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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合神离:近代中国新史学与日本史学 ——以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2014年12月17日 11:06 来源:《史林》2014年05期 作者:刘超 字号

内容摘要:清末中国自编的历史教科书是新史学最初的实践形式,在编纂体裁、历史分期、内容安排上借鉴了日本教科书编写方式.自编教科书通过对日本教科书的取鉴与改造,反对日本史学霸权,践行中国史家以进化史观来书写国民历史的要求,确立了中国历史书写方式。②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主要仿照日本教科书而编写,本文尝试以教科书为中心,通过中日两种教科书的比较,来探讨中国新史学对日本史学是如何取舍、改造以确立自己的书写方式,中国史家如何通过历史书写来实现拯救民族国家的任务。二形式取鉴: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体裁体例中国教科书受到日本教科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编写形式上,有着对日本教科书的参照借鉴。

关键词:中国历史;史学;汉族;历史教科书;支那;编写;东洋;日本教科书;编纂;人种

作者简介:

  【摘要】中国新史学与日本史学是形式上取鉴,精神上舍离。清末中国自编的历史教科书是新史学最初的实践形式,在编纂体裁、历史分期、内容安排上借鉴了日本教科书编写方式;抛弃了日本教科书对中国历史主体缺失与停滞的看法,突出汉族主体地位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肯定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自编教科书通过对日本教科书的取鉴与改造,反对日本史学霸权,践行中国史家以进化史观来书写国民历史的要求,确立了中国历史书写方式。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清末;日本史学;新史学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5—0179—09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与中国新史学大致同时产生,可谓中国新史学最早的实践形式。教科书编写开了中国新史学著作的先河,使新史学思想在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得到体现。①中国新史学就其产生来说,受到日本史学的很大影响;西方史学的传入,日本也是个重要管道。日本或西方史学的影响,主要是在清末新教育实行之后,通过引译的历史教科书而扩大。②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主要仿照日本教科书而编写,本文尝试以教科书为中心,通过中日两种教科书的比较,来探讨中国新史学对日本史学是如何取舍、改造以确立自己的书写方式,中国史家如何通过历史书写来实现拯救民族国家的任务。本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日本史学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对清末新史学成就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把握。③

  一、仿效日本: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纂

  清代书院中,历史教育主要使用《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一史”、“三通”等教材。④1901年,清政府宣布“新政”,把教育国民、培养新式人才看作是救亡图存的关键。传统教材已经不适应新式教育需要,但一时之间难以有适合新教育的教科书,编译外国教科书成为一种可行的救急办法。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认为日本的强盛是重视教育的结果,就效仿日本来兴办中国新教育,教科书编纂也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虑始之际,似可取日本现行之教科,师其用意,略为变通,颁而行之,作为底稿,然后视所当增减,随时修改,以至于宜。”各类书局在编纂教科书时,即把日本作为仿效对象。清末各科教科书中,由日本人编辑、后译为中文的教材,就占20%左右。引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基本都来自日本。

    晚清,“教科书”是一个泛称,不仅包括现在所理解的课堂教材,举凡具有启蒙性质,能够供教学参考,以及许多介绍新知的书籍,都被称为“教科书”。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有两种情况:一是引译日人编写的中国历史著作。日人编写的中国历史著述,不仅中国通史,一些断代史、专门史都被中国学堂用作教科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与《支那史要》等。《支那通史》由那珂通世于1888年—1890年间用汉文编著而成,共4卷,叙述了从唐虞至宋代的历史。《支那通史》创出了一种新的“通史”体,后来中国与日本的诸多通史,无不受其影响。1899年由东文学社在中国出版。桑原骘藏于1898年完成2卷本《中等东洋史》,以中国历史为主,旁及东亚诸国的历史;就中国历史而言,叙述自上古至甲午中日战争。该书“史料取自东西,博引旁搜,善述东洋民族之盛衰消长、列国之治乱兴亡,简而得要”。(11)《中等东洋史》以《东洋史要》名字由东文学社1899年印行,是书为译自日本的第一种史书,“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12)《支那史要》是1893年由市村瓒次郎由《支那史》缩写而成,叙述从开辟到甲午战争前的历史,1902年由广智书局译至中国。这三种教科书都是日本学校的教科书,在编写上采用新的体例和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分期,每卷之后并附有图表;内容上除了政治和军事外,还特别介绍了文物制度,对一些事件还进行了解释。引译到中国后,被中国学堂广泛采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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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②参阅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216页;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书写》,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249页。

  ③关于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关系的研究,除了一些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论及外,张越《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南开学报》2008年第4期)、邹振环《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舒习龙《中国近代历史编纂的改革与传统编纂优势的发扬》(《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主要从编写形式上讨论了新史学与日本史学的关系。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德]鲁道夫·瓦格纳《为新国家引入“新史学”:中国1899年》(收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等编《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黄东兰《“吾国无史”乎? ——从支那史、东洋史到中国史》(收入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 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主要从国史改造方面讨论了新史学与日本史学的关系。这些研究将教科书编写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讨论较少,缺少新史学与日本史学关系的整体把握。

  ④李良玉:《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

    近代教科书在鸦片战争前后就已出现,这时的教科书是由外国人编写、供教会学校使用。参阅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664 页。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时期,都曾翻译一些外国图书,包括各科教科书,这对新式教科书的引进和普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教会学校编写的教材重在传教,洋务派主导编译的教材重在西方的工艺技术,他们“编写的教材都不可能发展成为用于国民普通教育的基础教材”。参阅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夏谐复:《学校刍言》,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二是国人自编的教科书。1903年以后,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国人自编为主。就笔者所见,自编教科书在前言中直接指明改编或参照日本教科书的有:1901年普通学书室《普通新历史》改编自《东洋历史》;1902年江楚书局出版的柳诒徵《历代史略》元代以前部分改编自《支那通史》,广智书局出版的支那少年《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改编自《支那史》;1903年会文学社出版的范迪吉《支那文明史》与东新译社出版的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都编译自日本教科书;①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姚祖义《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高小用)插图参照了日本小川银次郎《西洋史要》、《东洋史要》等书;190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瑞庭、赵澂璧《新体中国历史》依据《支那史》改订;1908年宏文馆出版的徐念慈《中国历史讲义》取材之一是《东洋历史大辞典》、《东洋历史》等,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沈恩膏《本朝史》取材之一是桑原骘藏《东洋史要》;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汪荣宝《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改编自《东洋史要》,张运礼《新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取自《东洋史要》、《支那史要》、《支那通史》等。有些教科书虽未指明改编自日本教科书,但受到日本教科书影响是明显的,如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

    从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情况来看,或直接引译日本教科书,或在日本教科书影响下自编。中国自编的历史教科书中,柳诒徵《历代史略》是较早的一部。是书改编自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支那通史》的叙事仅至宋代,柳诒徵对此进行了改编,并补上元、明两朝,书中使用图表,章节后有按语及评论,叙事清楚简明。《历代史略》由1902年江楚书局出版,堪称其时较完备的历史教科书。③《历代史略》“大约是我国最早的第一部历史教科书”,以后教科书编写多受其影响,“清末以来,编历史教科书的,大抵以此书为蓝本”。④《支那通史》的流传,实得益于《历代史略》。⑤自编教科书中,夏曾佑《最新中国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有较大影响。1902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商务印书馆筹划自编“最新教科书”,以适应新式教育的需要。“最新教科书”的编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教科书之形式内容,渐臻完善者,当推商务印书馆之《最新教科书》”。⑥《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之历史类,叙述从太古到隋,共3册,第1册于1904年出版,第2、3册分别于1905、1906年出版,后多次再版。该书以进化思想为指导,按章节体编写,有历史分期。该书在近代中国史学史中常被提及,被视为新史学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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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俞旦初考证,《中国历史》出版时间为1903年,作者横阳翼天氏为留日学生曾鲲化。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6年版,第95页。

    ②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4—535页。

  ③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199页。

  ④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⑤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12页。

  ⑥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前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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