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作者简介：李承贵，马士彪，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李承贵(1963- )，男，江西万年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马士彪(1991- )，男，山东临清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生，主攻中国哲学。

　　原发信息：《河北学刊》第20195期

　　内容提要：1949-2019年间70年的中国哲学探索虽历经坎坷，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可从不同的侧面去叙述、讴歌及评判。这里拟由“作为服务工具的哲学”、“作为思想传承的哲学”、“作为独立存在的哲学”、“作为自我完善的哲学”四个向度综述7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成就与问题。“作为服务工具的哲学”向度，是基于将中国哲学应用于社会实践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作为思想传承的哲学”向度，是基于出土文献的发掘与鉴别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作为独立存在的哲学”向度，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创新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作为自我完善的哲学”，是基于方法论上的自觉与自我调整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自然，虽是多向度的考察，仍难以尽显其精华，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In the past 70 years,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has gone through ups and downs,but still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These achievements can be narrated,eulogized and judged from different aspects.Here we reviews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Chinese philosophy research in the past 70 years from four aspects,namely,philosophy as a tool of service,philosophy as ideological inheritance,philosophy as an independent existence and philosophy as self-perfection.The first dimension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ying Chinese philosophy to social practice.The second dimension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status through the excav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unearthed documents.The third dimension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rough its interpret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the last dimension is to examine its research status through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adjustment in methodology.Although it is a multi-dimensional inspection,we are still unable to exhaust all its rich content.Your comments on any inappropriateness are welcome.

　　关键词：中国哲学/70年/四个向度/成就/Chinese philosophy/70 years/four dimensions/achievement

　　自1949年至2019年，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已走过70个年头。中国哲学研究一路走来，历经坎坷，或柳暗花明，或探索中的迷茫，或思考中的阵痛，或创新中的喜悦，一一写入70年的探索历程之中。那么，这70年间，中国哲学研究究竟做了些什么?提出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就?求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谓纪念中国哲学研究70周年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作为服务工具的哲学

　　所谓“作为服务工具的哲学”，是基于将中国哲学应用于社会实践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70年来，中国哲学的应用功能得到全面的解释和发挥，既有为政治服务的角度，亦有为经济服务的角度，既有为个体服务的角度，亦有为人类服务的角度，从而将中国哲学作为服务工具的面相较为充分地呈现出来，亦因此将这个向度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充分地呈现出来。

　　(一)为政治服务的面相

　　1950-1960年代，学术研究常常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纠缠在一起。1950年代以降，思想改造运动拉开帷幕，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学者响应思想改造的号召，撰文进行自我检讨，如冯友兰的《新理学的自我批判》以及金岳霖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等等。在这些文章中，学者对自己以往的思想毫不留情地作了自我批判。除了自我检讨之外，还有对胡适、梁漱溟思想方法的批判，将他们所用的哲学研究方法及其思想性质统统判定为唯心主义，笔墨挞伐。1950年代的中国哲学研究虽然时常被政治运动所打断，其自身也不免有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但大体上还是学术性研究。196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几度突破学术性的界限，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比如，对于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的批判，就典型地反映了那一特殊时期学术研究演变为政治攻讦的变化。1957年，冯友兰发表《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提出了关于哲学遗产继承的基本主张，即“抽象继承法”。此文甫出，赞成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但无论是赞成还是批评，都只是正常的学术争鸣。但到了1960年代，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干扰，在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被视为不同阶级立场的代表，因而当时围绕“抽象继承法”进行讨论的观点受到了批评甚至攻击，而冯氏的“抽象继承法”一度被粗暴地贴上“超阶级”、“抽象分析”的标签，亟欲批倒之而后快。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中国哲学逐渐回归学术性，不再将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简单地划分为唯物、唯心两大阵营，或贴上阶级的标签，而是回归中国哲学自身的实际，探讨传统思想资源如何为现代政治实践提供智慧。“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两者都可以在传统思想资源中获得有益的启迪。李承贵以西方“治理”理论作为参照，从“治理自然”(治天)、“治理国家”(治世)、“治理心灵”(治心)三个向度对传统治理思想资源进行发掘与整理。儒家长于“治世”，首先是以道德润泽政治，如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其次是以君德美化民俗，如孔子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最后是以正名建构秩序。道家也有着丰富的“治世”思想，如以“无为而无不为”为代表的治理国家的最高纲领，以“处下”、“柔弱”为代表的处下服上的治理方式等[1]。佛教在治世方面，有其特殊的智慧。董群认为，对于社会治理主体，佛教首先要求有一个觉者，要求为政者对于治理对象有深入的了解；其次强调“以戒为师”，这体现了佛教依法治国的理念；最后，佛教式的治理方法论原则是“中道式治理”，强调不落两边，防止片面性和独断性[2]。也有学者从传统儒家伦理价值与现代民主政治关系的角度挖掘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徐克谦认为，传统儒家思想固然有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相矛盾的因素，但两者也有可以相互兼容的因素，如“儒家以代表‘天意’的‘民意’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符合民主政治的权力观；儒家的‘性善论’可以用来论证民主制度的合理性”[3]，等等。陈寒鸣则主张，儒家思想中不仅有可以与现代民主精神相容的因子，而且作为传统资源，儒学的“民本”思想、义利观等完全可以成为现代民主建设的有益资源[4]。

　　(二)为经济服务的面相

　　中国传统哲学内含丰富的管理智慧，因而学者尤为青睐其经济管理智慧、企业管理智慧之功用。现代管理实践推动了西方现代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西方现代管理是以工具理性为导向的，因而具有理性化、工具化、机械化以及功利性的局限。黎红雷通过对儒家管理思想的发掘与解读，认为传统儒家哲学中包含着解决现代西方管理实践中的“非人化”困局的智慧，即儒家的管理本体论、管理认识论及管理方法论等。儒家管理哲学可以概括为“修己安人”。所谓“修己”，即按照孔子的“则天”说、孟子的“事天”说、荀子的“应天”说所代表的管理本体论智慧的要求修养自身，儒家管理本体论的要义在于按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规律实施管理，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所谓“安人”，即根据传统的儒家人性论，把管理的过程视为对人性的塑造过程，在管理的过程中实现人性。总起来说，儒家的管理哲学的核心是以人为本[5]。也有学者根据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仁”的价值进行了新的解读，认为“仁”是经济发展的动因。第一，“仁”可成为强国富民的内在根据。所谓“仁者爱人”，有两层含义：其一是爱所有人，爱人类，正所谓“以德行仁者王”；其二是爱亲人，正所谓“亲亲而仁民”。因此，仁爱既有推进世界和平之义，也有完善本国治理之义。第二，“仁”也可作为生产力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哲学中，仁即生，“生生即仁也”，因此，仁与不仁的分界就在于是否发展生产、发展民生。第三，“仁”还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概念。仁，从人从二，仁之“从二”不仅是横向关系，亦有纵向关系，即关心下一代、下下一代人的利益。因此，“仁”内在地含有可持续发展思想[6](P7578)。

　　(三)为人类服务的面相

　　现代工业社会对自然的无度攫取，使得日益恶化的生态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头号“杀手”。显然，工业文明背后的“人类中心论”对此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而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论、“万物一体”观、“道法自然”观等被认为是人类治理生态问题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蒙培元认为，作为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天人合一”论，“它的最深刻的含义之一，就是承认自然界具有生命意义，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7]。而实现自然界的“生道”，端赖于人类自身内在价值的开发，彰显出宋明儒学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价值意涵，从而打通人与万物之间的隔阂，进入人与万物息息相关的境遇。在这种境遇中，人对于自然界的万物加以自觉的爱护，而不会肆意破坏。因此，“天人合一”论对于解决生态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7]。白奚对儒、道思想所蕴含的生态智慧作了考察。他认为，儒家的“仁民而爱物”以及“万物一体”的观念“要求人把万物当成自己的同类甚至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来爱护，强调人对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这是一种极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生态哲学资源”[8]。而老子所提出的“道法自然”观念，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蕴含着人与万物平等的洞见，进而“庄子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思想，将潜含在老子学说中的万物平等观加以充分发挥”，这种万物平等观“对于当前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十分难得的思想资源”[9]。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不断加深，如何避免“文明冲突”，实现和平共处?一些学者主张，可以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现解决之道。例如，李存山认为，如何避免“文明冲突”以及如何正当地建立起“国际法”是全球化时代有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两个‘国际’问题的答案仍潜存在人类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中，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0]。方立天则指出，佛教的平等理念“强调人人本性的平等、人格的平等、尊严的平等。平等意味着尊重，意味着和平。佛教的人我互相尊重的思想，有助于人类和平共处，追求共同理想，建设人间净土”[11]。

　　(四)为个体服务的面相

　　随着传统价值的贬抑，现代人感觉被抛进虚无状态，承受着内心的焦虑与无意义感，加上技术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对心灵的斫伤，现代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与危机。因此，有的学者倡导，老子的“道法自然”观念、庄子的技术批判思想等可作为对治现代人之生存困境的良方。例如，许抗生认为，面对现代工业技术对人的物化和异化，道家思想不失为对治这种时代病的一剂良方。他指出，“在道家学派思想中，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反对文明异化的经验和教训”[12]，并把道家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为“三回归”，即：“回归自然”，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回归朴实”，倡导自然朴实的人性，反对人性的扭曲；“回归和谐”，倡导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的和谐[8]。邓联合认为，《庄子》拥有“超越现代技术思维的大智慧”，“庄子的技术寓言在今天仍有其极其深刻的思想意义，即：当技术活动已然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回避的主要生活形式时，我们必须在技术活动中始终保持自由超越的精神境界，否则，我们的心灵就可能会被窒息”[13](P184)。针对现代人面临意义虚无所带来的心理焦虑和心灵紧张等生存困境，汤一介强调，道家的“内在超越”思想可对此有所帮助。他指出，道家的“内在超越”思想的特征是以其精神的净化而达到超越自我和世俗的限制，以实现对自由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以消极否定人欲、减损人为的方法来实现其超越。《庄子》提出“无己、无功、无名”，即要人从自我形骸中解脱，从声色利欲中解脱，如此超越一切外在限制，便可达到游于“无何有之乡”，具体操作则是“坐忘”和“心斋”，与万物浑然一体，诸物无异，从而达到超越内外限制而达到纯粹自由的精神境界，亦从而有助于精神紧张、心理焦虑乃至种族战争的缓解和克服[14]。

　　“作为服务工具的哲学”，即指中国哲学研究者在70年间对中国传统哲学现代价值的挖掘与应用。就解读方式而言，有“公例主义解读方式”、“科学主义解读方式”、“唯物主义解读方式”、“实用主义解读方式”[15]等。显然，作为服务工具的中国哲学属于“实用主义解读方式”，即以人类实践需要为参照，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的解决之道。就思想观念而言，有“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万物一体”思想的现代价值、“道法自然”观念的现代价值、庄子技术批判思想的现代价值等。就中国哲学现代价值的类型而言，有治理价值、管理学价值、生态学价值、生存论价值等。可以说，经由70年持续的发掘与阐释，中国传统哲学这座富矿可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文明社会输送通贯古今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