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erty and Its Abuse:Isaiah Berlin’s Thesis on Liberty Revisited

　　作者简介：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

　　内容提要：以赛亚·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论述具有广泛的影响，也造成了许多流行的误解。我们有必要依据伯林的核心文本与相关争论，对伯林的自由论述做出重构，辨识其中的三个主要论题：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同等重要的终极价值；两种自由都有可能被扭曲和滥用，但积极自由的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接近自由的“原初”含义。同时，在伯林关于自由的论述中蕴含着一个重要却未被言明的论点，这就是“否定与肯定的非对称性”。

　　Isaiah Berlin's discussion o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has been influential,but misunderstood in many ways.This paper makes a new effort of reconstructing Berlin's thesis on liberty based on reinterpretations of his core texts and pertinent debates.The author identifies three main arguments in Berlin's thoughts: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freedom are equally important as ultimate value;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are both likely to be distorted and abused,but the abuse of positive one is more deceptive than the negative one; and the negative concept of liberty is closer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freedom than the positive one.Finally,the author also explores an important but unarticulated idea of "positive-negative asymmetry" implied by Berlin's thesis on liberty.

　　关键词：以赛亚·伯林/消极自由/积极自由　　Isaiah Berlin/negative freedom/positive freedom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1XNL00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12&ZD012)

　　自1958年《两种自由的概念》发表以来，伯林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论述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伯林本人也对此做出了回应，尤其是在1969年版《自由四论》的导论中。虽然伯林对自由的论述丰富而复杂，但“提倡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仍然是一种对伯林自由观最流行的见解。本文试图澄清，这种流行意见不仅是简单化的，而且是误导性的。实际上，伯林对两种自由的概念区分只是他探讨自由问题的“入口”，其目的也不是要标举消极自由、诋毁积极自由，而是为了阐述两个核心论旨：一是限制对自由过于泛化和庞杂的理解，试图对自由概念做出更为恰当和特定的界定；二是揭示对自由的误解、扭曲和滥用在社会政治中的危险和灾难。本文将依据伯林的文本(并参考相关的研究)对伯林的自由论述做出重构，阐释其思想内涵，并注重澄清常见的误解和疑惑。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勾勒一些要点。

　　首先，伯林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的思考方式具有一种哲学敏感，尤其是警觉概念的笼统化使用。在他看来，“试图使政治词汇变得太精确便有可能使之变得无用，但是让词的用法宽泛到超出了必要的程度，对真理也是无益的”。①[1](P231)某种似乎能解释一切的概念实际上解释不了任何事情。概念化的工作需要以一种差异化(differentiation)的方式展开，使得概念具有特定的针对性与恰当的解释力。因为任何一种无所不包的宽泛概念，在哲学上会导致混乱，在实践中往往因失之空泛而于事无补。自由也是如此。其次，对自由概念的阐释存在着许多可能的方式，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划分，既不是界定自由概念唯一恰当的方式，也没有穷尽自由的所有含义，但这种区分对理解现代政治与思想史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仅仅从“消极”与“积极”的角度来把握伯林的自由论述是有局限的，甚至是误导性的。第三，伯林并不是消极自由的盲目鼓吹者，他意识到了消极自由的局限，也没有否认积极自由的价值。这两种自由都是人类生活追求的真实价值。两种自由都有其“确真的”(trust)形态和被歪曲或滥用的状态。但相比之下，对积极自由的滥用更具有欺骗性，而消极自由更接近自由原初的与日常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