是以一种构造性哲学的方式，而是要看到，在看似需要这类说明的地方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要求。在《知识的结构》中，塞拉斯有段话让麦克道尔加强了这种信念。他说，“在知觉中，相关的专有感觉以感觉同时也以思维的形式存在。因此，当我将某物看作一个粉红色立方体冰块时，这个粉红色立方体的感觉就不仅是思之存在，它同时也是感之存在。”⑦按照麦克道尔的理解，这种表述以及《科学与形而上学》中的类似说明意味着塞拉斯实际上已经认可了如下观点，即概念思维本身便可具有感性特征。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误解尚未纠正，即促成这种可能性的想象力绝不能是一种主动的力量。因为一旦我们像塞拉斯那样承认了这种力量的贡献，这种做法势必会模糊感性与知性的区别。而这明显有违塞拉斯自己的先验哲学立场，即认为接受性由于不包含自发的断言，因此可被视为导入“外部限制”的能力。鉴于直观只包含命题内容而不包含态度，他对“想象力”作用的阐述明显具有误导性，因为想象力必须依赖一个能够施加这种作用的主体，因而也就是主体的一种行为。在麦克道尔看来，若要避免这种混乱，我们就应该看到，在形成SIM的过程中，概念表征对感性意识的“塑形”(shaping)不必依赖一个“人”，而只是“经验自身”的效应。若我们将这一点视为塞拉斯应该表达而未能成功表达的康德式思想，那么想象力所生产的东西就是兼具感性与知性的统一体，而非一个混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