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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化”趋向与乡村危机的另一面相——基于《退想斋日记》(稿本)的一个学术思考
2020年09月16日 15:18 来源:《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 作者:王先明 字号
2020年09月16日 15:18
来源:《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 作者:王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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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危机,学界已从多个角度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这些解释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乡村历史演变(乃至于对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都不无启示。但是,随着历史认识的深化,尤其是新的史料或史实的不断出现,既有的认知亦面临着进一步的学术追问。在对“宏大叙事”深刻反省和另辟新路的追求中,个案研究和精细化叙事的选择成为一时之盛。基于此,晋省乡绅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成为学界高度关注并借以透析乡村社会生活情状的重要史料。但是,无论是注目于《退想斋日记》(以下称《日记》)本身的解读还是聚焦于乡村历史的透析,对于《日记》中相关的“非农化”经营趋向与乡村危机的记述却未予关注。而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却是值得深入探讨和解析的重要学术论题。 

  一、民困不堪言 


“民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都变了一团糟糕。一般忧国之士,莫不举首蹙额的喊着:‘中国的危机到了!’……中国的危机,决不是因为民族的精神不振,也不是因为国民缺乏礼仪廉耻种种的美德,而是因为农村经济的基础,已逐渐动摇,且有濒于破产的趋势。历史上的政治革命,都含有多少社会背景,而且可以说,大多数是以农村经济破产为背景。”在这一“农村总崩溃”大势中,《日记》具体而精微地描述了自己居处的乡村情状:其一,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乡人家皆坐困,“物价腾贵已极绝点”,“人民之生活程度日益高昂,而世局之危险日益甚,民何不幸而值此时耶”的危机持续发作,一直到1933年之际竟至于“民穷财尽达于极点,农业不振,生路将绝”。其二,“非农”经营者,即造作草纸的家户在这一危机中的景况更为突出。“里人之生活全赖造作草纸,今冬金融紧急,以致草纸销路不畅,价渐减低,不足工本之资,每日工作难供生活之费,抑亦苦矣。”其三,作为“农村总崩溃”的危机造成了普遍性贫穷,“农家破产”趋势愈演愈烈。“‘农家破产’四个字是现在之新名词,谓农家颓败不得守其产也。当此之时,民穷财尽达于极点,农业不振,生路将绝,即欲破产而无人购产,农困可谓甚矣。”

    
《日记》重点记述“造作草纸”农户生活的困境,但生存危机显然并不仅仅及于此,“今秋农皆受困,而造纸亦困”。作为乡绅的刘大鹏自家生活也不免竭蹶艰难,“家已贫穷,将有绝粮之患,欲购无钱,欲赊无处,市面概不周行,邻里亦皆窘困,世局业已动摇,摊派层出不穷,官吏佥不恤民,人民均没生路”。一直到秋间收获之季,他家仍然生活难以为继,“家中穷困无钱完粮,安仁都之甲户头今日到门来催。上年之粮未完,又催今年之粮”。刘家尚且如此,普通民户可想而知。

    
刘大鹏的生活和交往圈不大,基本上局隅于太原周边及晋中一带,所能体察和感知到的乡村危机情状自然有限,可谓是乡村危机的“晋中征象”。但其《日记》所记的点滴情景却真切而鲜活,由此呈现的乡村危机的地域特征当然也很独特。

    
一是危机持续发展,而且与政局动荡、村政败坏诸因素相互叠加,加重着乡村民众的生存危机。“粮价大涨,民食维艰,大现民穷财尽之气象。市面周行全是纸币,并不见一现钱。商家坐困,生意艰难。”促成村民生存危机的原因甚多,在刘大鹏看来地方政治不良当为主要因素:“吾邑县长屠孝鸿莅任四月有半,无一善政以及于民,吾邑秋获半成者多,三、二厘者亦不少,幸未大歉。然民穷财尽之象竟现眼前,商市一切周行,全赖纸币,而商家所出之纸币禁止周行。”“官夺民利,古人所禁。今者民间之利竟为官厅所夺,民于是益穷,财于是益尽”。这种官商共谋掠夺小民生存之利的恶政,《日记》中所记甚多。

此外,由官商勾结而形成的金融风潮(银贵币贱),是加重村民生存危机的又一致因。“不见一元大洋,仅凭纸币以交易,一旦起风潮,纸币失信用,则为害非浅矣。此为眼前之一大患,人人皆能虑及也。百物腾贵异常,人民生活程度困难,端由于无一现洋,尽行纸币之故耳。”所谓“银钱紧急,市面大形湿滞,粮价因之又涨,穷困小民俨有不能卒此寒岁之虞,故刧路之案,明火之案,数见不鲜,岌岌不可终日”。除此官商勾结之要因外,“烟毒盛行”也为因素之一。“则有泡泡、料料等毒,盛行于斯时,无论男女老少者莫不嗜好,而沾染其毒者十分之三四矣。此为人民之大害,抑也为人民之刧数也。”数因相结,多害相连,遂成此危机之局:“吾邑之害纷如,非但官吏肆虐,扰民不安,抑且有媚官殃民之绅士,借公营私之乡长,加之地痞、流氓,借仗官势,扰累闾阎。”

    
二是危机影响广及于村民全体,不论贫富,盖无幸免。乡村危机的持久延展,累及万千农家,不仅仅贫贱小农深陷绝望之境,所谓绅富之家也竟穷困无措。《日记》多处记述作为乡绅的自家生活境况:“年关在即,外债来逼,予家贫穷不免受窘,盖由生活程度今岁增高较去(疑脱漏一“岁”字——引者)不止倍蓰也。”作为乡绅的刘大鹏,除必要的地方公务(他是较为被动地参与公务)外,还经营土地,甚至又新增加矿业业务,经常入驻柳子北岔煤矿、南岳煤矿。他与韩金成之兄韩实成“共伙开采石门窑煤矿,号德昌庆,予出八八制一千二百缗,韩实成之资本以牛并驼及一切应用之器具,经众估时价,作□制钱六百缗,作此生□,迄今十有六年,虽未大发财源,却年年稍有赢余”。显然,有着多项收入的刘家也仍陷入生活的困顿之中。

    
不唯如此,甚至许多豪富家族也频频破败。“阳邑镇昔为繁华之村,富户甚多,今则村中无一富户,致气象大为雕(凋)零,楼院折(拆)毁十分之七八,人物亦大为减色,读书亦寥寥无几也,言之不免凄怆。”曾经富誉三晋的里满庄,于今也是以“拆毁楼院”度日,“将不得为大村落矣,可胜叹哉”。
    
《日记》所见的乡村危机,并不体现为两极分化的贫富不均之困,而是整体衰败的全面危机,甚至富家绅户的败落更为突出,如1930年1027日在晋祠镇所见:“午后赴晋祠,各商号皆言:商况不振,坐食无生意,将有倒闭之情形……日入西山,各商号即行闭门,观街市之气象极惨、极惫,深恐再有刧案之发生耳。吁!可畏也已。”
    
其实多年来即“富者皆贫,铺号大减”,追“自光绪年间,富家渐败,迄今贫穷”。《日记》时常描述的乡村败象,更多地集中于富家群体,以至于“上等社会之人亦寥寥无几,可慨也已”。
    
三是对于乡村危机,政府并无救治措施,以致乡村破败趋势无力可挽。作为深处表里山河的一介乡绅,刘大鹏更多地拘守着借以安身立命的旧学,面对世变之亟形成了相对抵触的心结。“予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遂另图生计,度此乱世。”对于“乱世”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民不聊生,新政权无有举措。“民国以来,凡为政者无一不是争权夺利,无一不是残民以逞,以故世乱纷纷,年甚一年。无一年之不构衅,无一年之不开战,地方糜烂,生灵涂炭,有心世道之人其不退处山林,度斯乱世,可慨也已!”刘大鹏深感自己生不逢时,家道之衰落和穷困皆由于政权之易变。他之所以“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故常常入山整理其事”,实为“处于乱世,所学不行,聊藉一业”。

“党国成立,不为民兴利除弊,一任官吏之贪酷而问,绅士之暴虐而不究,人民之诡诈奸险而不知其非。”而且“所行百物之税均加倍蓰,又有婚证税、所得税、割头税勒逼行之。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百物皆贵,岁岁累加,“政府加税毫无遗漏,蚩蚩小民敢怒而不敢言”。刘大鹏始终认为:“当此之时,世局纷纭,人民受困已不堪言”的生存危机,主要在于政府之“苛虐之政”,“凡在政界名曰为民兴利除害,实则利未曾兴,害未曾除,而小民被扰已有日不聊生之势矣”。

    
面对“民穷财尽达于极点”的乡村危机,地方政权“仍无救济之方法,民已到九死一生之地位,而大小官员毫无忧恤民瘼之意,仍然严征钱粮,需索公款,加增捐税,逼迫村款”。《日记》中刘大鹏的悲愤痛恨之情更多地聚焦于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为政者均属奸邪,并无正人君子,以故年年捣乱,无一岁之宁”。“牛鬼蛇神擅威作福,收得是捐,敛得是钱,为的是财米油盐,那知地瘠民贫,今日却夸权在手;蝇营狗苟植党聚群,开什么会?受什么罪?说什么功名富贵,已经天怒人怨,何日方见雨霖[淋]头?”
 

  二、造纸不耕田 


   不难判断,《日记》描述的乡村危机不是农业危机,而是广泛波及整个乡村基本生存的问题。业农者固然生活艰蹶不堪,即使作为乡绅的刘家也陷入“家已贫穷,将有绝粮之患”的困境,以致沈艾娣将其归结为“穷人”,“20世纪以降,刘家衰落了。到20世纪30年代,高粱构成了他的每日三餐,他们也付不起取暖的煤钱。”而非农经营者亦同罹此患,“以致贫困无聊……蒸草之锅全行空出,里人竟成苦伶仃之气象”。

但是相对而言,由《日记》所述可知,“非农”经营者却成为刘大鹏关注的焦点。“里人之生活全赖造作草纸,今冬金融紧急,以致草纸销路不畅,价渐减低,不足工本之资,每日工作难供生活之费,抑亦苦矣。”据《日记》1930年至1934年间所记内容,言及乡村人民生活苦况时,必以此“非农”经营者(即造作草纸者)为重点,如下表:
相比较而言,《日记》中关于商家和农家的记载却是极为有限的几笔,如“世困民穷莫胜于今日,商务业已停顿,倒闭之号已多”,农家皆困苦非常,生活之路杜塞难开,“农家莫不受穷,佃田之人皆歇”等。据此不难判断,刘大鹏所居之乡村已经呈现着“非农化”演进的趋向。

    
饱受农耕文明养育的刘大鹏对于乡土社会中的“非农化”趋向的抵触心理十分鲜明,将此视为“世风之凌夷,不可言矣”的痛心之事。尤其是对“非农化”农家的生存景况,他忧心忡忡:“吾乡视农事甚轻,则积粟一事知之者甚少,又安有三年余一、九年余三之家乎?”面对生存危机,他警示地告诫:“务农之家虽不能有余粟,尚可以撑持一年,至如造纸之家,凡食的米面日日量买,家无三日粟,缶没一粒粮。朝食朝买,午食午买,晚食晚买,如此人家一乡总有大半。”

    
这种“非农化”趋向并非20世纪30年代特出的问题,对于刘所居的家乡而言是经历既久,且持续发展的一个历史进程。晚清以来,赤桥村是山西较有名气的“晋祠草纸”主要生产地之一,在造作草纸的三大村落中(兰村、纸房、赤桥),赤桥居其首。按日记中反复强调的情况看,一乡之中“非农”经营者(即造纸者)占有绝大多数。1932117日内容记述:“吾里人民资造作草纸者十分之八九,资务农者十分之一二”。此内容竟与13年前(即1918年)所记情况几乎完全相同:“里人生涯资耕作者十之一,资造草纸者十之九。”岂止如此,早在1892年即光绪十八年时,《日记》就记述了“吾乡人众,务农者十之一,造纸者十之九”的现象,亦即该乡十之八九为“非农经营”的情况,已经是一个长期稳定的结构性态势。“在赤桥多数人家靠造纸为生,根本不耕田,当纸业市场萎缩,谷物价格上扬时,他们受创颇深。”令人深思的是,“无禾稼可望,则朽(应为枵,原书错误——引者注)腹而啼饥者,诚不知其凡几”的所谓“刘大鹏之忧”,并未影响到乡里社会“非农化”趋向的持续变动。

    
事实上,除灾荒发生的特殊时期,造作草纸的收入相对农家经营而言还是丰足一些。刘大鹏所居赤桥村,按平均计算,“每家年得三百二十元之谱。全村年得二万五千一百一十六元之谱。而其工资成本每家平均六十元,故其绝对利益每家平均二百六十余元,全村共得二万余元”。大致同一时期,邻村纸房村“长工年给工资只是7080元”。作为比较,这一收入平均比乡村教师还要高不少。据《大盂黄寨青龙镇三村访问记》可知,当地教师待遇年薪一百五十元至一百九十元;此一工资水平,“按山西的生活,足当四个农人以上的收入,不谓之少”。整体上看,“非农经营”比农业经营者投入少、费时少,却获利要高许多。

    
乡村社会中的“非农化”趋向虽然规模有限,却绝非孤立的个案现象,而呈现着趋势性的意义。调查资料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花县,“出外洋营生者在全县四十万人口中,约占20%以上……从外洋汇款回乡……大多购买田地,坐食田租”。在所调查的22个乡村中,农户只占76. 8%,水口乡600户是半农半商的。马若孟根据“满铁调查资料”,也关注到非农化趋向问题:“这些论据用来说明农民怎样在农业和非农业工作之间分配劳力,怎样对农业或者非农业活动进行投资,如何使用他们的耕地种植现金作物和自给作物。”他认为,“来自非农业活动的收入对每个没有足够的耕地的家庭收支都有重要意义。总收入中几乎1/4来自非农业工作,这也应该被看作全村从非农业活动中得到的收入水平”。其中,沙井村“自19世纪末以来”“就越来越依靠非农业收入”。据计,在17户农户收入统计中,非农业收入占比:40%以上有5户,20%以上5户,20%以下5户,只有2户无非农业经营。平均收入占22.5%

    
马若孟研究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历城县冷水沟村。这里大多数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但3/5的只有10亩或不到10亩土地。因此大约“300户农民需要非农业收入的补充。所以只有60户农民有足够的土地生产家庭所需”。农民通过各种各样的副业工作补充他们的农田收入,手工作坊、草帽编织等,甚至有一定规模性制作作坊,对机器编制产生警觉。

    
李伯重认为,根据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调查,江南农村中的非农人口,大约占农村人口的10%。实际上,这种“非农化”现象为时既久,早已存在。据史料记载,16世纪后期已经呈现出这一趋向:“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所谓“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去农”。

    
因此,《退想斋日记》所记述的太原县乡村“非农化”境况,既非“特例”,亦非偶发之现象,它是内在于中国社会发展态势中长期存在并持续演进的一个走向。
   

  三、菁华成丘堆 


   对于30年代乡村危机的境况,《退想斋日记》着墨较多:“里人莫不言世穷财困……家家典钱,户户支差,而天寒地冻又不能造作草纸度此腊月,抑亦苦矣!”目睹此民不聊生“有岌岌乎不可终日之势”,刘大鹏认为此非太原一县如此,“则全省如斯,而全国亦莫不若此也”。而且“民穷财尽四个字,活现眼前”的乡村危机持续经久,“由十九年冬起,迄今五年矣;日甚一日,世局若此,此大可畏惧!”时至1934年春间,连续数年的困窘,导致“农村破产而产无人购,贫民售物而物不值钱,晋人所以穷困无聊……农家受害不可支持,遂将各商号连累,倒闭者至十之七八,即未倒闭之商号,亦奄奄一息气耳。富家竟成贫家,农户皆成穷户”。正是身处危局且又无可救助的情势下,作为太原县域西南一区绅士的刘大鹏竟采取非常之行动,以78岁之高龄组织四人代表亲赴五台县要求面见阎锡山,为民请命。

    
“中国以农业为本,农业盛则国家强盛,农业衰则国有衰弱。现在农皆受困,已经臻极点,而一切官吏非特不恤农民,而反横征厚敛,剥削民财。此等政事,上干天怒,下拂众心,既欲天下国家久安长治能乎否?”作为一介乡绅的刘大鹏始终秉持“农本”立场,关注着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持久影响。但《日记》中客观记述的内容也提示我们,乡村危机并不仅仅是“农业”本身的危机,更不能简单地局限于“人地”矛盾的视角加以考量。尤其是刘大鹏所处地域社会,危机所及更多地集中在“非农”业户方面。1934年从新春之始,其《日记》中就不断地记述了当地乡村的危机境遇:

正月十三日,新年以来,商号皆闹亏累,多不开市。凡为财东者,莫不受其累,则富家亦成为贫家矣,非仅一县为然。闻之各县,亦皆若斯。

十七日,吾县商号元宵节开市,仅开半数,歇业者大半。晋祠亦然。世局之危险,即此商业颓败一节已可概见。

十八日,晋祠镇之十名保卫团丁,今日已经裁撤,亦因商号无名故也。

二月初一日……今春正月,城镇村庄大小商号倒闭至十之七八,金融为之奇慌。市面周转不通,农家产不能破,贫户物莫能售。凡商号之财东,多被拖累,非特身受贫穷,而且受债权人之攻讦。各县皆然。吾太原一县尤甚……

由其所记述内容可知,这场危机所及更集中于“商家”:

    今年商号多因亏累倒闭者十之七八,商人困在家中,即欲再觅一吃饭之处而不能。商业失败由于农业之大衰,农商两业为世间紧要之业,此业既失,何以立国?

至于赤桥村的“造作草纸”人家,更是“里人瞆瞆,不计自己之生活,祇图一时之热闹。今春草纸不能畅销,则于生计大有关系,乃不畏乎窘困,仍然肆意妄行,亦良可哀也!”因为“里人不重稼穑而重造作草纸,为阖村之生计,故耕作之田无多”。乡村危机之困首当其冲亦为“非农”经营的“造作草纸”人家。是故乡村危机并不局限于农家或农业层面,而是“商家倒闭者十之八九,农户十室九空”。造作草纸的“赤桥村民,困苦尤甚”的记述,则从一个侧面体现着乡村危机是远远超越了农业业态特质的危机。

    
20世纪30年代之际,《日记》多处记述了乡村社会“农皆受困,已经臻于极点”的情状,但其日趋衰败的走势却由来已久。历时半个多世纪的《退想斋日记》内容给予我们的提示是,对于乡村危机的认识应该有一个长程性审视,不可简单地局限于30年代。《日记》相对集中而不间断地记述了太谷县里满庄由富丽堂皇而衰败不堪的境况,此足可为我们提供一分析样本。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中旬,刘大鹏携其子到太谷“敬省父亲大人”时就有记述:

数年来来此处。兹者观此里,气象更觉凋零。回想余少时,此里甚富足。而亭台楼阁,不可胜数。遥而望之,诚不异秦之阿房宫也。论宅舍华美富丽,不但太谷一邑,实可冠太原一郡。未几而富者贫矣,欲卖宅舍,无人居住,乃谋一拆毁之法,以卖砖瓦木料于他乡一俗……今者里中几无完全街市矣,真令人触目伤心!

作为比较,刘之家乡赤桥村也早在1894年间处于同样的衰颓态势:“吾里昔日,家道富饶者,亦颇不乏……凡此不过阅二三十寒暑,遂至人亡家败。”据《日记》所记,乡村日趋穷困走向衰败的态势早在1894年间即已凸显:

当此之时,民皆贫穷,较余少时之世即大相迳庭,何论昔日乎?少之时,吾乡家给人足,即如此数日时,晋祠赶会、太原城庙抬搁到晋祠迎神,吾乡一带村庄,无论男女老幼,衣服焕然一新。今则不然,间或有之而已。抚今思昔,能不慨然!

在上述所记20多年后即1915年的日记中,刘大鹏再次记述了里满庄情境:

    此村楼阁亭台,甲于太谷,村庄亦大。昔有数千家,现今破坏已甚,拆毁者十分之七八。村中瓦砾乱抛,举目皆凋零气象。富者皆贫,铺号亦大减,户口不及昔年之半。

子来此处,东家之铺号倒闭甚多,村中气象萧疏亦甚。而花费仍巨,故较昔日大减。

《日记》中记述的里满庄可谓一路衰败,满目凄凉。距此次所记二年后(1917年2月间),又有如下文字:

    
此村为昔日菁华荟萃之区,富室林立,十步一楼,五步一阁,胜境也!自光绪年间,富家渐败。迄今贫穷,驻宅无人购买,竟拆毁全宅,零星出卖,砖瓦木石于远村。年复一年,已拆十分之七八。村庄破坏,气象彫敝,令人目不忍覩。所见之人,贫不聊生矣!昔年村有数千户,现仅三百余户。

    
民国十一年(1922年时)二月初一日,刘大鹏偕友人李敬元又南游里满庄。此日所记是:(里满庄)“拆毁之楼院、亭院率皆壮丽,只因无人购买成院,不得已而拆毁。庄人言,昔年三四座楼屡年拆毁,迄今只留四十八楼。村中成为荒邱者多。生齿亦大减,盛时有三千余户,民国八年改行村制编闾,仅有三百八十户,盛衰大相悬矣!”又经六年之久,即民国十八年正月二十日(1929年)《日记》中描述:“予往里满庄一游,拆毁楼院又多。五楼院为太谷一邑之巨宅,亦将拆毁。其南长工院已经拆开,今春势必又拆,将不得为大村落矣,可胜叹哉!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正月二十七日,已然七十八岁的刘大鹏于新春正月再游此地,面对满目苍凉的村庄,他不胜哀叹:

    
(里满庄)昔年富户甚多,迄今疲败太甚。村舍竟成邱堆,非但无一富户,而村民莫不贫穷。吸食毒料者皆为劫墓之贼。户亦大减,三千余户之赋现仅二百余户,不禁有今昔之感,戚戚然于心也!

    是年十一月十九日,当为刘在《日记》中最后一次记述这个始终萦绕于怀的村庄了:

     
迄今里满庄大败,现在仅有二百来户,率皆贫困,拆卖楼阁亭台而度日者十之八九,无一富户……

《日记》内容表明,晋中乡村社会日趋衰败的态势,至少从19世纪末已经开始,可谓一路狂跌,直至20世纪30年代达于极点。将近半个世纪的乡村衰败景象,反复映射于心、冲撞于怀,相较其年幼时关于里满庄“富丽堂皇”的历史记忆,不啻如梦如幻:

     
回忆从前一切之事,无非梦幻耶。无论富贵贫穷,皆在梦中过活,究出于梦之中。子虽号为梦醒子,究未曾大醒耳!
 

  四、抚今徒慨然 


“予本清代遗民,国变以后,伏处畎畝度此余生……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种种事件无一不违本心,积忿积恨无处发洩,惟借吟咏以写一时之感慨。”刘大鹏一生伏处乡野,识见有限。《日记》所录均为亲历亲闻亲见之事,即使多有不合时宜违逆时代的主观评点,亦乃发乎于本心。“然虽笔之于册,不敢为外道也!”故所记内容少有矫饰杜撰之嫌。通过流淌的文字,我们观察到一个乡村演变历史鲜活而生动的样本,它所承载的内容足可引起我们更深一层的学术思考。

    
其一,《日记》内容显示,1893年时“吾一乡之中,资造纸者十之八九,资务农者十之一二。务农之家,虽不能有余粟,尚可以撑持一年,至如造纸之家,凡食的米面,日日量买,家无三日粟,缶没一粒粮……如此人家,一乡总有大半”。此与五十年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七月初九日的)《日记》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吾村之人造作草纸者十分之七八,务农之家十分之二三。存麦之家寥寥焉无几。”

    
半个世纪的岁月流迁,经历了诸多重大历史事变和国体更易,也遭致诸多灾变和地方权力的更迭,而乡村社会中“非农”与务农的结构比例却始终稳定在十之七、八与十之二、三之间。而且,“非农化”经营始终是乡里生活的常态:

    
吾里人民皆资造草纸为牛。每岁季秋,家家户户各修暖纸墙馆之左右,其墙甚多。日来里人鸡鸣而起,即来此间挑水和泥,天晓塗抹。一家抹墙,邻人相助,每日凌晨,馆之左右即人声鼎沸,亦里中幸事也。

透过1895年间《日记》的这段描述,可见赤桥村邻里相助、人声鼎沸,家家户户皆事造纸的忙碌景象。当时的刘大鹏曾提议,为避免灾荒时的横祸之害力图发起纸行,以“十刀草纸起钱一文,每年可起数百千,积于公所,发商生息,庶遇凶荒有备,以免邻里饿毙之患。垂十数年,可积数千缗,立一公和局,请里中端方正直人经理其事”,以备荒年救急之需。所谓“若有草纸不快年头,村人受困,即以局中钱收费,则纸价自昂,而村人即不受困矣”。虽然“父老曰善”的此举未能最终落实,但足以显见“造作草纸”诚为乡里主业的地位。据30年代的调查资料显示,赤桥村以造纸为业者占比居三村之首,如表:
就生产规模看,赤桥村也是首屈一指的,调查资料从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方面作了一个简要统计:
其二,乡村社会走向衰败的趋势与“非农化”趋势几乎同步发生,相互关联,成为晋中地域乡村社会演进的重要特征。刘大鹏《日记》中少时回忆之记述颇多:“吾少时,风调雨顺,年谷丰登,各村各庄,起房盖屋者,绵绵不绝。”乡村曾经是繁盛而富于活力的,这对于年刘大鹏形成了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记。“犹记忆同治间,吾乡到处皆家给人足,气象甚觉丰隆,而贫穷之家,寥寥无几。”但是,自光绪之后“一年不如一年”,“当此之时,民皆贫穷,较余少时之世即大相径庭,何论昔日乎?少之时,吾乡家给人足,即如此数日时,晋祠赶会、太原城庙抬搁到晋祠迎神,吾乡一带村庄,无论男女老幼,衣服焕然一新。今则不然,间或有之而已。抚今思昔,能不慨然”。

    
这种状况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太原一域。“临汾县‘自康熙至乾隆时极盛’,至嘉庆、道光时而衰,至咸丰时又衰。”萧公权的研究也证明,19世纪以来华北许多村庄陷于“经济沉沦”,而且这一“严重萧条”趋势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乡村社会整体衰败趋势表现为银贵钱贱、物价下跌、交易停滞、商民皆困,“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奚暇问年岁!”基于此,李伯重认为以“道光萧条”来表述这一历史性危机是恰当的。

    
无可置疑,同光之际的山西社会远未受到西方势力的影响,与沿海地区经济的联系也甚为疏离,但晋中乡村社会却呈现出持续不断的“非农化”和持久不绝的“衰退化”趋势。通过《日记》的文字记述,我们体察到两种趋势竞相递进交互作用的情势,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

    
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现代化进程表明,“非农化”进程的演进实质上体现着产业更替的大趋势。美国学者西蒙·库兹涅茨研究结论是:非农劳动力份额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而农业劳动力份额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减少。“农村和农民在产业更替中,直接分享着工业化带来的利益,并由此改变着他们完全或主要收益于农业的格局。”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尤其如此。“随着产业更替的进一步发展,非农业收入将会代替农业而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某种意义上,它的进一步发展将实现产业更替,“为农村注入城市素质,并最终改变农村的性质”。产业更替将改变我们熟悉的一切,家庭自然也不会例外。

    
有学者指出:“平分遗产、小自耕农和佃农,为农村工业在中国的普遍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中国,这却是一种普遍而且明显的、并延及数个世纪的现象。”就此现象而言,学者们的研究已经多有触及,“农村工业延续了许多世纪”,却“不断地遭受严重危机,而不会发展为工业化”。晋中乡村的“非农化”经历至少半个世纪的演进,却未出现“产业更替”的历史变革,反而与乡村衰败的趋势如影相随,在相互牵绊和制约中走向了末路。如何深入揭示二者内在的相关性,如何从中国社会或经济内在结构中求得其规律性认知,这当是我们学术探求中必须讨论的问题。《日记》所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问题的起点而已。

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姓名:王先明 工作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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