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中国学者将“数学”与英文mathematics对应，于是术语“数学”成为学科大类的专名。在从战国到汉初的400年，除了“数”和“九数”外，那时的人们用什么名称呼数学呢？——有一个名称，那就是“计数”，它的出现要早于筹算、数术、算数、算术、算经、算学；更早于几何学、代数学、三角学、微积分等名称。“计数”，这是一个语义学上很通俗，但内容上古今变化很大的术语，迄今它仍是组合数学基础分支学科的名称。

　　在《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刚披露的北大藏秦代竹简中，鲁久次向算学家陈起提出问题：“久次读语、计数弗能并彻，欲彻一物，何物为急？”其中“计数”与“读语”相提并论，均为学科大类的名称。该简通篇讲“计数”、“数”的意义和价值，在国家管理中的大量应用，长达800余字，为中算史所首见，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于是人们注意到，《九章算术》风行之前，曾存在一个以精确计数进行社会管理为重要特征的时代。当时虽无算学专著流传至今，并不等于没有算学；虽无专职算学家，并不等于没有精于此道者。首先须看在诸子百家中，有哪些先贤对此有过论述。除《墨经》数学须专论外，首先要讨论管仲、荀况、韩非的观点。《管子》内容虽早，但一般认为战国成书，首开“计数”认知之先河。《荀子》、《韩非子》相承续，提出了各自对“计数”的看法。

　　《管子·七法》中首次出现

　　作为数学概念的“计数”

　　管仲在齐国进行改革，注重法治，在《管子·任法》中认为：“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逸而天下治。”即是说，圣君治国要靠法治而不靠个人才智，根据数量标准而非说教，依据公道而不谋私利，掌握大政而不拘泥细节，这样就可以垂拱而治天下。

　　《管子》中“计数”凡六现。《管子·七法》：要做到治民、强兵、胜敌国，除具备形势、器械之外，要懂得“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这里，“器”是军备，“数”解作“策略”。接着，他提出治国“七法”：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其中对第三法的解释是：“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规矩准绳和度量衡这些测量仪器和数学工具成为“法”的核心，变成最高准则、衡量是非的尺度、判断优劣的标准和进行赏罚的依据。

　　第七法称：“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这在中算史上是第一次对“计数”所作的明确定义，把硬度、重量、尺寸、密度、距离、数量等都归为“计数”的对象，也就是前一句“法”的内容，由此可知“计数”在当时犹言“测量”、“度量”和“计算”。

　　在《七法》中还论述了“计数”的重要性：“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在《七法·选阵》中指出“计数”应用范围也应扩展到军事：“若夫曲制时举，不失天时，毋圹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这里的“计数”含有“计划”的意义。

　　在《幼官》的“（九）西方本图”和《幼官图》中，重复表述：“间男女之畜，修乡闾之什伍，量委积之多寡，定府官之计数。”“畜”，生育数量；“什伍”，乡间的编制；“委积”，物资贮备；特别提出要核定各级官吏的数字。

　　以上含有“计数”的引文，说明管仲认为“计数”对于求实、立业、建政、富国大有用途，管仲的重数政策构成依法治国的核心，阐述当时对“计数”的理解和应用的范围，表明其丰富的数学内涵和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性，确证“计数”是当时的数学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