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桴》是东吴大学学报的创刊号，于1906年6月出版发行。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的出现，大学学报也相继诞生，而《学桴》则最先出版，标志出鲜明的领航意义。111年过去了，无论对研究高校学报的发展历史，还是研究学报与大学的关系，《学桴》都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

　　创刊号初具基本规约

　　东吴大学创办于1901年，其前身为1879年曹子实等人创办于苏州的存养书院（后改名为博习书院）、1882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创办于上海的新式学堂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96年孙乐文（David L. Anderson）创办于苏州的宫巷书院（Kung Hang School）。1899年博习书院并入上海的中西书院，1901年宫巷书院迁入博习书院旧址，由此东吴大学正式诞生。

　　上述三个书院未见有自己的学报，然而在东吴大学创办两年后的1903年，一份标明为“东吴大学堂杂志”（Soochow University Annual）的《雁来红》出版了，时任校长的孙乐文在刊首写了《序言》，该刊发表了十多篇讨论中外历史、探究科学问题的学术性论文。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该刊已经具有了大学学报的属性，如果成为连续出版物的话，这就应该是我国大学学报的肇始了，只是不知何故，《雁来红》只出版了一期便戛然而止。然而，从中已经可以看出校方拟办学报的动向，就《东吴学报》本身的历史来看，《雁来红》的创办无疑是一段前史，也是《学桴》问世的先声。

　　1906年6月，在东吴大学成立五年、多学科兼备的格局基本形成后，《学桴》应运而生了。这里要说明的是，创刊号的封面很特别，画着一艘张着“学桴”之帆的航船行驶在波涛之中，而桅杆旗上另写有“东吴月报”四字。显然“学桴”和“东吴月报”两个名称是兼用的，而后者更具有大学学报刊名的特征。从创刊号的《本报简章·名目》下的说明“本报命名《东吴月报》，系苏州东吴大学堂所刊发之杂志”来看，学报的正式名称当是《东吴月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学桴》的名称呢？其间或有办刊者的商讨斟酌，也可能与首期必予明确揭示“学桴”之办刊宗旨有关。事实上，主用“学桴”与主用“东吴月报”之间是有所协调的。第二期即改名为《东吴月报》，连续出版了12期。而自1907年11月起，因需要将月刊变为双月刊，复又采用了《学桴》之名。然而无论如何，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自《学桴》诞生，东吴大学学报便正式问世了，自此，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学报有了一个标志性的开端。

　　一份学报是否为正规性创办，有一些必要条件，而《简章》体现其组织形态和运行方法，是学报“办之有据，办之符实”的重要标帜。《学桴》（《东吴月报》）有简章一则，分六款：“（一）名目。本报命名《东吴月报》，系东吴大学堂所刊发之杂志。（二）期数。月出一册，唯暑假、年假之际停出二期，全年共出十册，西历每月一号发行。（三）本报分图画、论说、学科、时事、译丛、丛录六类。（四）报价。订阅全年每份大洋一元二角，邮费在内。唯邮政不通之处，报民局递寄，信力自理。报费无论多寡，均祈按例先惠。又凡定报之函，寄费自给。（五）外稿海内大雅，如有鸿作登寄，尤所欢迎， 原稿请惠寄苏州天赐庄东吴大学堂。（六）如蒙惠登告白，刊例不详载，函商、面议均可。”

　　这六款以刊名和杂志属性开宗明义，同时说明了出版周期、杂志类目、公开发行的性质、报价、订阅和邮寄方法，特别是第五款“海内大雅，如有鸿作登寄，尤所欢迎”，表明学报用稿的开放性。最后，对刊登告白（广告类）的事项进行了约定。置于近代报章事业发轫才十多年的背景下客观来看，这一《简章》应该说比较周延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学报已具备了基本规约。当今学者往往以这些条款作为初创期大学学报《简章》的代表，是有识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