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学者永积洋子所编的《唐船输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记载，江户时代每年都有不少“中国墨”远销日本。另外，日本唐通事编纂的教科书《译家必备》中，就曾提及长崎贸易中的“三百挺徽墨”。显然，唐船输入品中的“中国墨”，主要指的应当就是徽墨。关于这一点，也得到了现存于日本的诸多中国“访帖”之证实。

　　18世纪后期，浙江有一册图文图书，因供奉宸赏而声名大噪。这部让南巡的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之《太平欢乐图》，书中有一幅图反映的是当时市面上颇为畅销的“新安墨”。“新安”是徽州府的前身，所谓新安墨指的便是徽墨。画幅中，一位头戴暖帽、面朝左看的清朝人，左手拎着一个蓝色包袱，右手捧着一盒徽墨，图说曰：“徽州之新安墨盛行于浙，凡携箧走书塾觅售者，新安墨也。”这是有关徽州墨商的一条珍贵史料，反映了盛清时代徽墨在长三角一带的流行。结合图像与文字，可见当时的徽州墨商，将徽墨放在蓝布袋内，沿途叫卖，并前往各处的私塾中兜售……

　　自公元10世纪以来，中国墨业的中心便自河北转移到了皖南的歙州（即后来的徽州）。当时，奚廷珪随父亲奚超从“风潇潇兮”的河北易水，迁至皖南的歙县。奚超是位制墨高手，他抵达歙州以后，发现黄山白岳之间松树苍郁，水质又好，是制墨的极佳场所，遂决定卜居于此，以制墨为生。他们在当地制作松烟墨，质量上乘，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奚廷珪也因此被赐姓为李，后世遂以“李廷珪”留名青史。

　　在科举时代，徽墨除了作为一种实用的书写工具，还被当作精美的艺术品，供文人把玩鉴赏。正因为如此，徽墨也被当作送礼的佳品，在国内外广泛流通。16世纪中叶的嘉靖年间，日本和尚策彦周良两度作为使节前来中国，后来，他将两次出使的经历撰述成文，此即著名的《策彦和尚初渡集》和《策彦和尚再渡集》。书中，就多次提及作为礼品的徽墨。及至清代，徽墨在日本、朝鲜、琉球等地都相当著名。徽州制墨名家方于鲁编纂的《方氏墨谱》，在江户时代（1603—1867）还被收入日本文人所编的画谱中。

　　从现存的贸易资料来看，在清代，徽墨曾大批远销海外。据日本学者永积洋子所编的《唐船输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记载，江户时代每年都有不少“中国墨”远销日本。另外，日本唐通事编纂的教科书《译家必备》中，就曾提及长崎贸易中的“三百挺徽墨”。显然，唐船输入品中的“中国墨”，主要指的应当就是徽墨。关于这一点，也得到了现存于日本的诸多中国“访帖”之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