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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及《资本论》的关系 ——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研究中一个焦点问题的新探讨
2020年02月19日 11:23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 作者:林锋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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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西方学界曾流行一种论调,认为马克思创作于其晚年最后时期的“人类学笔记”表明了他思想倾向的一个重大变化: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原有立场和《资本论》创作,转向实证科学性质的“人类学研究”,并试图探求一种更为科学的人类史观。我国某些学者附和西方学者的论调,同样认为笔记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原有立场的“修正”和“超越”,《资本论》及经济学研究在晚年马克思的学术活动中已“边缘化”或退居次要地位。上述论调不符合晚年马克思学术活动的真实情况。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唯物史观仍是晚年马克思最基本的学术立场,《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仍在晚年马克思学术活动的基本框架内,他从未放弃《资本论》创作及经济学研究。澄清这些事实,有助于还原马克思思想史的真相,深刻认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贯性,驳斥西方学者炮制的“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

  关 键 词:“人类学笔记”;唯物史观;《资本论》

  作者简介:林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年马克思五个重要笔记新探讨”[项目编号:11CZX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的关系,是西方学界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上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核心问题之一。在此问题上,西方学界曾流行所谓“‘人类学笔记’是对马克思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及《资本论》经济学研究的‘否定’和‘超越’”的论调。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创作于其晚年最后时期的“人类学笔记”表明了他晚年历史哲学思维的“重大变革”和“飞跃”,笔记中的新思想、笔记所体现的哲学思维方式与他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前者对后者而言,意味着一种根本的“超越”。①国内某些研究者持相似的看法,认为笔记相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言,意味着重大的修正或超越。这种“修正”“超越”尤其表现在,晚年马克思在其笔记中充分注意到了“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特殊重要作用,从而抛弃了传统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原理。有些西方学者还提出,马克思中晚年时期对经济学研究及《资本论》的兴趣逐渐衰退,最终放弃了《资本论》的创作,转向了“经验人类学研究”。一些国内学者附和上述论调,也认为马克思晚年因其对人类学研究的首要兴趣,将《资本论》经济学研究放在了次要或从属地位。事实上,所谓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与他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之间的“根本对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所谓“超越”,不过是某些西方学者及一部分附和西方论调的国内学者基于不准确的理解而炮制出来的“伪问题”“假问题”。要推翻这种流行论调,揭示其“谬误性”,必须紧紧地围绕和依据“人类学笔记”的文本,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学分析及相关的比较研究,来回应和驳斥西方关于“人类学笔记”及其与唯物史观之关系的流行见解。在本文中,笔者借助于自己多年从事(关于马克思笔记的)文本学研究及对笔记与唯物史观著作的比较研究,提出若干“证据”,以证伪所谓“笔记与唯物史观根本对立,前者是对后者的超越”的西方学界流行说法。此外,笔者还依据一些重要的事实或证据,对所谓“‘人类学笔记’表明马克思对《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的兴趣衰退”“晚年马克思放弃《资本论》创作及经济学研究”的说法予以正面回应和驳斥。在本文看来,澄清“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资本论》的真实关系,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从事这项学术工作,有助于还原马克思思想史的真相,深刻认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贯性、一以贯之性,驳斥西方学界炮制的“两个马克思”(即“人类学笔记”所体现的“老年马克思”与《资本论》时期以“唯物史观”为思想特征的“中年马克思”)对立的神话。客观地说,“人类学笔记”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资本论》经济学研究之间,绝不是相互矛盾、格格不入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有机统一的关系。

  一、“人类学笔记”是对唯物史观原理的验证与运用:若干重要证据

  笔者首先考察和辨析“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驳斥西方学界所谓“‘人类学笔记’是对唯物史观的修正与超越”的论调。在此,笔者提出两个强有力的证据,作为对西方学界流行见解的一种直接回应。

  第一,马克思对摩尔根及其研究原始社会的名著《古代社会》予以了高度赞扬,而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摩尔根的历史观在许多方面倾向于唯物史观的学术立场,他从事的人类学实证研究证实了唯物史观不少原理的“科学性”。众所周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序言》中谈到,“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②。很明显,马克思对人类学家摩尔根的高度欣赏和赞扬,绝不是无缘由、莫名其妙的欣赏和赞扬。这种“欣赏”“赞扬”,一方面固然是基于对其原始社会研究的“科学性”的认同,不过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是摩尔根对唯物史观原理强烈的“倾向性”、他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在不少基本问题上的“不谋而合”“一致性”。事实上,马克思正是基于他与摩尔根在历史观不少重要问题上认识的“一致性”及这种“一致性”所导致的情感上的“亲近性”,来高度赞扬、欣赏摩尔根的学术研究的。这恰恰证明:先前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根本没有被马克思所抛弃或修正,唯物史观仍然是晚年马克思最基本的学术立场。此外,恩格斯在上述说明中清楚无误地提示读者,晚年马克思曾有一个重大的“哲学研究计划”(联系唯物史观观点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及其意义),这成了他未能完成的“学术遗愿”,恩格斯则以马克思这一“遗愿”的“执行者”自居。③这同样有力地证明,晚年马克思并未放弃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他甚至还打算以唯物史观为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从哲学高度阐释摩尔根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揭示其“学术意义”,验证和发展唯物史观相关原理。

  第二,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直接运用或表达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较之上述证据,这一“文本学证据”的“说服力”更加显著,是对西方流行论调的“科学性”的有力否定。笔者举出若干典型的例证。

  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用物质原因来说明精神现象,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特征,堪称唯物史观思维方式的基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特征鲜明地体现于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中。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④中,针对柯瓦列夫斯基“用一种精神现象来解释另一种精神现象”⑤的做法,马克思鲜明地提出了批评,他在摘录柯氏原著的相关表述时,特意加了一个注释:“为什么意识在这里起着causa efficiens{动因}的作用,而不是随着氏族分为‘支系’而必然发生的实际的空间划分(这种“实际的空间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因素——引者注)起着这种作用呢?”⑥这里不难看出,马克思晚年究竟是基于什么立场,基于什么思维方式,来批评、质疑柯瓦列夫斯基的。显然,他是基于彻底的、高度自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立场,基于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来批评柯氏的。在马克思看来,不能像柯瓦列夫斯基那样,停留在问题的表面,用一种精神现象来解释另一种精神现象,而应揭示和深究被柯氏视为原因的那种精神现象(即“氏族各支系血亲意识的削弱”)背后的、构成这种精神现象之深刻根源的物质性原因,这种物质性的原因、现象(即“随着氏族分为支系而必然发生的实际的空间划分”)才是氏族各支系、分支萌生“调整自己的财产关系,增强经济独立性”之愿望的“更深刻”、更具“本原性”的原因。根据上述文本学分析,想必读者已能充分理解和认可这一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的马克思,是一个自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唯物史观思维方式的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便已奠定的这一唯物史观最为基本的原理,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并未消失或被“修正”。这一点毋庸置疑。

  笔者再举一例。众所周知,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因素的“本原性”“决定性”,充分肯定国家等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经济因素的依赖性、依附性,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显著特征。关于这一点,恐怕没有哪位学者会提出异议。早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提出并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结论。⑦后来他始终坚持这一基调,强调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因素的依赖性、从属性,这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众所周知的基本特征。那么,这个特征是否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消失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在马克思晚年对英国人类学家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所作的读书笔记(系马克思晚年所作的5个“人类学笔记”之一)中,他就以一种鲜明的方式,再次声明了唯物史观的上述立场。他批判了梅恩夸大道德因素对政治国家之作用的唯心史观倾向,以笔记中罕有的大量笔墨,分析了国家的经济根源,针锋相对地指出:“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一当社会达到迄今尚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先是个人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人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人本身就是阶级的个人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⑧在这段引文中,晚年马克思宣布,“经济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这无疑又一次强调了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对经济因素的依赖性、依附性,再次肯定了经济因素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试问:马克思这里所表达的见解,不正是他先前的唯物史观关于国家与经济因素、经济基础之关系的基本立场吗?至少我们可以完全自信地宣布,在政治国家与经济基础、经济因素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的立场始终如一,“人类学笔记”与他先前的唯物史观,二者在立场上并无“根本性”“原则性”的差异。

  二、马克思如何看待血缘亲属关系与物质生产、经济因素的关系

  为澄清“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的真实关系,驳斥学界的错误流行见解,很有必要回应和辨析某些国内学者提出的“晚年马克思在其‘人类学笔记’中充分注意到了‘血缘亲属关系’的特殊重要作用,从而抛弃了传统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原理”的说法。必须承认,这一说法带有相当的迷惑性和误导性,容易在读者中激起某种认同。不作必要的回应和说明,所谓“‘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对立说”就仍有其存在的“学术空间”(即学术上的“庇护所”),笔者很难完全说服持不同意见者。

  在对上述论调进行质疑前,笔者首先肯定这一说法的某种“合理性”。的确,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充分意识到: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它是联结原始人的主要纽带,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不过,在他的理解中,“物质生产”“经济因素”与“血缘亲属关系”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关系(如某些国内学者所误解的那样),而是“紧密结合”“并行不悖”“有机统一”的关系。在晚年马克思那里,承认“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及它在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中的基础地位,并不意味着否定“物质生产是原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因素在原始社会及其发展中起最终的决定作用”的事实。在他看来,二者并不矛盾。血缘亲属关系只影响和制约物质生产这种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不取消或替代后者在原始社会发展中的根本作用、决定作用。“血缘亲属关系”涉及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质生产”涉及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们之间非但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反而是紧密联系、有机结合的:原始社会的物质生产,主要表现为血缘亲属团体的共同劳动,参与共同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是彼此间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团体的成员。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中,物质生产正是通过“血缘亲属关系”这一社会纽带来实现的。在笔者看来,绝不能仅凭“晚年马克思注意到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便仓促、轻率地得出他否定物质生产、经济因素在原始社会史中的“决定”作用的结论。如上所述,血缘亲属关系与物质生产、经济因素之间,并非什么“互相排斥”“相互矛盾”的关系,它们之间是能够兼容、有机统一的。关于“血缘亲属关系”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还需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承认前者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但在他看来,它在原始人的社会制度中的基础地位,仍然受到“物质生产”的根本制约。血缘亲属关系之所以能成为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的基础,归根到底,是由原始社会“物质生产”的相对不发展决定的。它在原始社会中的基础地位被地域、财产关系所取代,最终也要归因于“物质生产”的相应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血缘亲属关系同样是被物质生产、经济因素所“制约”和“决定”的。

  此外,为不少国内学者所诟病、责难的“经济决定论”⑨是否被“人类学笔记”及晚年马克思所赞同或支持?与国内不少论者不同,笔者提供的答案是肯定的。当然,笔者不赞同机械、抽象地理解马克思晚年的“经济决定论”,也不赞成脱离马克思的原意与语境,随意、机械地在探讨“原始社会及其发展史”时到处套用“经济决定论”。但是,必须指出,狭义的、特定语境下的“经济决定论”的确是晚年马克思及其“人类学笔记”的真实思想和立场。这里所说的“狭义的、特定语境下的‘经济决定论’”,就是指晚年马克思及其笔记所自觉坚持的“物质生产、经济因素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原始社会基本面貌及发展进程”的唯物史观核心立场。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就对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社会结构中的基础作用有了较为深刻、透彻的认识。他明确将物质生产的进步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肯定了人类社会基于物质生产的进步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基本规律、总体趋势。在其晚年时期,借助于摩尔根的科学资料,马克思清楚地发现,原始社会的发展也是符合上述基本规律的:物质生产的具体状况和发展水平,根本制约和决定了原始社会的基本面貌;物质生产的发展速度,影响甚至决定了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早期原始社会之所以发展极其缓慢,归根到底是因为当时物质生产的发展极其缓慢,而晚期原始社会之所以呈现较快的发展速度,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当时的物质生产发展较快;物质生产的进步,是原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原始社会史就是人类社会由于物质生产的推动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飞跃的前进、上升过程;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导致原始社会由某一阶段向更高阶段飞跃的决定性、革命性力量;不仅原始社会前进、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物质生产的发展,原始社会解体、文明时代形成的根本动力,也来自物质生产的相应发展。上述系列论断是符合笔记及晚年马克思思想的原意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笔记中明确提到摩尔根的一个核心论断:“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⑩这个论调强调的便是经济因素、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包括原始社会史)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往学界有一种不准确的理解,认为在晚年马克思及晚年恩格斯的学术理解中,是“人自身的生产”(人类的自我繁衍)或“血缘亲属关系”而不是“物质生产”在原始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物质生产”对原始社会只起“次要”作用),这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必须澄清的是,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理解中,对原始社会及其发展而言,“人自身的生产”绝不是什么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或推动力量,就其自身而言,它受到物质生产的根本制约,其发展状况首先取决于后者的具体发展水平。在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前,原始社会人类的大规模繁衍,从而人口的大规模增加,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原始社会早期人口稀少,食人之风盛行,这恰恰说明了物质生产水平对人自身生产的直接制约作用。事实上,在原始社会中,正是在某一形式的物质生产活动(譬如畜牧活动、田野农业活动)得到较充分的发展的地区,人自身的生产、人口的繁衍才达到了繁荣的景况。马克思的笔记充分注意到,正是大面积的农耕活动,“第一次提供了无限量的食物”(11),从而为人口的大量繁衍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条件:“在田野农业出现以前,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都很难发展到50万人一起生活并处在一个管理机关领导之下。如果有例外的话,那一定是平原上的畜牧生活的结果,或在特殊和例外的条件下用灌溉改善了园艺的结果。”(12)显然,只有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是“人自身的生产”(当然也不是什么“血缘亲属关系”),才称得上是决定原始社会基本面貌和发展水平,推动原始社会前进、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因素。

  三、“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有机统一

  至于笔记与《资本论》的关系,笔者先前发表的学术论文曾作初步的探讨或说明。笔者2010年发表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地位新界定》一文指出,“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二者的“主题”截然不同(笔记以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为主题,《资本论》则以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运行机制、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为主题)且“互不隶属”,但这两个相对独立的“主题”可以统一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主题”(即论证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暂时性”,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必然性”)之下(尽管二者服务于这一“主题”的方式和路径各不相同)。(13)在笔者看来,可以这样来理解或定性“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的关系:二者是马克思学术生涯、学术体系中“互不隶属”“相对独立”并存在一定“联系”(14)的两种学术探索活动的产物和体现;笔记与《资本论》,不仅在“学科性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哲学性质的笔记”(15),《资本论》则首先是“经济学著作”)上迥然不同,在“理论主题”“学术志趣”上更是如此,绝不能不加辨析和区分,将笔记简单归入“《资本论》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中去,或简单地从“《资本论》经济学研究”的视角来理解、定性笔记的“主题”“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那样将会导致对“笔记”本身的极大误解和误读,抹杀笔记自身的“独特性”及其承担的真实学术使命。

  在声明了关于二者关系的上述立场后,笔者还要郑重指出:笔记与《资本论》之间,虽然缺乏“直接”的学术联系,几乎不存在什么“笔记的学术研究是直接为《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服务”的情形(反之亦然),但是笔记也根本谈不上是对《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的“否定”或“超越”(西方学界的这种提法本身就是荒谬的)。这一点也是必须澄清的。笔者以下从“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深入说明一个重要结论:“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及相关经济学研究,绝不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的对立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关系。所谓的“人类学笔记、《资本论》对立说”,既不符合逻辑和常理,亦不符合事实。

  首先,马克思在笔记中所流露出来的“研究志趣”(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与《资本论》本身的“主题”“研究志趣”并不构成实质性的“矛盾”或“对立”。事实上,二者之间虽鲜有“交集”,但彼此间并无根本性的矛盾或冲突。恰如其分地说,二者是“并行不悖”“互不冲突”的关系。此外,从“价值观”层面,甚至可以说,二者是一个学术上的“联盟”关系:它们从不同学科层次,通过不同路径和方式,共同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暂时性”及“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性、必然性”。既然如此,怎能将笔记与《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截然对立起来,用前者来否定后者呢?事实上,笔记与《资本论》虽然在学科性质、学术主题、研究思路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在“价值目标”及“精神实质”上,却可以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都服务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们不妨试想一下,马克思晚年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毫无道理地用“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哲学研究”来反对和排斥(构成他40—80年代学术活动之重心的)《资本论》经济学研究呢?要知道,这二者都完全符合他的价值目标、革命理想,对其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都是必要的、有益的,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用其中一个方面来反对另一个方面呢?为什么不使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并行不悖,共同服务或致力于他的革命理想、革命事业呢?可见,所谓“笔记是对《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的否定”的说法,不符合正常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错误看法。

  其次,还必须澄清,“人类学笔记”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其他理论活动(比如《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已经“边缘化”或退居“次要”地位。在以往西方学界中,某些学者(譬如美国学者莱文、凯利)基于某种片面的、表面化的考察,仓促地得出结论:笔记的写作意味着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及《资本论》的兴趣“衰退”,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断定,马克思在其晚年最后时期放弃了《资本论》的创作,转向了“人类学研究”,我国学界也有部分学者附和西方的论调(如前所述)。严格说来,上述说法是不够严谨、不够准确的。这里首先必须指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及其所从事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这种研究构成了“人类学笔记”的“主题”、首要的学术志趣),只是他晚年诸多学术论著、理论活动中的一种,并不能囊括其全部学术活动,也不能抹杀或替代其他理论活动。笔记及其“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确实在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唯一”的理论活动(这显然严重违背马克思晚年的客观实际),甚至也不能认为它们是马克思晚年学术活动的“中心”(只能算是“主要活动之一”)。马克思晚年除了写作“人类学笔记”,试图进行唯物史观性质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外,还写成了《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等探索俄国及其公社未来发展道路问题的重要文稿,众所周知,他还创作了篇幅巨大的“历史学笔记”(16),其篇幅容量远大于“人类学笔记”。用“人类学笔记”及“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来排斥和替代晚年马克思其他论著、其他理论活动,是不可取的,这样做只能是人为地缩小了马克思晚年的学术空间,狭隘、片面地理解了他的学术志向。另外,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马克思晚年根本没有“放弃”或“忽视”《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仍在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相关学术工作。据我国学者的考证,马克思晚年为配合和延续其《资本论》经济学研究,在1875-1883年(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学笔记”写于1879-1882年,这两段时间具有“重合”之处)作了大量的(其数量十分可观)读书笔记。(17)据介绍,在马克思晚年为继续研究经济学问题、创作《资本论》“续篇”所作的大量笔记中,甚至还有不少关于“自然科学问题”的笔记(据相关学者的看法,这是为了配合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对相关问题的探索)。(18)以上情况有力地证明:《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并未在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活动中“边缘化”或退居“次要”地位。另外,马克思晚年所作的相关说明,更是为这一点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1879年马克思在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1881年12月他致丹尼尔逊的信中又提到,“我想尽快地完成第二卷(即使是我不得不在国外出版它)。我现在特别想完成它(马克思这里提到的‘第二卷’,指‘《资本论》第二卷’——引者注),以献给我的妻子”。(19)

  ①譬如美国学者凯利就明确断言,笔记表明,马克思晚年“正在超越一种仅限于经济学和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代表着马克思本人思想过程辩证发展的最后阶段的人类学,使他超出了他的大多数追随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范围;而在这一点上,说马克思就是他自己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并不过火”。参见[美]凯利:《晚年马克思与人类学》,载高崧等编:《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7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5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5页。

  ④“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即晚年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所作的读书笔记,系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地位最重要的两个笔记之一。

  ⑤具体地说,柯瓦列夫斯基用“氏族各支系血亲意识的削弱”来解释氏族各分支何以萌生“调整自己的财产关系,使自己不受比较疏远的其他各分支的参与和干涉”的愿望。见[德]马克思:《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页。

  ⑥[德]马克思:《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第26页。

  ⑦参见王东、林锋:《马克思哲学创新的重要铺垫——重新评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历史地位》,载《新视野》2006年第1期;林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四大哲学创新——兼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成熟论”》,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⑧[德]马克思:《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第510页。

  ⑨笔者注意到学界中一个“有趣”但不正常的现象: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不少学者(包括一些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声望”的研究者)一谈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经济决定论”的关系,便极力把二者区分开来,严正声明:“经济决定论”不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相关立场的准确阐释。笔者在此澄清:“经济决定论”这个提法是中性的,不一定是“负面用语”。“经济决定论”既包括为学界普遍批判的、带有机械论色彩的、违反历史辩证法的那种“经济决定论”(即庸俗化、教条化、形而上学的“经济决定论”),也包括另一种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后者并不认为物质生产、经济因素对人类社会每一微观领域、人类历史进程中每一具体事件都起直接的决定作用,而只是强调:物质生产、经济因素作为一种本原性的因素或力量,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最终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和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所持的便是这样一种“经济决定论”。

  ⑩[德]马克思:《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第126页。

  (11)同上书,第130页。

  (12)同上。

  (13)具体地说,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是从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高度,科学说明“不存在私有制”的原始社会的现实性及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历史由来,验证私有制、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暂时性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性、必然性;《资本论》则是从经济学层次,具体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运行机制、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科学论证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暂时性及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性、必然性。参见林锋:《如何科学界定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地位》,载《东岳论丛》2009年第8期;林锋:《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地位新界定》,载《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

  (14)当然,笔者坚决反对随意地、主观地谈论这种“联系”。在笔者看来,仅仅是在“价值观”的层面上,我们才能断言:“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本质性的“联系”。实际上,笔记与《资本论》除了在“价值观”层面上发生“间接的”联系外,我们几乎找不到二者之间任何“直接”的联系。我们很难设想,一部研究人类远古时代的著作,能对马克思考察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有多少直接的“功用”。或许有人会说,对人类早期历史的探索,或许有助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在笔者看来,这个看法是荒谬的。对此,笔者要质疑道:马克思即便是要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谓“起源”,也未必要到人类的“远古时代”(“原始社会”)去探寻“谜底”吧?为什么不从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去探寻这种谜底呢?人类的原始社会史,对于探索资本主义的起源,其“意义”即便“存在”,恐怕也是非常微小的。

  (15)参见林锋:《马克思晚年笔记和人类学的关系》,载《东南学术》2004年第3期;王东、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初答叶志坚先生》,载《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王东、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与西方学者的学术对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0期。

  (16)值得一提的是,晚年马克思篇幅巨大的“历史学笔记”对(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程的探索,在相当程度上与《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问题”的探索有关。

  (17)参见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462、470、540—559页。

  (18)参见上书,第461—462、470、557—559页。

  (19)马克思等:《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马逸若等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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