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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突破”的若干问题
2020年06月29日 08:37 来源:《学术界》 作者:吾淳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sues about the “Breakthrough” of Civilization

    作者简介:吾淳,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哲学与跨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4

   原发信息:《学术界》(合肥)2019年第20192期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或思想界普遍认为“突破”是属于西方的,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换言之,“突破”是西方的“专利”,与他者也即东方无关。总之,西方“突破”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显然,这完全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事实上,人类文明及西方文明的“突破”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能从前定的观念或概念出发,更不能从某种优越感出发。

  关键词:文明/东方/西方/突破/若干问题

  标题注释:本文系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在黑格尔眼里,东方的哲学史或精神发展史没有什么价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德国近代历史学家兰克(Ranke,1795-1886)也认为,对于世界历史的理解不能从停滞的民族那里开始。黑格尔与兰克的这样一种哲学观、历史观或精神史观、文明史观无疑是对西方自文艺复兴之后重登世界舞台并连续数百年处于中心位置这一现实的观念与理论反映,而近200年来,以黑格尔或兰克为代表的这样一种观点也完全或基本成为西方史学界与思想界阐述人类历史及其文明的共识。根据这一共识,“突破”是属于西方的,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换言之,“突破”是西方的“专利”,与他者也即东方无关。总之,西方“突破”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显然,这完全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个世纪后半叶,有一些学者开始对此加以反思。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期”理论,试图跳出或超越这样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或文明观,这不啻为一个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的确也有西方学者尝试用新的视野或方式叙述归纳世界历史,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像雅斯贝斯这样的学者,亦未能完全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更何况就总体而言,在西方史学界和思想界,西方中心论仍是绝对的主流。①事实上,人类文明及西方文明的“突破”问题是极其复杂的,②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能从前定的观念或概念出发,更不能从某种优越感出发,要言之,就是不能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本文即是对这一复杂问题作尝试性的思考。

    一、西方与东方的地理划分或界定 

  在讨论西方“突破”问题之前,先有必要弄明白西方与东方的地理划分。

  可以这样说,西方学者关于西方与东方的划分表现出一种混乱的状态。以雅斯贝斯为例,其在第五章《轴心期及其后果》第四节“西方历史”中就一方面将巴比伦与埃及归入西方,另一方面又将同一区域的伊斯兰世界归入东方。③类似的还有:“西方无疑拥有可靠的历史记载,它追溯到最遥远的时间。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拥有比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更早的历史。”④又有这样的提法:“欧洲和依次分裂为近东、中东和远东的亚洲。”并有这样的表述:“这种对立始终是欧洲构成的因素。”⑤从“对立”来看,近东与中东这样的语词无疑是指称东方,并于西方相对。而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希腊与中东明确是相对的,他有这样的表述:“希腊古典文明并非纯粹的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大量借用过去的文明——如中东文明。”⑥

  美国学者伊恩·莫里斯在其《文明的度量》一书中指出:不同学者倾向于以不同方式定义“西方”这个词。伊恩·莫里斯特别引用了诺曼·戴维斯的研究。据戴维斯计算,学术界关于西方共有不下12种不同的定义,相通之处仅仅是他所谓的“弹性地理”。戴维斯的结论是,西方“几乎可以被其定义者以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定义”,结果便是“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个知识建构上的混合词,可用来进一步为其创造者的利益服务。”⑦当然,这里面有着明显的价值取舍。戴维斯指出,“历史学家往往从他们喜欢与西方联系起来的一些价值着手”,“然后确定一批似乎享有这些价值的国家。然后再一本正经地将这些国家与一系列他们认为不享有这些价值的‘非西方’国家对比,再就差异提出一种解释。”⑧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在谈到希腊人取得希波战争胜利的意义时就说到,它“使希腊人免遭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得以保持自己的特点,为人类文明做出其独特的贡献”⑨。

  由此,伊恩·莫里斯提出了自己的划分标准,即“为了避免这种民族优越感,我提出了极其不同的假设。我不是建立一些我认为属于西方的价值,再沿时间向前回溯,而是一开始就着眼于故事开端,再向后展望”。伊恩·莫里斯强调:“地区之间生活方式的根本不同,实际上只是在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当时一些群体开始栽培植物、驯化动物,而另一些群体仍在延续着采集食物的谋生手段。”⑩最后,伊恩·莫里斯说到:“我对‘西方’的定义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西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地区,通过一系列殖民和竞争发展和扩张的社会。”(11)根据这个假设,“到公元前4000年时,这个‘西方’已经扩展至包括欧洲大陆的大部,以及今埃及、今伊朗的西部边缘和中亚的一些绿洲。”与之相对应,“当我提及‘东方’时,指的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东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即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12)而按照这一划分,没有被提及的印度自然也“逻辑”地属于“西方”。伊恩·莫里斯的划分真是“聪明”,因为如此一来就使得“西方”很“顺理成章”地占有了绝大多数文明。因此,伊恩·莫里斯这个假设即划分标准看起来很客观很公正,然而其实它既不客观也不公正,其所谓避免“民族优越感”和“西方的价值”实际上只是提供了不同的解说而已,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换汤不换药,且在“公正”的幌子下更容易让人产生错觉。

  毫无疑问,对于“东方”或“西方”的界定岂能仅仅依据西方人的视野。关于东方与西方的划分显然不能只听西方学者的一面之词,或者不能只由西方学者“随意摆弄”,而是要听听那些被西方学者“随意摆弄”的地区、国家、民族自身的态度及意愿,听听那些非西方即西方以外的学者的意见。我想这些地区、国家、民族一定不会简单认同,这些地区的学者也不会简单认同,如萨义德就曾说:“东方不仅与欧洲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13)在这里,萨义德明确将欧洲等同于西方,并将东方与欧洲相并置,也就是说,西方必须被约束在欧洲的边界里面。

  这里,本文也提出一个东方与西方的划分标准。这个标准首先就是以作为西方文明始基的希腊人与罗马人对东方地域的认识为依据,也是以近代西方人自己长期以来关于东方的地缘概念为依据,即所谓近东、中东和远东。根据这一标准,古代的“东方”世界应当包括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等古老文明。我们,包括西方学者都应当认识这一地缘概念所包含的合理性,尤其是西方人,更应当“尊重”这一由自己获致的认识和提出的概念。当然,除地域或地缘因素外,理应还有其他的判断准则,例如“共同性”。上述“东方”世界普遍所具有的共同性在于:(1)都是陆生文明;(2)都是河谷文明;(3)都是农耕文明;(4)都是创始性文明;(5)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这里不仅有地缘,有环境,还有经济模式,政治制度,更有与此相关的思维、心理、宗教信仰乃至价值观念。同理,按照这一准则,古代的“西方”世界最初主要就是指希腊这片狭小的区域,其与其以东的“东方”的“共同性”的“差异性”表现在:(1)不是陆生文明,而是海生文明;(2)不是河谷文明,而是岛屿文明;(3)不是农耕文明,而是商贸文明;(4)不是创始性文明,而是传播性文明;(5)不是中央管理模式,而是城邦管理模式。之后,罗马首先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希腊元素,接着又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东方元素。我想,以上这样一种判断标准比伊恩·莫里斯提出的假设要丰富得多,也比现行大多数由西方学者提出但却十分混乱的界定要客观得多,也准确得多。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西方”与“东方”交叉或重合的复杂边际状态视而不见,例如古老“东方”对于“西方”早期面貌的持续性深刻影响,又如希腊化时期与罗马帝国时期“西方疆界”在“东方版图”中的逾越或扩大。但这些都应视作边际问题,而非归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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