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上海报人的黄金时代，其时报人一改往日穷酸落拓的末路文人形象，是令人羡慕的“无冕之王”。这一变化始于民国初年，晚清时期当过报人的姚公鹤就曾感叹说：“在十数年前，新闻记者为一种文氓职业，社会殊不重视，渠执业时每日黄昏至社办公，数时即竣。归去偶遇亲旧，伪云教读夜馆，不敢明告也。今者新闻记者之头衔，唯恐人之不知。其地位之增高，不可谓不速也。”

　　事实上，报人社会地位的改变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除了行业发展的因素之外，报人职业群体自身的变化是重要原因。

　　从“士的末流”到新式教育精英

　　早期的上海报人的出身多是科场不得意的文人，为生计所迫才托身报馆。《申报》老报人雷瑨回忆说：“彼时朝野清平，海隅无事，政界中人，咸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为博取富贵功名之计，对于报纸既不尊崇，也不甚忌嫉妒。而全国社会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报纸以抒发其抑郁无聊之意兴，各埠访员，人格尤鲜高贵”。[作者注：《申报馆之过去状况》，申报五十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

　　直到20世纪初年，情况也没有明显改变。包天笑在准备进《时报》馆当报人时，亲友也都表示反对：“当我就职时报馆的时候，我的家乡许多长亲，都不大赞成。他们说当报馆主笔的人，最伤阴德，你笔下一不留神，人家的名誉，甚至生命，也许便被你断送。”[作者注：《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322页。]

　　早期报人社会地位不高，同报人的出身和其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虽然当时报人多数有科举经历，不少人还有功名，可是当了报人之后，在时人眼里仍是士的末流，他们也时刻担心自己被边缘化，一有机会，还是会参加科举考试。

　　《申报》第一任总编纂蒋芷湘入《申报》馆12年后考中进士。中进士后，蒋氏离开《申报》馆，直奔仕途。在科举制尚未废除之前，这批报人还是时人眼里的另类，是末路文人。加之当时确实有些报人品行不端，如《字林沪报》主笔为与《申报》竞争，贿赂《申报》排字房工人，盗取《申报》电讯稿，有的报人借新闻报道敲诈勒索等等，这也使报人社会形象受到影响。

　　民国以后，报人整体素质发生根本改变，那些接受新式教育的精英渐成报人的主体。他们或是留学海外或是毕业于国内著名大学和新式学堂。这批人有旧学根基，也受过新式教育的训练，不少人通外语，还有机会出国考察甚至周游世界。因此，这批人知识广博、视野开阔。特别是与前辈相比，他们更具备职业素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顾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