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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
2013年06月03日 13:53 来源:《史学集刊》2013年1期 作者:尚小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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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百年来,袁世凯一直被很多人视为民元“北京兵变”的主谋,然而却没有一条可信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被研究者广泛征引的刘成禺《民元北京兵变内幕》其实是一条假材料。而透过其他许多可靠材料,可以看出,南方在永久首都和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做出了重大妥协,因此袁为“争都”而策划兵变没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亦可看出,袁对南下就职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起初因有后顾之忧不愿立刻南下,而后随着局势变化,逐步变为积极行动,只不过由于袁克定等突然发动兵变而中止。至于袁克定等之所以要发动兵变,阻袁南下,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前途和既得利益会因袁南下就职而受到损害,而不能像袁那样从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来考虑问题。从最终结果来看,袁世凯固然是兵变受益者,但因兵变失去控制,由“政治性”兵变演变为“真性”兵变,并蔓延到其他一些地方,导致袁在国人及外交团心目中的威望遭受重创,从而对南北合一后新政府的建立和运行造成一定影响。

  关 键 词:蔡元培 袁世凯 南京临时政府 北京兵变 袁克定 曹锟

  作者简介:尚小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在辛亥革命史的叙述中,关于民元“北京兵变”,一直流行的说法是:在得知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退位的消息后,孙中山旋即遵守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紧接着,参议院接受孙中山的举荐,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请其尽快南下,宣誓就职。袁假借种种理由,不愿南下。当南京所派以蔡元培为首的欢迎使团于2月27日到达北京后,袁一方面以高规格隆重接待,并假意表示极愿南下,另一方面又暗中唆使亲信曹锟于2月29日晚制造兵变,在京城内外焚烧抢掠,以此来证明北方局势不稳,自己不能南下就职,迫使南京方面同意其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从而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百年来,持此种观点的传记、著作、教科书数不胜数,几成众口一词之势。①虽然也有少数人对此种说法表示怀疑,或持保留态度,但因为缺乏具体论证,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特别注意。②其实,不论是从当时南北两方瞬息万变的形势、蔡元培与袁世凯会谈的情况,还是从兵变前后的各种史料记载以及从后来研究者解读史料时存在的种种问题来看,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之说,都不能成立。

  一

  蔡、袁会谈的中心,是袁世凯南下就职问题,而非永久首都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由于当时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定都北京,对袁极为有利,南方回避了讨论永久首都问题,但又透露出并不绝对排斥以北京为永久首都的态度。而在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虽然临时参议院已经决定设在南京,但为了争取袁世凯南下就职,蔡元培等又表示临时政府地点也可设在北京,袁只要南下完成权力交接仪式即可北返,而不必常驻南京办公。因此,袁为争都而策划兵变已经没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民元“北京兵变”既然发生于蔡元培等迎袁南下就职的特殊背景之下,那么,准确把握蔡、袁会谈之前及会谈过程中的相关情况,就成为判断袁世凯是否会发动兵变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两条最可靠的材料首先需要予以特别注意:一条是1912年3月4日,也就是兵变发生几天后,迎袁专使蔡元培发给孙中山的一份电报,其中谈到了他北上及与袁世凯会谈的一些情况:

  培等此次奉总统令而来,本止有欢迎被选大总统袁君赴宁就职之目的,顾自抵天津而北京,各团体代表之纷纷来见呈递说帖者,北方各军队首领驰电相商者,已数十通,皆以袁君不能离京为言,且无不并临时政府地点为一谈。元培等以职务所在,无稍事通融之理。且袁君面称极愿早日南行,惟对于北方诸种困难问题须妥为布置云云,是本与培等北来之目的,决无差池。故培等一方面对于诸要求者撤去临时政府地点问题,而惟坚执袁君不可不赴宁就职之理论,一方面催促袁〔君〕布置北方各事,以便迅速启行。③

  另一条是在上述电报发出大约一周后,未能完成使命、即将离京南下的蔡元培,公开发表的《告全国文》,其中又写道:

  培等为欢迎袁大总统而来,而备承京津诸同胞之欢迎,感谢无已。……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培等自天津而北京,各全〔团〕体之代表,各军队之长官,及多数政治界之人物,或面谈,或投以函电,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轻视,或谓之仪文,或谓之少数人之意见。其间有极离奇者,至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只可一笑置之。而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则大率牵合临时政府地点,或且并迁都问题而混入之,如所谓藩属、外交、财政等种种关系是也。其与本问题有直接关系者,惟北方人心未定一义。④

  由以上两条材料可以看出,蔡元培等此行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极力将总统“赴宁就职”与“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区分开来,强调此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欢迎袁世凯南下宣誓就职。

  材料中提到的“建都问题”,是指将来南北合一后永久首都所在地问题,不外乎三种情况:或者仍建都北京,或者迁都至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或者选择第三地为首都。第三种情况主张者极少,可以不论。本来,在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商讨南北合一就已经提上日程,建都问题自然应是其中必不可少且急需商谈的问题,蔡元培等为何要极力回避呢?原来,在建都问题上,当时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北京。即使是在南京临时参议院,以谷钟秀、李肇甫为首的绝大部分议员也“主张临时政府地点改设北京”,并在2月14日第一次投票时,以二十票对八票的绝对多数,否决了孙中山“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的提议。⑤虽然经过孙中山做工作,次日复议时出现了十九票对七票多数赞成定都南京的结果,但真正能够反映民意的其实是第一次投票的结果。谷钟秀对此结果很不满意,称“以如斯重大问题,仅隔一宿,多数之参议员,其主张皆判若两人,此亦立法史上之怪状也”。⑥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在向外国领事解释参议院第一次投票赞成建都北京之事时,说“它系根据投票决定永久首都的印象进行的”。⑦换言之,如果是投票决定永久首都的话,那么南京临时参议院多数人是主张北京的。参议院的投票风波显然使孙中山意识到,如果立即启动建都问题商谈,那么南方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都将完全处于劣势。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2月18日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至于异日久定之都会地点之所宜,俟大局既奠,决之正式国论,今且勿预计也。”⑧在稍后给主张建都北京的章太炎的复信中,孙中山又写道:“主南主北,各有理由,公等所持大都系永久之说,此自可俟将来国民会议之。”⑨蔡元培等在与袁世凯的会谈中避谈永久首都问题,实际上就是执行了孙中山的旨意。

  孙中山或许有等待局势变化的寓意,然而,由于建都北京在舆论上占据绝对优势,即便“大局既奠,决之正式国论”,恐怕也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因此,孙中山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可以视为对北方某种程度的妥协,即南方并不绝对排斥以北京为永久首都。有迹象表明,在北京兵变之前,南方的这种妥协态度已经清楚明白地传达给了外界。就在2月21日,也就是蔡元培等从上海启程北上当天,王宠惠向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表达了“他不再拒绝以北京为永久首都的意见”。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王宠惠所表达的恐怕并非只是个人意见,伟晋颂由此得出判断:“他们已同袁世凯达成某种谅解,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伟晋颂立刻写信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了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各国驻京使团团长、英国公使朱尔典。⑩朱尔典又将信的副本转寄给外交大臣格雷爵士,并说伟晋颂信中所写内容,“表明南方现已不再完全拒绝关于把北京作为中国永久首都的意见”。(11)

  至于临时政府地点,临时参议院已经于2月15日议决定在南京,因此,蔡元培无须与袁世凯商谈此问题。然而,对袁世凯而言,除非南方有充足的理由,或做出巨大让步,否则让其南下就职,就意味着要其承认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意味着要“迁都”,也就意味着南京将有可能从临时政府所在地变为永久首都。这就是为什么北方舆论与各种势力总是把袁世凯离京与临时政府地点、迁都等问题牵扯在一起的原因。而这不但是袁世凯不乐意的,也是北方舆论与各种势力强烈反对的。面对这样一种僵局,蔡元培只能以参议院已经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为由,极力从法理上来阐明袁不能不南下就职的理由:“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之个人较,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之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涉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12)此点蔡元培在会谈中曾竭力坚持。

  但仅靠空洞的法理,显然还难以说服袁世凯。为了让袁世凯南下就职,欢迎使团又多次在会谈前及会谈期间,向外界表达了临时政府地点也可设在北京的意思。如在2月26日天津官绅的欢迎宴会上,谈及临时政府地点时,蔡元培明确表示:“南北之不能少政府坐镇同一困难,如查看北省较南省为甚,可请袁大总统南去两星期,以行两总统交替式,然后再来北京组织临时政府。至将来国都地点,当俟国会决定。”(13)同日,先行入京的唐绍仪在面见袁世凯时表示:“南方对于临时政府之地点并无成见,即北京亦可,惟须南京一行,向参议院就职,藉以收复南方人心,就职后南京政府中人暨参议院议员并可相率偕袁北来。”(14)2月27日谒见袁世凯时,唐再次表示:“国都迁南一说,曾由参议院提议,孙逸仙先生既未持有一定之理由,而各省都督尤绝对不赞成,且国都建设北京,全国同胞几成一致主张,总统即应俯顺舆论,在京受任。惟虽定都北京,总统必先赴南京一行,庶可化南北之畛域。俟南京布置略定,再回北京方可云云。”(15)唐绍仪不但明确告诉袁世凯不必为首都南迁问题担心,而且告诉他只需要到南方一行,处理完有关事务后即可回到北方。2月28日,蔡、袁会面,日人内藤顺太郎所著《袁世凯》对此有如下记载:“蔡元培既至,与袁会晤,以孙文及南京参议院之书翰致之,且陈述南京政府之意见曰:‘临时政府设于北京或天津无所不可,惟请先生一至南京,以调和南北意见。至国都问题,应俟他日召集国会,付之公决。’”(16)而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也记道:“专使等与京中人士会,无不惴惴于袁世凯之南下,恐祸变因之而生,蔡等亦为之动。及见袁,即曰:临时政府在天津、北京均可,唯诣南京就职,则南方人心安堵。国都问题,俟他日国会议决可也。”(17)需要注意的是,内藤所著《袁世凯》实际上是由袁的心腹梁士诒、王赓、李肇甫、赵秉钧、曾彝进、范汉生、程克等提供材料编撰而成,(18)书前有袁世凯亲笔题写的“八方棣通”四个大字。编撰过程中袁至少阅览过部分内容。内藤本人还曾受到袁世凯接见,并在书出版后与东京商业会议所副会头大桥新太郎联名呈送袁世凯阅览。(19)而邹鲁则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正反两方的记述如此一致,可知蔡元培在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确向袁表示了重大让步。作为回应,袁也表达了愿意南下一行的意思,故2月28日蔡、袁会面后,蔡对德文报记者说:“袁之必于二星期内赴宁,则殊无可疑。临时政府之建都问题,须俟袁南下后,始令国会解决。实则袁南下之后,民军中人即不以建都问题为重要问题。”(20)意即南方并不坚持一定要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2月29日上午,袁世凯邀请专使及全体欢迎员开茶话会,蔡又起言:“大总统必须南行,以联络南北感情,藉巡视军民近状,以资融洽。至于奠都一事,俟后再议亦可,原此行非建设临时政府之举动也。”(21)在此,蔡元培否认袁南行为“建设临时政府之举动”,等于再一次表明,临时政府不一定要以南京为首都,袁也可以在就职后返回北京组织临时政府。

  耐人寻味的是,蔡元培1911年、1913年的日记都保存完好,唯独未见1912年的日记。大概他觉得此行“有辱使命”,或者另有苦衷,因而未记,或者记而又毁,也未可知。其实,蔡元培等做出如此重大的妥协,除了因为感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外,恐怕也是因为商讨这个问题的难度早在南方预料之中,蔡元培的妥协并非自作主张。《大公报》曾有报道说:“将来国都地点,南北人士强半主张在北,此次南京所派蔡元培君等到京,虽名为欢迎袁大总统南下,据闻蔡君等由宁未起身时,即受孙总统密嘱,大旨谓诸君到京以权变为第一要著,幸勿拗执,须防生出枝节等语。盖孙已料及国都迁南之说必不能行也。”(22)《时报》也有报道说:“闻专使来京时,孙逸仙曾秘授意旨,略云:都城地点决之于袁,但必先请袁赴宁一行,以与旧总统面商各事。如恐北京尚有伏莽,则即由南京派兵镇压,亦无不可云。”(23)

  综上可知,为了让袁世凯南下就职,南方可以说一让再让,先是表示并不排斥以北京为永久首都,接着明确表示临时政府地点也可设在北京,袁只要到南京完成权力交接仪式即可回到北方,而不必常驻南京办公。

  对于袁世凯及北方各种势力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首都地点问题。曾有评论称,国都问题“北省人心视为死活问题”。(24)对袁极为有利的是,南北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他一边,列强也强烈反对迁都南京,警告“迁都对于中国的主权将造成最严重的损害”。(25)而从各方传来的消息及与蔡元培等商谈过程中,袁世凯也看到了南方的妥协退让。问题已经简化为要不要到南方去短暂一行,以完成权力交接仪式,这是随着蔡元培等的到来,袁世凯急需做出决定的问题。而在永久首都及临时政府所在地问题上,既然南方已经退让,他只需要让蔡元培等更充分地了解社会各界主张建都北京的呼声,了解他是如何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为争都而匆匆忙忙制造一场兵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为此,在蔡、袁会谈前,袁特“谕幕府汪、施两君将关于临时政府地点接收之函电、各驻京外交团请在北京建设临时政府之公文,及东三省、鲁、豫、直等省督抚、统兵大员、谘议局呈明不宜在南建设临时政府之要电等件一律检出汇齐,以备与蔡君等为磋议之资料”。(26)在2月28日与蔡元培等会谈时,袁将“电呈一百余件请诸专使披阅毕,并详述宜在北京奠都之理由”。(27)

  袁世凯没有紧迫性和必要性为争都而制造一场兵变,此点殆无疑问。其实,作为新当选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当时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尽快实现南北统一,发动一场兵变只能增加双方猜疑,阻碍统一,因此是绝对不可取的。然而,历来研究者多未能充分注意到(或者有意回避)南方在蔡、袁会谈前及会谈中,在永久首都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所做出的妥协,对于蔡、袁会谈的主题解读不够准确,往往对建都问题、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与迎袁南下就职问题不加区别分析,又往往把兵变的发生与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牵扯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诸如南京临时政府决定建都南京,并派蔡元培等迎袁南下就职,袁不愿南下,于是便制造了一场兵变以为不能南下的证明这样一种含混而简单化的叙述。

  二

  袁世凯对南下就职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拒绝,而是有一个变化过程。开始的时候,他一方面表示“极愿南行”,另一方面因为北方人心未定,加之他对南方的想法不甚了解,故又表示不能即刻南下。随着双方函电往返以及南方派人北上接洽,袁对南方的妥协态度有了清楚的了解,加之北方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东三省承认共和解除了袁南下的后顾之忧,袁又急于实现统一,于是着手考虑南下路线,并商讨留守人员。遗憾的是,袁周围的人并不能像袁那样站在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来看问题,他们担心袁南下会损害自身前途和既得利益,故而极力反对,导致袁在确定留守人员时遇到了困难。袁的长子袁克定和袁的一些心腹幕僚以及曹锟等亲信将领暗中策划了兵变,以恐吓欢迎专使,阻止袁世凯南下,袁南下之事因此戛然而止。

  历来研究者认定袁世凯为兵变主谋的一个重要根据是,袁不愿南下就职。这种说法太过笼统,且与史实严重不符。事实是,袁对南下的态度,随着局势的变化而经历了一个从犹豫不决到积极准备的过程。

  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袁世凯立刻将这一消息电告孙中山,双方随即围绕袁世凯南下一事开始了密集的函电往返。先是孙中山于2月13日上午接到清帝退位详电后,复电袁世凯说:“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曷胜伫立翘望之至”,(28)表达了要袁尽快南来接事的愿望。当晚,孙中山即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不过,对于清帝退位诏书中有由袁“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一语,孙中山等很不高兴,提出要袁“举人电知,畀以镇守北方全权”。(29)2月14日,孙中山又电告袁世凯,他已于当日正式偕各部总次长到参议院辞职,并已得到参议院允可,“以新总统接事为解职期”。(30)同日,袁世凯回复“真”电:

  万急。……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各国。诸君洞察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算在胸,应如何协商组织,统一治法,尚希迅即见教。世凯。真。(31)

  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复电,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请袁“即速来宁,以副众望”。并再次提出:“如虑一时北方无人维持秩序,当可由执事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守北方全权。”(32)袁世凯则又回复“咸”电,详细说明了其难以立刻南下的苦衷:

  清帝辞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惟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顷接孙大总统电开,提出辞表,推荐鄙人,属速来宁,并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安北方全权各等因,黄陆军总长及各军队长电召鄙人赴宁等因。世凯德薄能鲜,何敢肩此重任。南行之愿,“真”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由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及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之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现,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总之,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致资渔人分裂之祸。已请唐君绍仪代达此意,赴宁协商,特以区区之怀,电达聪听,惟亮察之为幸。袁世凯。咸。(33)

  此电中的“黄陆军总长及各军队长电召鄙人赴宁”一句表明,不但孙中山屡次发电要袁立刻南下,陆军总长黄兴和各军队长也曾发电要袁到宁。

  2月15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告知参议院已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地点定在南京”,并告袁将“派专使奉请我公来宁接事”。(34)同日,参议院也致电袁世凯,“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35)袁世凯则复电参议院和孙中山,强调“咸”电所述南去“为难各节,均系实在情形”,请求“涵亮”。(36)2月18日,孙中山通知袁世凯,南方决定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步兵第三十一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兆铭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专迎大驾”。(37)

  由上述南北两方往返函电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南下的态度是,一方面表示“极愿南行”,另一方面又提出北方人心未定,有许多棘手的问题亟待处理,因此“暂时羁绊在此”。然而,对于“真”、“咸”二电,特别是“咸”电,研究者常常不问青红皂白,加以斥责,认为袁世凯是在编造种种理由或借口拒绝南下,并认为袁在电文中所言“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袁世凯退居”等话是要挟南京临时政府。这实在是一种草率的认识。从双方往来电报可以看出,袁一开始就明确告诉南方北方人心未定,局势不稳,自己不能即刻南下,希望南方能“谅此苦衷”。哪知孙、黄等对于袁在北方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并无真切认识,接二连三发电,要袁即速来宁,并且直白地表达了对袁的不信任。这种不体谅与不信任显然激怒了袁世凯,袁在“咸”电中说出“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袁世凯退居”等话,固然有要挟南方的意味,但也真实反映了袁对南方的不满。而袁之所以能够讲出如此强硬、愤激的话来,是因为他在两电中所述北方形势确为实情。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者总是先入为主地将袁世凯视为一个缺乏诚信、善于玩弄权术的人,草率地斥其为编造理由,为寻找借口,而不愿认认真真去考察一下,袁所述“北方危机隐伏”究竟是不是事实。

  袁在电文中主要提到了三方面的“隐患”,即蒙古问题、东北问题以及一些皇族(特别是宗社党)反对共和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又与俄、日两国的动向密切相关。有太多材料可以证明,在袁发出“咸”电之前,上述隐患不仅存在,而且相当严重。

  首先是蒙古问题令袁感到非常棘手。武昌起义后不久,库伦即宣告独立,举活佛为皇帝,并向俄国方面“屡次请求所有蒙古地方,或者至少蒙古北部,归入俄国版图”。(38)据从库伦逃回的办事大臣三多向日本驻天津总领事讲,“该地区平日即为俄国势力所压倒,此次俄国又乘事变之机,借口保护侨民,连续增兵,分驻在库伦至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一带。目前该地形势,俨然如俄国之一属国”。(39)袁世凯对于外蒙独立的后果有很清醒的认识,认为“外蒙古之独立与各省不同,各省系对于清廷独立,外蒙则对于中国独立,且其中尚有外人之暗助与各蒙王之外附,若不早定办法,则蒙疆将至不可收拾”。(40)他曾“连次发电于哲布尊喇嘛,劝其承认共和,取消独立”,但“该喇嘛受外人之鼓动,顽愚不悟,去电至八次之多,并无覆电”。(41)与此同时,内蒙各王公在武昌起义后也一直反对共和,南北议和期间曾致函袁世凯,表示只知“受统一于大皇帝,不知其他也”,并声称袁世凯“倘从共和之请”,内蒙各盟旗“恐蹈库伦之续”。(42)在京蒙古王公还组成联合会,召开秘密会议,“公举勤王军首领”,“拟定各路勤王队联合办法”,“预定攻伐区域”,并“妥拟接济饷源之策”。袁世凯得到消息后,派人赴达尔罕王、阿王各邸,“劝其变更宗旨”,但遭到拒绝。(43)蒙古王公联合会还致电各盟旗,声称该会“自设立以来,坚持君主立宪,并未稍改方针,倘目的终难达到,仍以与内地断绝关系为最后之办法”,并要求各盟旗不要听信南京临时政府所派“劝导赞同共和”之联络使的“煽惑牢笼”,“以免堕其术中”。(44)

  东三省拒不承认共和让袁极为忧心。武昌起义后,东三省并未响应。南北议和期间,“奉督赵次帅、黑抚周少帅、陕抚升吉帅、甘督长少帅均有电报至京,绝对不承认共和,其措词均极坚决,袁内阁非常焦灼。”(45)据日本方面探悉,“袁世凯曾屡次来电劝谕赵总督赞成共和制度,又曾特派密使前来劝说,赵不但未表赞成,反而坚持其君主立宪主张”。(46)东三省陆防全体军人也致电内阁,对“传闻朝廷将有逊位之举,大臣有赞成共和之说”,表示“可惊可怪,莫此为甚”,要求袁内阁作出解释,并告知“东三省勤王军队业经组织,预备开拔,赴汤蹈火,惟听钧命”。(47)勤王队首领冯麟阁、张作霖还商请赵尔巽带兵入关,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及奈曼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一些王公也计划“奏调奉天勤王队冯麟阁、张作霖来京,以厚君主党之势力”。(48)袁世凯闻讯不得不设法阻止其入关,为此甚至炸掉山海关外京奉铁路一处铁桥。(49)除此以外,东三省谘议局也代表东三省全体人民致电袁内阁,称“东三省所处地位特别……现时决无承认共和之理”。(50)更为严重的是,张作霖数次亲自或派人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秘密会面,试图将东三省出卖于日本。他向落合表示:“日本在满洲国拥有重大权利,与满洲具有特殊关系……本人认为与其将满洲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与外人更为了当。当此时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51)又表示:“身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52)落合问:“假如袁总理罢免赵总督,阁下将如何对处?”张答:“如另委他人为总督,本人决不承认,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53)日本方面也在蠢蠢欲动,图谋乘机占领东北。据德国驻日外交官所获秘闻,日本在军事方面“业已预定现驻满洲之第五师担任……占领南满之事”,为此日本已在“召集数期预备军”,以补充第五师原防地。为了寻得出兵借口,日本“武力派皆希望清室完全颠覆之后,满洲方面发生骚乱,于是遂以铁路陷于危险为理由,作成积极行动之口实”。(54)东三省形势可以说危险至极。

  宗社党的活动是让袁世凯感到烦心的又一个问题。以良弼为谋主,铁良、载泽、溥伟等满族亲贵为骨干的宗社党,竭力反对共和。“该党经费二十万元出自内帑,其用途则专收买无赖之侦探,时而南京,时而北京,其行动殊为秘密。尚有一部分,则为招买奉天红胡子及运动北京巡警之用。”(55)恭亲王溥伟还“尽出古画古玩,招商变卖”,“拟毁家以纾国难”。(56)1912年1月底,良弼被炸身亡后,该党虽然受到打击,但依然继续活动。溥伟对于优待皇室条件“始终反对”,拒不签字,“又潜行赴奉,拟运动军队,鼓吹君主”。(57)有消息说该党“欲拥君主前赴东三省,联合蒙古各处,邀请日俄保护,宣告独立”,并派人“前往联络赵督及红胡子布置一切”。(58)又有消息说恭王、肃王、载泽及铁良等到东北,“潜谋独立,俟共和发表,即举恭王即皇帝位,以赵尔巽为总理”。(59)而据日方消息,2月12日晨,肃亲王偕其家属、随员共五十六名以及日本人川岛浪速等七人,到达奉天,随后由川岛出面“秘密进行某种策划,且与福岛参谋次长保持电报联系”。(60)可见报道所说并非空穴来风。宗社党“多方运动”甚至引起南方注意,曾致电袁世凯,要求“速将宗社党人解散”。(61)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京城气氛也非常紧张。《顺天时报》曾描述道:“今日寄寓京师之官绅商民,虽饮食起居间,无不抱有恐慌不安之念,是身在京邸中,而心在惶惧中也。试与商贾谈市面情况,皆以金融滞塞,商业萧条,大有联袂歇业之势。试与官吏论官场近状,群谓大局危急,眷属先徙,大有朝堂一空之势。”(62)不仅如此,南北开始议和后,各种势力皆在京津活动,暗杀事件不断,“使京津之间仿佛成为一炸弹世界”。(63)1月16日,袁世凯本人也在东华门外丁字街遭炸弹袭击,所幸未受伤害。然此后“迭接保皇党函件,函中痛詈袁总理赞成共和之罪,语中有‘皇上退位之日,即汝宣告死刑之期’等语。复连接共和党之函,历述其甘作满奴之种种罪状,且绘成炸弹、手枪之图以示之,嘱其自行斟酌”。(64)清帝逊位前后,因担心禁卫军反对,致起暴动,袁世凯特调第三镇军到京维持秩序,“然自该镇军到京,一次与禁卫军冲突,二次与毅军私斗,三次打毁戏园,以致京师人心,一慑于炸弹之倏发,二恐满军之反对,其胆小者又相率而逃”。(65)对于当时的紧张形势,贺良朴在致蔡元培信中曾有很精炼的描述:“洎乎专使南行,讨论大局,北(京)守君主,南趋共和,弥月相持,邀约寡效,暗杀之机四伏,决死之队争先,宗社之党乘间构煽,桀黠之将拥兵恫吓,禁军则意存左袒,藩服则势将分崩,朝野张皇,大局震撼。已而共和密定,宣布犹迟,增调重兵,集于近禁,人心滋惧,一夕数惊。”(66)

  以上皆为2月14日“咸”电发出前,袁世凯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可以证明袁在电文中所述北方“危机隐伏”完全是实情,其表示不能即刻南下的理由显然是很充分的,并非如以往研究者所批评的那样,是刻意寻找借口,拒绝南下。不过,随着南方决定派欢迎专使北上,袁世凯对南下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在蔡、袁会谈中明显反映出来。在兵变后于3月6日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蔡元培曾写道:“培等受命欢迎袁君赴宁就职,前月二十七日已以此意面达袁君,而袁君亦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67)在随后的《告全国文》中,蔡元培又写道:“培等二十五〔七〕日到北京,即见袁公。二十六〔八〕日又为谈话会。袁公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且于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会商诸君尚皆谦让未遑,故行期不能骤定。”(68)可见,袁世凯不但一如既往表示“极愿南行”,而且开始着手安排南行后北方留守之人,和发出“真”、“咸”两电时的态度相比,发生了明显的转折。然而,很多研究者断章取义,在他们的研究论著中只引“极愿南行”一句,而略去后半句,并莫名其妙地以诸如“假惺惺”、“假装”或“表面上”等词汇来为袁的南下态度及其与蔡元培等的会谈定性。

  那么,袁世凯对南下的态度何以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这是因为,从2月14日发出“咸”电,到2月29日晚兵变发生,短短两周内,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得袁世凯南行不但有了可能,而且成为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

  首先,在此期间,经过南北双方函电往返及人员接触,袁世凯对南方在永久首都地点、临时政府地点及其南下就职问题上的态度有了清楚的把握。特别是南方提出袁世凯只需要南下宣誓就职,小住即可,并不需要常驻办公,这对袁世凯来说极为有利。他只要花一点时间去南京完成权力交接仪式,与南方各方面的人物进行一番感情联络,并与孙中山等就一些南北合一的重大问题商讨一番,然后就可返回北京继续担任临时大总统,而不必担心长期离开其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对南方而言,固然可以借此向外界造成袁世凯认可南京为统一前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印象,但是尴尬也会随之而来。由于临时大总统常驻北京办公,各国公使又始终反对都城南迁,南京临时政府势必只能在名义上存在。南北舆论本来就多主张以北京为永久首都,此时再按南方建议决之“国论”,则奠都北京几无悬念,这在袁世凯自然是求之不得。

  其次,清帝退位前后,北方形势瞬息万变,就在袁世凯发出“咸”电后不久,危机四伏的状况有了改观,从而大大缓解了袁世凯南下的后顾之忧。外蒙方面,虽然取消库伦独立之事一时难以解决,但在京蒙古王公经过袁世凯多次派人劝告,皇太后也颁布懿旨要他们“毋得滋生疑虑,演出种种无意识之举动”,(69)再加上段祺瑞发表通电,威胁要“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70)王公们终于被迫表示赞同共和。2月14日,也就是袁世凯发出“咸电”当日,蒙古王公联合会公开发表致袁世凯的信,表示已通电各处,由该会代表全蒙,推举袁世凯“为统一政府临时大总统”。(71)东北方面,袁世凯通过皇太后,致长电于赵尔巽,“说明利害,劝令各该省顾全和平,一律赞成”共和。(72)又致电张作霖等,“劝其力顾大局,毋作无谓之举”。(73)袁还派心腹到奉天,以厚礼收买张作霖,软化张的态度,张开始“歌颂共和制”。(74)2月19日,赵尔巽终于率同三省官民致电袁世凯,公举其为临时大总统。(75)袁世凯随即致电孙中山,告知迭接赵尔巽和东北军官电报,“称奉省已赞成共和,改称中华民国,换悬五色国旗,改行阳历云”。(76)接着又致电孙中山,告知“东三省官吏初有异辞,现已冰解。昨据吉、黑两抚合电,称哈埠华俄杂处,前和平解决,江省亦换挂国旗,请抒廑念”。(77)东三省承认共和大大化解了袁世凯所承受的压力。不仅如此,试图以东三省为基地策划叛乱的宗社党残余也很难再掀起波澜。而原本蠢蠢欲动的日本政府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正是因为北方危机大大缓解,袁世凯才改变态度,着手准备南下就职之事。

  再次,南北议和开始后,“袁世凯所关心的主要事情,是要尽量缩短清帝退位与建立南北联合政府之间的间隔时间。”(78)“咸”电开头一句便是“清帝辞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惟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真实反映了袁世凯迫切希望南北尽早统一的心情。可以说,南北合一是袁世凯当时考虑的头等大事,因为南北如果不能实现合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对袁世凯而言就成了空头衔。然而,其时南方民军“见清帝退位诏中,有全权组织政府之语”,对袁世凯并不信任。在2月14日给袁世凯的电报中,孙中山就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79)2月16日,孙中山又致函唐绍仪说:“盖新定总统来宁授职,于未举袁公之时早经参议院议决。而军人以京都地点移动,且有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之嫌,愤激不堪。袁公若不速来,诚恐失各省及军人之信仰,而枝节横生,从前种种调和,终致不良之结果,甚非文与袁公之本意。且在彼军众,见清帝退位诏中有全权组织政府之语,袁公不来南京,则以为实授“满清”之委任,而不认民国之选举,此一点终无由洗刷,于民国历史亦为不光。故无论如何困难,袁公必有以处此也。”(80)因此,袁世凯必须南下,这样才能收服南方人心,消除统一阻力。《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戴·福来萨(David Stewart Fraser)还预判说:“如果他这样做,他的影响和权力将会骤增。”(81)

  此外,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一条为:“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82)孙中山并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声明“以袁公到南京接事日为文解职之期”。(83)这也使袁世凯不能不认真考虑南下就职之事,否则他所任临时大总统就是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空头衔。

  正是在上述情形下,袁世凯于2月19日,也就是东三省通电承认共和当天,立即向孙中山发出“效”电,告知“迩来叨藉仁福,北方幸称安谧,将来取道津口或汉口均可从便”。(84)这表明,在欢迎专使北上之前,袁世凯就已初步做出了南下的决定。对此,孙中山感到很满意,在21日会见福来萨时表示,袁到来时“将同他会晤,而且无论到哪里去,都要亲自陪伴他,以防狂热分子可能掷炸弹”。(85)此后几天,袁世凯与先期到京的唐绍仪、汪兆铭见了面,对于南方的真实想法有了进一步了解,蔡元培北上途中在天津发表的看法显然也传到了袁世凯耳中,这让他内心踏实了许多。正是在这种心境下,袁世凯对蔡元培等的到来给予隆重欢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人将袁世凯打开前清时代“非帝后出入不辟”(86)的正阳门迎接蔡元培,视为其迷惑后者的假惺惺之举,这完全是错误的。唐绍仪到京时曾受到热烈欢迎,据《顺天时报》报道,“唐代表在车站提议,明天蔡专使到京,须开正阳南正门迎入。赵大首领当往大总统处商订,知照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乌珍)照办矣。”(87)《大公报》也报道说,“唐代表在车站提议,蔡专使到京,须开正阳南正门迎入。赵首领当往大总统处商订,知照步军统领照办矣。”(88)所谓“赵首领”、“赵大首领”,即民政部首领赵秉钧。由此可知,打开正阳门迎接蔡元培是先期到京的唐绍仪在车站提出的建议,经民政部首领赵秉钧向袁世凯报告后得到袁的同意才实施的,袁不过接受了提议而已。

  由于南方做出了重大妥协,蔡元培与袁世凯的会谈并没有过多纠缠于永久首都和临时政府地点问题,而是很快进入了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商谈中。袁很快“声明暂允一行,由京汉铁路南下,俟宣誓受任后即返北京”,并“有密电一件致鄂,取道汉口南下”,(89)“行时拟携兵五千人护卫”。(90)蔡元培等立刻于2月28日致电苏州都督庄蕴宽,报告“二十七抵京即见新总统,颇赞成南来就职,并有经武汉之说”。(91)蔡还在当天见袁之后对德文报记者发表了“袁之必于二星期内赴宁,则殊无可疑”的谈话。(92)王正廷则将此消息电告副总统黎元洪。黎元洪接电后立刻给孙中山发出火急“艳”电:“顷接北京王正廷电,称新举袁大总统不日坐京汉铁路火车过汉赴宁,行受职礼,请饬海军部先行预备兵舰,以便下驶,为祷为盼。”(93)唐绍仪在28日会见朱尔典时,也是“情绪极为乐观”,“满怀信心地谈到袁世凯将在几天后南下”。(94)

  可以说,袁世凯决定南下宣誓就职,既是南方让步的结果,又是时局变化的结果,也是袁急于实现南北统一的需要,是从全局出发而做出的决定。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于此点认识不足,未能站在南北统一的高度来解释袁的作为,因此才有了袁不愿离开北方老巢,故而策划兵变,制造混乱,以为不能南下之借口,这样一种看似有理,实则与当时实际情形并不符合的认识。须知在南方已经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袁短暂南下就职,不但不会影响其在北方的统治,反而如戴·福来萨所观察到的那样,“他的影响和权力将会骤增”。遗憾的是,袁身边的人并不能站在袁的高度来看问题,也不具有袁的眼光,他们更关心袁南下会给自己的前途和既得利益造成怎样的损害。在他们看来,袁如果去南京宣誓就职,很可能意味着在未来新政府的组成中,南方将占据主导地位,北方一些官僚将因此有失去固有的权力,北方军队也将有一部分会被裁汰,这都是袁周围那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在得到袁同意南下受事的消息后,“各部首领及各军队”“争论甚烈,意谓如袁总统受事后赴南巡视,尚属可允;若必迫令赴南,始能交卸,决不容有此强硬办法”。(95)前引蔡元培《告全国文》中,曾提到袁世凯“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会商诸君尚皆谦让未遑,故行期不能骤定”。所谓“谦让未遑”,其实不过是要给袁制造障碍,阻挠其南下而已。

  不仅如此,在蔡元培等到来前,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就已经在同袁的一些心腹幕僚和第三镇统制曹锟等密谋发动兵变,以恐吓欢迎使团,阻止袁世凯南下。第三镇参谋杨雨辰详细记述了策划过程:

  在二月二十一日(旧历正月初四日),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曾在地安门黄城根他的公馆里召集姜桂题、曹锟、杨士琦、杨皙子等人谈话。因为我是曹锟的参谋,经常跟他在各处走动。这一天,我虽没有跟随曹锟一同前去,但他们开会的情况,曹锟却在事后闲谈中向我讲过。据曹说,当时先由袁克定把南京政府的情况简单作了一番介绍,最后说到,南边坚持要大总统南下就职,大总统要走,兵权就得交给别人。……大总统只能带一标人去作卫队,至多也不能超过一协,其余的人恐怕都要裁汰调动。袁说到这里,大家都很动容,因为这是直接影响个人前途出路的事。……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嚷嚷了半天,可是谁也想不出个正经主意。最后袁克定忍不住了,就说:“我看等那些专使来的时候,把他们吓回去再说。”……到了二月二十三日(旧历正月初六日),袁克定又找曹锟到他家去,这天我也去了。……袁克定又把那天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最后加重语气强调说:“难道大清皇上逊位,北洋军官也要逊位吗?”袁克定“启发”了半天,大家还是没有人吭声,于是曹锟就说:“我想这件事他妈的好办,只要去几个人把专使的住处一围,一放枪,大伙儿嘴里再嚷嚷:‘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只要咱们一吓唬,他们就得跑。”袁克定听了,不住点头说:“只要你们一闹,把他们吓跑了,那就好办了。到那时候,外交团也能出来说话,不放总统南下。这样建都北京就不成问题了。”在兵变发生以后,袁世凯曾把曹锟叫去厉声申斥了一顿。据曹锟事后在闲谈中说:“那一天可把我吓坏了。宫保把我叫去,大声喝道:‘跪下。’我立刻跪下了。接着他就把两个大眼珠子狠狠地瞪住我说道:‘你摸摸你的脖子,脑袋还在脖子上长着没有?’接着把我大骂了一顿,才叫我‘滚蛋’。这么冷的天,吓得我混身是汗。我跟宫保多少年,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由此可见,袁世凯似乎不曾“密令”曹锟来一次北京兵变。(96)

  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后来也说:“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97)

  兵变使袁世凯南下就职之事戛然而止。由于制造兵变的是袁的亲信部队,袁又是兵变受益者,因此后来的人们很自然将怀疑的目标指向袁世凯。于是,南方为请袁世凯南下就职而做的种种退让被有意无意掩盖了、忽略了,袁世凯有关南下的积极表态和实际动作,则莫名其妙地被研究者看成袁世凯为导演兵变而实施的障眼法。而杨雨辰所记袁克定策划兵变一事,则又常被研究者以一种怀疑的态度,勉强解释为袁克定很可能得到了袁世凯的命令或同意,否则他怎敢擅自发动一场兵变。其实,作为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虽然没有乃父的谋略,但也久历官场风涛。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袁克定便“纳粟为候选道”。后为盛京将军赵尔巽“招入幕,参军事”。光绪、宣统间已官至农工商部右丞署左丞。在袁世凯迫清帝逊位过程中,袁克定也“与有力焉”。(98)曾在陆军部任职的恽宝惠说:“凡袁世凯的部属,皆称克定为‘大爷’,克定久随乃父左右,与北洋将领皆有交情”。(99)袁克定的妹妹袁静雪则说“他对旧时官场中的事情,非常熟悉通达,因而他在政治上也很有野心”。(100)然而,由于他平日“建言策政”,袁世凯“多不纳”,他的野心一直没有能够得到施展,为此“心辄郁郁”。(101)袁南下就职将直接威胁他和袁周围其他一些人的前途和既得利益,因此,他才利用其在北洋将领中的影响,私自策划了这样一场兵变。这当中,不能排除袁克定策划兵变,是担心袁世凯南下就职后,其“皇太子”的美梦将会破灭,因此他以袁若南下北洋军将会遭到裁减这样一种可以说得出口的煽风点火之词,挑唆曹锟等制造兵变,从而达到阻止袁南下就职的目的。袁的幕僚张一麐就曾暗示袁克定发动兵变的目的是为了“夺清帝位,效黄袍加身故事”。(102)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只不过清帝虽已逊位,当时尚有禁卫军护卫,袁克定的目的未能达到。

  

  百年来几乎人人都将袁世凯视为兵变主谋,但出人预料的是,竟然没有一条令人信服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被研究者广泛征引的刘成禺所记“民元北京兵变内幕”,其实是一条假材料,并不能证明袁世凯就是兵变主谋。而那些可以证明袁世凯对于兵变事前并不知情的材料,则总是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弃而不用。

  仔细翻检兵变后一个月内,即1912年3月的各种报刊报道及评论资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条材料明确将袁世凯视为幕后主使,这不能不让我们怀疑长期流行的袁世凯策划北京兵变说的可靠性。在其他资料中,也只有极少人怀疑或暗示袁为主谋。如《泰晤士报》记者戴·福来萨在给莫理循的信中,猜想兵变可能性之一,是“袁策动这一事件以说明他难以到南方去,结果控制不了自己放的火”。(103)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兵变后外交团对袁的态度变化时,有“即项城亦有悔怯之萌”,“使其早见及此,其前事必不尔为”等话,(104)暗示兵变系袁所为。但不论福来萨还是严复,都是与兵变毫无关系之人,而且都未提出任何证据。

  1912年4月,胡鄂公所著《辛亥革命北方实录》出版,其中写道:“二月二十九日,予返天津。是夜即有北京兵变之事。在世凯之意,不过暗示曹锟部下士兵一二排哗变以为自己藉口而已,但影响所及,而北京、保定、天津、通州之兵亦尤而效之。是即所谓一夫夜呼,乱者四应。”(105)这大概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明确将袁视为兵变主谋的最早记载了。然而,胡鄂公乃革命党人,并非知晓袁内幕之人,且兵变当时他并不在京,因此其所言并无说服力,后来研究者也未见有引以为据的。再往后,将袁世凯视为兵变主谋的,就是1916年6月袁死当月由上海文艺编译社印行的《袁世凯全传》与《袁世凯轶事》了。前书编译者不详,后书署名“野史氏”编辑。关于兵变,《袁世凯全传》写道:“袁既不愿南来,又苦无所借口,乃嗾令北京一部份之军队,以二十九日夜间顿起暴动,数日以内都城全市尽在兵匪纷扰之中,烧商店,杀良民,抢劫一空,备极残酷。”(106)《袁世凯轶事》则写道:“先是袁以南方要求甚力,却既不可,留亦无辞,正计议间,杨度忽以煽动兵变之策进。袁掀髯大笑曰:‘皙子真可儿也。’因立召统领曹锟至,密语良久,曹唯唯听命。是夜其部下兵士即四出焚掠,三日后秩序始渐恢复,然人民之生命财产损失已不可胜计矣。蔡元培、汪兆铭辈皆书生也,绝不料此事为袁之主谋。”(107)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引《袁世凯全传》关于兵变的记述中,从“以二十九日夜间顿起暴动”以下至“备极残酷”一句,基本抄自日人内滕顺太郎所著《袁世凯》一书的中译本。该书中译本共有两种,一种由“江宁范石渠”翻译,上海文汇图书局1914年9月初版发行;另一种由张振秋翻译,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10月发行。关于兵变,范译本写道:“不意二十九日夜间,北京一部份之军队忽焉暴动,数日以内都城全市尽在兵匪纷扰之中,烧商店,杀良民,抢劫一空,备极残酷。”(108)张译本则写道:“然至二十九日之夜,北京一部之军队,俄然暴动,数日数夜之间,北京都城化为兵匪纷扰之衢,商厦被烧,良民被杀,抢掠一空,惨憺已极。”(109)而《袁世凯全传》中的“袁既不愿南来,又苦无所借口,乃嗾令北京一部份之军队……”一句,则在两种中译本都没有。由此可知,无名氏编译的《袁世凯全传》将袁视为兵变主谋,完全是其个人添加的内容,而且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故后来研究者绝少引以为据。《袁世凯轶事》绘声绘色地记述了杨度献策、袁世凯主谋兵变的情形,但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同样很少为研究者引用。其中所云“留亦无辞”也非事实,袁留京有充足理由,并且数次向南方提出过,此点前文已有详细论证。30年代白蕉编著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认为兵变为袁世凯“用杨度计,嗾令第三镇曹锟所部于二月二十九日晚在北京哗变”,(110)很可能是采信了《袁世凯轶事》的说法,但同样极少为研究者征引。此后还有一些人将袁视为兵变主谋,如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居正《梅川日记》以及《胡汉民自传》等等,(111)但因出自革命党人一面之词,并不能作为可靠证据。

  近数十年来,被研究者普遍视为袁世凯策划兵变的“铁证”而反复征引的材料,其实只有1946年成书的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所记“民元北京兵变内幕”一条,其中写道:

  唐少川告予曰:“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112)

  刘成禺在兵变当时是南京临时参议院湖北籍议员,他在这条材料中自称其所记“内幕”得自唐绍仪之口,而唐为南北议和时袁世凯的代表,兵变前又成为南方派出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代表之一,碰巧他在总统府听到了袁、曹二人的对话,于是这条材料就成了后来研究者断定袁世凯为兵变主谋的“铁证”,凡记述此段历史的论著,几乎无不引以为据。然而,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其实非常值得怀疑,研究者对这条材料的解读,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首先,材料中以唐绍仪的口吻说:“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兵变发生时唐绍仪正与南方代表在一起,或者兵变发生当晚,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之间曾经通过电话,因此才会发生后者促前者“黎明访袁”之举。然而,事实是,唐绍仪在北京自有住处,(113)并不与蔡元培及其他代表同住煤渣胡同贵胄法政学堂。据1912年3月5日莫理循写给达·迪·布拉姆的信,莫理循曾于兵变第三天即3月2日(星期六)与唐绍仪见过面,信中并提到“唐绍仪从骚乱一开始就没有离开过旅馆”,(114)这一信息显然是莫理循在同唐绍仪面谈过程中了解到的,可以证明兵变发生后唐绍仪并没有去过蔡元培等住处。而从兵变当时的各种记载中,我们也未发现任何一条材料提到兵变当晚南方代表曾去过唐绍仪住处,或者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之间曾经通过电话。事实上,兵变当晚南方代表四处寻找躲避之处,已经与唐绍仪失去联系,在他们逃至六国饭店后发给时在上海的温宗尧的电报中,就有“唐绍仪不识在何处”的话。(115)唐绍仪对于南方代表住处遭变兵袭扰也全然不知(参阅下文)。因此,所谓“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一事并不存在。

  其次,按刘成禺的记述,唐绍仪是在“黎明访袁”时,碰巧听到了袁、曹二人的对话,从而获悉是袁下达了兵变密令。然而,相关材料证明,唐绍仪在3月1日黎明乃至整个上午,根本就没有去拜访过袁世凯。兵变发生当晚就在袁世凯身旁的叶公绰事后曾有这样的记述:“……扰攘许久,天已微明,即接汪精卫等人由六国饭店送来致唐少川一信,余知必重要,乃陈明项城拆视,知欢迎团(即欢迎总统南下就职者)如蔡孑民、魏注东诸君,皆已逃至六国饭店,且衣履均不备,余尚多失踪,希望赶紧访寻云云。……待至将十二时,始陆续知各人下落,遂召开会议,决电南京,主项城改在北京就职焉。”(116)在另一篇文字中,叶公绰又写道:“待我回至迎宾馆时,唐绍仪适到,遂将经过情形向唐报告。”(117)由叶公绰的记述可知,黎明时分唐绍仪并不在袁世凯处,因此叶公绰才因事情紧急而陈明袁世凯,拆阅了汪精卫等人给唐绍仪的信。由叶的记载还可以知道,他在六国饭店办完事时已经过了中午12点,等他再回到迎宾馆总统办公处的时候,正好碰到唐绍仪来(此处与莫理循的说法有所不同)。由此可知,唐绍仪即使拜访过袁世凯,也已经是3月1日下午的事了。另据《时报》报道,兵变发生次日上午,曾有奉天代表朱、张二人“至唐少川寓所报告专使等不知下落。唐大惊,当传总统府派来卫队某长官,询以专使所在”。(118)可见,当天上午唐绍仪的确仍在寓所,并没有去拜访袁世凯。从唐“大惊”的情况来看,他显然也没有接到汪精卫等送往总统府要求他访寻专使等下落的信。这些都可证实叶公绰所记不假。因此,所谓唐绍仪“黎明访袁”纯属子虚乌有,当然他也就不可能听到袁、曹二人对话。就算3月1日下午他去拜访了袁世凯,也不可能听到袁、曹二人对话,因为兵变在前一天晚上就已发生,袁世凯不可能到第二天下午才叫曹锟去汇报,曹锟也不可能到第二天下午才向袁世凯报告。

  再次,由于发动兵变的是曹锟所部,因此,兵变发生后,袁、曹二人一定在第一时间见过面。二人见面后谈话内容如何,对于判断兵变是否为袁世凯策划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条可靠的材料可以告诉我们二人究竟谈了什么。很多研究者根据刘成禺所记对话,断定袁世凯就是兵变主谋,然而,唐绍仪既然在3月1日黎明至中午不曾见过袁世凯,那么刘成禺借唐绍仪之口所转述的袁、曹对话,也就不足采信。其实,从刘成禺所记对话本身,我们就可以发现一大漏洞。假使袁世凯直接给曹锟下过密令,那么曹锟在报告时只需要讲“报告大总统,兵变之事已办到矣”就可以了,而不应该在中间加上“昨夜奉大总统密令”这样一句很突兀的话。显然,这句话是为了强调袁世凯为兵变主谋而刻意添加上去的。殊不知,正是这句刻意添加的话,弄巧成拙,暴露出了造假的马脚。

  由上述论证可知,刘成禺所记“民元北京兵变内幕”其实就是一条假材料,完全不能证明袁世凯为兵变主谋。至于是刘成禺还是唐绍仪编造了故事情节,我们不得而知。唐绍仪是坚决主张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刘成禺则是南京临时政府方面的人,他们将袁世凯视为兵变主谋并不让人觉得奇怪。不过从这条材料在唐绍仪于1938年死后多年才出现,而且只有刘成禺一人记载了这一故事情节来看,刘成禺造假的可能性显然很大。(119)

  除刘成禺所记外,还有几条非常重要的材料,对于了解兵变真相极有帮助,但却很少为研究者所征引。第一条是兵变发生时就在袁世凯身旁的幕僚叶公绰所写《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其中写道:

  新春兵变之夕,余在马大人胡同内阁官舍,同数人方晚膳,忽闻枪声劈拍,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声鼎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乱,出入杂遝。项城神色颇荒〔慌〕,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项城色定,言“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120)

  再一条是幕僚唐在礼的回忆,兵变时他也在袁世凯身边,兵变后又作为袁世凯的特派代表南下报告北方情形。他在回忆中写道:

  二月二十九日那天,袁世凯住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当晚我也在那里。约在八时左右正吃晚饭的时候,忽然在东安门及前门一带发生兵变。一时枪声四起,火光烛天,市内扰攘,人声喧噪,约有半个钟头不到,电话即打不通。……当晚这种情况一出现,就有“禁卫军要进城”的说法。这个传说最骇人听闻,因当时禁卫军确有四旅驻扎西郊,我们就怕宗社党勾着他们闹事。总之,大楼里的人都惴惴不安,若大难将临。袁世凯倒是指挥若定。一方面,他很镇定地指挥着军队保卫周围的治安,对江朝宗、姜桂题指示:“你们要调度好自己的军队,必须守卫好自己的防卫地带,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变兵。只要你们守好自己的驻防地区,不叫变兵进来,北京城就乱不了。对付变兵,我有办法。”……另一方面,袁也积极作应变的准备。他平日总是穿长衣服的时候多,那天兵变发生以后他就换了短装,上身穿着类似中山装的上衣,下身穿着一条马裤,脚上登一双青布便鞋,此外还整理了几个衣箱,打点了些穿的用的杂物。后来闹得厉害的时候,袁曾亲自领了几个人到地窖去看了看。我看那时候事情的发展,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真正闹大了,变兵闹到近边来,他也有动身逃避的准备,并且连随扈的几个人也确定了。(121)

  第三条是第三镇军官陈文运的回忆,兵变当天下午至晚上他都在帅府园第三镇司令部。后来回忆说:

  2月29日下午,曹锟召集我们在帅府园司令部开会。……一直呆到晚上十点多钟,忽然听见东北方向有“轰、轰、轰”的炮声。大家相顾失色,正在摸不清头脑的时候,有人跑来送信,说:“齐化门外炮队开炮了,兵变了!”这时,大家都吃惊不小,纷纷走散,电话铃响了好久,也没有顾得去接。我信手接过来一听,大概是总理办事处打来的。大意说:“剃小辫,自由;加饷,照旧;米贴也照常。赶紧通知队伍,不要闹事。”原来士兵们在打仗时另加饷银一两,另外还有米价补贴。最近听说南北议和,没有战事了,加饷和米贴都要裁减,还因为民国成立,士兵也要剪去小辫,军队里很多人表示不满。袁世凯认为这是酿成兵变的原因,所以临时发出命令,指示这三件事都照常不变,安定军心。(122)

  第四条是2010年出版的《许宝蘅日记》的记载,许当时是总统府秘书,兵变发生时也在袁世凯身边。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八时正晚饭,忽报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下剪发令,又因陆军部将该营加饷扣减,遂尔哗溃。正在查询,即闻枪声甚近,盖府内尚驻有十标一营与变兵相应,遂与总统避入地穴内,一面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之事。又闻枪声甚急,一面派人分头探察宣谕,劝令归伍。……枪声稍远,侍总统回至办公室,知照各路侦探。……探报变兵大肆抢掠,又报南京来使有洪军保护无虞,又报第三镇九标一营赴帅府园保护曹仲山统制。二、三两营拟出营救火,请总统命令,余谓黑夜之间未叛之兵不宜轻出,遂止其出营。又报东四牌楼一带无处不抢。又执法处报西城尚安靖。本府卫兵亦有离府出抢者。至三时后,各处火势渐衰,乌金吾报已调消防队救火。枪声渐少,至四时倦极,在椅上躺睡。此次变端,初无所闻,事后无从弹压,惟有静以待旦。(123)

  还有一条是《时报》所载兵变发生后,奉天代表朱、张二人当晚及次日寻找专使蔡元培等下落的报道:

  火起后九点四十分钟,有奉天代表张、朱两君,商请美使馆派赴保护青年会及教堂之美国兵三十人,前往法政学堂援救南使。不料行至煤渣胡同,叛兵人数异常拥挤,美兵等以不便开枪,由朱、张派人查视学堂,专使等已不知去向,行李一空,只得退出。待至天明,再赴学堂探询,巡警等答以不知。复至赵首领家探询,赵之阍人答以一夜未睡,无暇见客。及告以此来专为探询专使等所在,姑派一人告以,顷据招待员马警兵报告专使等均在学堂,尚睡未起等语。朱、张等无可与辩,一笑置之。复至唐少川寓所报告专使等不知下落,唐大惊,当传总统府派来卫队某长官,询以专使所在。某答以事起时已由总统命段芝贵派兵保护专使行台,已照办,当可无事。唐以报告不实,斥之。继某长官又来报,称南使等已不知去向,所有物件,大兵进去后均被土匪抢去。唐嗤之以鼻。无何,有招待员数人至唐寓报告,所言又与马警官如出一辙。唐不与辩,嘱以速分途往探专使等下落。招待员始失色,仓惶他去。嗣由朱、张两君至美使馆遇钮君永建,至六国饭店遇蔡专使、王正廷、汪兆铭、魏宸组诸君,心始大安。当专差至总统府送信,意始安。后招待员至总统府报告时,为袁大总统面加申斥,略谓:当此时代,诸君犹如此蒙蔽,教我何面目以见南使云云。(124)

  以上五条材料的记载者都是当事人,因此所记都很具体,其中有几方面的细节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袁世凯在听到兵变发生时最初的反应。叶恭绰记载说袁世凯得到兵变消息后“神色颇荒(慌),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之所以有此举动,是因为冯国璋统领的禁卫军大部分驻在西苑,而此前已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这一点正好可与唐在礼回忆中所云“当晚这种情况一出现,就有‘禁卫军要进城’的说法”相印证。而从其他相关资料记载来看,禁卫军叛乱的确是此前袁世凯最大的担忧之一,第三镇之所以由东北调驻京城,主要就是因为宣布共和时,“恐禁卫军作梗,特调此军入城以制之”。(125)为了防范禁卫军叛乱,袁曾多次派人向该军“详切演说不可暴动之理由及实行共和后与该军之利害,设有暴动,不惟无裨时局,且反破坏北京治安”。(126)兵变是从东城开始的,倘若为袁所策划,他岂能不知,怎会屡次打电话问西城情形?又怎会“神色颇慌”?这只能说明袁不知内情,以为是城西的禁卫军发动了叛乱。其实,在兵变次日,袁世凯的心腹幕僚阮忠枢就曾给袁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发出过一封信,告知“此次变起仓猝,实出意外”,(127)这应是可靠的说法。20世纪50年代初,叶恭绰在接受金毓黻访谈时,更明确说道:“兵变时余在袁侧,见其神色大变,断为事出意外。惟闻是时内务总长赵智庵(秉钧)在私宅,闻讯后未见惊惶之色,旋语其左右曰:可命全城警察撤岗,以避其锋。余以为此事应与袁大公子克定有关,若由克定与智庵共嘱曹锟为之,亦属近情。”(128)

  二是袁世凯所采取的应对兵变的措施。以往常常把兵变爆发后袁世凯应对不力作为证据,怀疑兵变为袁世凯所主使,但从《许宝蘅日记》来看,袁曾在第一时间“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之事”,以安抚变兵。而陈文运的回忆说他在第一时间接到了总统府临时发出的命令,要他通知士兵:“剃小辫,自由;加饷,照旧;米贴也照常。赶紧通知队伍,不要闹事。”两条材料正好可以互相印证。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叶公绰记载袁世凯得知是变兵抢劫,而非禁卫军暴动后,胆子大了起来,说:“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而唐在礼的记载则说兵变发生后,袁世凯指示江朝宗、姜桂题“必须守卫好自己的防卫地带,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变兵”。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记载。但从《许宝蘅日记》可知,是许宝蘅提出“黑夜之间未叛之兵不宜轻出”,为袁世凯所采纳。许并解释说:“此次变端,初无所闻,事后无从弹压,惟有静以待旦。”另有一说,当晚事起时总统府即得警报,“当发命令派卫队设法拦截,讵为段芝贵、曹锟、梁士诒辈力阻,其大致不外时在昏夜,一经开仗,恐玉石不分。实则段等恐卫队一出,附和叛兵,且恐总统府兵力单薄可虑,故竭力阻挠。”(129)不论哪种说法,都可以证明,兵变未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制止,并非由于袁世凯故意纵容,因此而怀疑袁为兵变主谋,显然难以成立。

  三是袁世凯为保护个人安全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如情况危急时“避入地窖”,换上便于行动的短装和青布便鞋,整理衣箱,打点穿的用的杂物,确定随扈人员等,这些在叶公绰、唐在礼、许宝蘅的记载中都有所反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有一举动,就是“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对此叶公绰曾表示不解。(130)其实,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袁的卫队中也有人外出参与抢劫,袁试图通过这一措施来安稳卫队;另一方面也是袁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而做出的反应。就在三个多月前,袁的儿女亲家端方在四川资州为了安抚军心,答应手下兵士将有若干军饷发放,结果到期军饷未至,革命党士兵起而变乱,端方也身首异处。不知袁世凯当时是否想到了端方,但他的举动完全符合一个人在危急情况下的反应。倘若兵变为袁所策划,则他事前早有准备,怎会有如此举动?

  四是袁世凯为保护欢迎专使而采取的措施。从《时报》的记载可知,兵变发生后,袁世凯不但派了卫兵去保护唐绍仪,而且“命段芝贵派兵保护专使行台”。由《许宝蘅日记》的记载也可看出,袁世凯很担心南方代表的安全,曾派探报查看情形,回报说“南京来使有洪军保护无虞”。另据蔡元培讲,兵变第二天,袁世凯曾派孙宝琦来六国饭店慰问,孙说:“昨夜我正在总统处,总统闻兵变,即传令须切实保护梅酢胡同,并说:‘人家不带一兵,袒然而来,我们不能保护,怎样对得住?’”(131)这些举动表明,袁世凯并没有借兵变来恐吓欢迎专使的想法。不过,由兵变发生后蔡元培等人住所很快遭到袭扰的事实以及《时报》的记载来看,段芝贵等人并没有执行袁世凯的命令。不仅如此,在奉天代表朱、张二人及唐绍仪等打探专使下落时,从赵秉钧处到唐绍仪处,招待员都以谎言搪塞。显然,这些人都参与了谋划兵变,而袁世凯则被蒙在了鼓里。因此,袁在事后面斥招待员时,才有“当此时代,诸君犹如此蒙蔽,教我何面目以见南使”等话。

  由上述细节可以看出,这些材料多能相互印证,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同时也清楚地反映出袁世凯事前对于兵变的发生确不知情,(132)事后也没有借兵变恐吓欢迎专使的目的。其中《时报》的记载向来不曾引起研究者注意。叶公绰、唐在礼、陈文运三人的记载,虽然收入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及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辛亥革命回忆录》这两种最常见、最基本的辛亥革命史料集当中,但由于不利于证明袁世凯为兵变主谋,因此几十年来鲜有研究者征引。而新出的《许宝蘅日记》,则再次证明袁世凯确非兵变策划者,兵变未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制止也不能全都归咎于袁。

  四

  就“北京兵变”最初的爆发而言,可以说完全是政治性的,目的是恐吓欢迎使团,阻止袁世凯南下就职。然而,由于清帝逊位以来,北方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袁世凯南下消息宣传,导致人心惶惶,军队纪律废弛,兵士滋事不断,加之存在兵饷减发及强令兵士剪发等情况,又有宗社党人从中煽惑,土匪亦趁火打劫,结果兵变很快失去控制,从北京蔓延至津、保等地,成为一场“真性”兵变。兵变固然使袁世凯成为受益者,但也沉重打击了袁的威望,并对新政府的建立和民初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关于北京兵变的性质,陶菊隐曾讲过如下一段话:“北京兵变完全证实是袁所指使的,但是各地的兵变却都是没有任何人指使的‘真性’兵变,那些纪律废弛的北洋军,没有了解北京兵变的政治意义,而只羡慕他们的同道用这个新奇的行动大有所获,于是纷纷步其后尘而畅所欲为。”(133)如前所论,北京变兵并非袁所指使,陶菊隐的说法不能成立。不过,陶菊隐把北京的兵变与各地的兵变从性质上加以区分,对于解读整个兵变过程颇有提示意义。

  兵变是在欢迎专使蔡元培等到达北京两天后发生的,由前引杨雨辰的回忆可知,袁克定等策划兵变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恐吓欢迎专使,阻止袁世凯南下就职,可以说纯属政治考量。从兵变开始以后,蔡元培等人的住所很快便遭到袭扰、蔡等被迫避往六国饭店的情形来看,杨雨辰所述是可信的。《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的编者也承认:“变兵实有围吓南来诸使住所情事,当不无政治意味。”(134)因此,陶菊隐把北京的兵变看成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是有道理的。不过,在笔者看来,即使是北京的兵变,恐怕也只有2月29日晚变兵袭扰蔡元培等人住所的举动具有政治意涵,稍后变兵便如曹汝霖所说,“假戏真做,乘火打劫,大肆抢掠”,(135)从而失控成为以焚烧抢掠为主要特征的“真性”兵变了。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恐吓欢迎专使的目的通过当晚的兵变已经达到,照理讲兵变很快就应该结束,然而,3月1日、2日却又接连在城内多处发生焚烧抢掠之事,并且很快又蔓延到了天津、保定等地。这说明兵变性质很快发生了变化,并已失去控制,以至于外界所观察到的只是变兵烧杀抢掠的行为,兵变发动者的政治意涵反而被掩盖了。如《民立报》就有评论写道:“察叛兵之举动,多志在抢劫财货,则知乱事之根,大率以饷源之支绌为近,而与政治上无大关系,并不少挟有排外之性质。”(136)日本驻沪领事有吉明在回答《民声日报》记者的提问时也说:“据北京电报,乱兵之目的确非政治的,盖恐袁之南下,将遭解散,故及其未解散,各行抢劫,以作归田生活计而已。观其抢劫焚烧洵、涛及亡清各王公大臣之邸第与一般无所择,则其非政治的可知。”(137)即使是蔡元培等人在兵变次日发给南京的电报中也称变兵“专为抢掠起见,与政治无关,亦未滥杀人”。(138)

  而对于导致兵变发生的原因,当时有许多报道和分析,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最值得注意:一是袁世凯南下消息宣传,导致军心不稳;(139)二是陆军部裁饷引发士兵不满;(140)三是强迫剪辫引起士兵反抗;(141)四是宗社党四出煽惑,图谋复辟;(142)五是军纪败坏,屡屡滋事。(143)各种说法不一,扑朔迷离,但综合来看,袁世凯南下消息传出后在其亲信部队中所引起的不安,应该对兵变爆发起了催化作用。或者可以说,袁克定等人正是利用这种不安,策划了兵变,以达到恐吓专使、阻止袁世凯南下的目的。然而,如陈文运所言:“兵犹火也,放火容易收火难,发动兵变不难,想要收拾可不是容易的事。”(144)兵变开始以后,由于裁饷、强迫剪辫等而导致的兵士的不满同时被引发,结果纪律早已败坏的兵士们很快便开始在京城各处肆意焚烧抢掠。而其中难保没有宗社党人乘机煽惑以及土匪乘火打劫,于是兵变很快失去控制,由京城蔓延至津、保等地。

  当然,以上所述还只是一些导致兵变发生及蔓延的具体因素,倘若从根本上讲,恐怕与南北双方迟迟未能就统一政权的建立达成一致而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有极大关系。袁世凯虽然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在他到南京宣誓就职前,并不能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号施令;而他以清帝退位诏书为据,用“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的名义发号施令,则又遭到南方坚决反对。因此,北方在一段时间内事实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可以说正是这种新旧政权更替间隙的无政府状态所引发的恐慌不安、投机冒险等种种心理,引发了变乱的发生与蔓延。白作霖在给蔡元培等人信中就认为:“此次各处骚动,不约而同,固由人心不靖所致,而其重要原因当在改革初定,人人有一无政府观念,以致无所畏惮如此。”(145)贺良朴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也将兵变蔓延归咎于南北双方“争执都会地点,成此无政府之现状有以致之”。(146)一般报刊舆论也多有类似看法。如《时报》就有评论认为:“此次京津保变乱之原因,言人人殊,然总其要归,大约不离乎新政府未成立,致陷北数省于无政府地位之所致。”(147)《光华日报》也刊登评论道:“……大总统已举定,而政府久未成立,识者已窃忧之,惧匪徒之倡乱也。夫中国人民程度低下,安于习惯,能明共和原理者绝少。诏旨宣布,既疑不能明,而政府又迄未成立,审判、警察皆遇事迁就,新旧军麕集,大总统无真实统治之权,统兵长官务为姑息,犹之炸药四伏,导线一燃,有不暴裂者乎?且自去年八月至今,几阅半载,此半载中,土则废学,工则辍业,商贾则停贸易,劳动则失衣食,所谓四民失业,民穷财尽,愁叹之声,随处皆是。聚无数枭桀之少年、游怠之小民于辇毂之下,无食则思食,无衣则求衣,而君权已去,仅恃一破碎不完全之内阁,其能终持而不敝者,有是情乎?”(148)

  兵变发生后,鉴于袁世凯忙于恢复北方秩序以及处理同各国的关系,加之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其离京南下,南京临时政府不得不让步,同意袁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在不久后将临时政府迁至北京。袁看起来成了兵变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兵变由袁幕后主使之说也就逐渐流布开来。其实,袁固然是兵变受益者,但兵变对袁的打击同样极为沉重,而这却是过去研究者未加注意的。

  兵变使袁在国人心目中的威望大打折扣。《大陆报》刊登了有关消息,称“袁世凯之威望因此顿失”。(149)贺良朴写信给蔡元培,指出兵变蔓延,“项城之咎无可辞矣”。(150)陆鸿逵致袁思亮信中也写道:“津京有此变故,项城威信一扫而空矣。”(151)严复则在给熊纯如的信中发出了“威令不出都门,统一殆无可望”(152)的感叹。

  兵变同样使列强深感失望。莫理循在一封信中写道:“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发动这次兵变,使我感到痛心已极。我一直认为第三师是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见到我,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唯一希望,我真不知道人们现在会怎么想。”(153)在另一封信中,莫理循又写道:“这整个事件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丢尽了脸。”(154)兵变发生后,驻京外交团团长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刻给袁世凯发去英文密函一件,诘问袁“能否照满清原定各约章程,保护各国人等之生命财产,请即日答覆”。(155)美国政府驻代表倡议,“以中国既经共和,而各处尚有扰乱,袁世凯之力实不足以维持大局,拟请各国政府派兵至中国,分别保护”。(156)袁世凯不得不向外交团致送英文道歉信,表示“保护京师治安,实有重责,今变起不测,各外交团忽受虚惊,不胜歉仄”。(157)为了维护北京秩序,袁世凯曾试图通过唐绍仪请外兵帮忙,结果又招致外界尖锐批评,认为此举将“致启外人干涉之祸”。(158)

  袁世凯对其威望受损,内心也是很清楚的,兵变次日见到其次子袁克文后,即“叹曰:‘予练兵三十年,威信一旦丧矣’”。(159)

  不仅如此,兵变还严重影响到了新政府的借款计划。本来在前清时期,财政就已十分困难,常靠借外债维持。经过辛亥革命后,“全国损耗,尤为不可计数,民生凋敝,达于极点”,而民国初建,“一切建设需费至繁,若求之国内,不独民不能堪,于国家发达前途亦必大受影响”,因此,“一切政费,舍借助外资,别无良策”。(160)兵变前唐绍仪曾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议定借款五万万至六万万,分若干期缴付,“第一期已付三百万两矣,迨第二期将届,北京忽起兵变,四国财政团因即止付”。唐绍仪只好转向比国借款,结果又引起四国公使抗议,认为“中国失信”。(161)此后各国银行团提出“监督财政”等苛刻条件作为大额借款前提,结果袁世凯政府很长时间不能与各国财团达成协议,导致新政府建立之初遭受到了极大的财政困难,加之袁的威望因兵变大受打击,使得新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成为一个弱势政府。袁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之所以极力拉拢国民党人,与他的这种弱势地位是有关系的。

  

  结论:从清帝退位到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段历史需要重写。

  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既然不能成立,那么从清帝退位到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段历史就需要重写。其中有下面几个过去没有受到重视或遭到曲解的关键问题,应当给予充分重视,并加以纠正:1.应当正视南方在永久首都和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所做的重大妥协,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妥协,袁世凯才不会因“争都”而策划兵变;2.应该认识到,袁世凯对南下就职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拒绝,而是有一个变化过程,起初因有后顾之忧而不愿立刻南下,而后随着局势变化,逐步变为积极行动,只不过由于袁克定等突然发动兵变而中止;3.袁世凯是新当选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尽早实现南北统一,将其统治权力扩张到全国,是其当时考虑的首要问题,由此高度来解释袁的所言所行,方符合其身份及史实,而不应像以往那样将袁视为一个只关心其在北方统治利益的人物;4.袁克定、曹锟等人之所以要背着袁世凯策划兵变,阻止袁南下就职,恰恰就是因为他们只关心自身前途和既得利益,而不能像袁那样站在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来考虑问题;5.从最终结果来看,袁世凯固然是兵变受益者,但也应该充分看到兵变给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对民初政治的影响。

  以下是笔者以概述方式重写此段历史的一个初步尝试。

  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袁世凯立刻将此消息电告南京临时政府。2月13日,孙中山复电袁世凯,表达了要其尽早南下接事之意。当晚,孙中山遵守诺言,向参议院提出辞职。2月14日,孙中山又电告袁世凯,他已向参议院正式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荐袁为临时大总统,“以新总统接事为解职期”。同时对于清帝退位诏书中有由袁“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一语表示不满,请袁即速来宁,并请“举人电知”南方,“畀以镇守北方全权”。陆军总长黄兴及各军队长也纷纷电请袁世凯南下。袁回复“真”电,一方面表示“极愿南行”,另一方面又提出北方“军旅如林,须加部署”,另外东北还未承认共和,“一旦动摇,牵涉各国”,希望南方能够体谅他不能即刻南下的苦衷。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复电,强调“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请袁“即速来宁,以副众望”。并再次提出:“如虑一时北方无人维持秩序,当可由执事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守北方全权。”

  此时的袁世凯正面临着重重压力。外蒙已在俄国实际控制之下,取消独立看不到希望;东三省官绅军民拒不承认共和,勤王队首领张作霖并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秘密接触,试图将东三省出卖于日本;宗社党分子除在京城活动外,又纷纷潜往东三省活动,并与日本方面暗中勾结;日本方面也蠢蠢欲动,准备东北一旦出现动乱,即乘机出兵占领满洲。在京城,袁世凯为了防止清帝退位前后出现秩序混乱,调集大批军队进驻城内外,结果反而加剧了紧张气氛,军队滋扰市面之事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于2月14日回复“咸”电,除了继续表示极愿南行外,再次强调了北方危机隐伏的情形,同时对于南方不能体谅自己的苦衷表达了强烈不满,有“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等带有要挟意味的话语。同日,在京蒙古王公联合会致函袁世凯,支持其为临时大总统,北方形势稍有缓和。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决定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孙中山立刻将这一消息电告袁世凯,并告诉袁世凯将派专使欢迎他南下就职。参议院也电袁,请其即日驾莅南京受职。2月17日,孙中山又一次电告袁世凯,如果他不速来,将“恐失各省及军人之信仰”。

  面对南方一次次的催促,袁世凯进退两难。一方面,尽快实现南北统一是袁世凯此时考虑的头等大事,他急需通过南行,取得南方信任,特别是取得革命党激烈分子的信任,以便消除统一阻力,同时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的“以袁公到南京接事日为文解职之期”,也使他不能不认真考虑南行之事;另一方面,东三省仍未承认共和,这成为他南行最大的后顾之忧。2月18日,孙中山将北上欢迎专使及欢迎员名单通知袁世凯,同时表示永久首都可留待“大局既奠”后再“决之正式国论”。2月19日,经过袁世凯方面的反复工作,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终于代表官绅军民发表通电,表示赞成共和,支持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一重大的局势变化使得袁世凯南行一下变得柳暗花明。袁立刻在当天将这一消息电告孙中山,并表示自己将取道天津或汉口南下。2月21日,欢迎专使蔡元培等自上海启程北上。同日,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向外界明确释放出南方不拒绝以北京为永久首都的信息,孙中山也向外界传达出对袁即将南下表示满意,并计划在袁南来后全程亲自陪同,以防激烈分子暗杀袁。

  2月26日,欢迎使团到达天津。当天下午,唐绍仪和汪精卫等先行入京,蔡元培等则暂留天津。唐、汪入京后受到热烈欢迎,唐在车站向民政部首领赵秉钧提出,蔡元培等人到时,应该打开正阳门南门迎接,赵向袁进行通报,得到袁的同意。当晚,唐、汪见到袁世凯,表示南方在永久首都和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并无成见,但袁世凯需要到南方一行,以收服人心。次日,唐又见到袁,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与此同时,在天津,各团体代表、各军队以及许多政治人物,纷纷向蔡元培表示反对迁都南京,反对袁世凯南下。蔡向新闻界表示,他此来对于建都地点“绝不稍存偏私意见”。又向欢迎他的天津官绅表示,如果北方比南方更需要政府坐镇,那么“可请袁大总统南去两星期,以行两总统交替式,然后再来北京组织临时政府”。2月27日,蔡元培等到达北京,受到各界更为隆重的欢迎。鉴于北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反对迁都,蔡在与袁会谈时明确表达了“临时政府设于北京或天津无所不可”的意思,只从法理上强调袁必须南下就职,也就是说袁是参议院选出的临时大总统,袁应该迁就参议院,而不能由参议院迁就袁。袁只需要南下两星期,到参议院宣誓就职,完成权力交接仪式,并借此机会联络南北感情,然后即可北返,而不必常驻。

  由于南方作了重大让步,同时由于北方局势已大大稳定,袁又急于实现统一,因此双方很快就达成一致,即一旦袁确定留守人员,就南下就职,并初步确定经由汉口赴宁。蔡元培等立刻将此消息电告江苏都督庄蕴宽,并向外国媒体表示“袁之必于二星期内赴宁,则殊无可疑”。王正廷则将此消息电告在武汉的副总统黎元洪,黎又立刻给孙中山发出急电,请他令海军部预先准备军舰,以便护送袁世凯经水路由汉赴宁。然而,袁周围的人并不能像袁那样从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出发来考虑问题,他们更关心袁南下会对自己的前途和既得利益造成怎样的影响。因此,在确定留守人员时,袁遇到了阻力,一时难以决定。与此同时,由袁的长子袁克定牵头,袁的一些心腹幕僚和亲信将领,在欢迎专使北上和袁准备南下的消息传出后,即召开秘密会议,谋划在京城制造骚乱,以达到恐吓欢迎使团和阻止袁世凯南下的目的。

  2月29日晚,也就是蔡元培等到达京城两天后,属于曹锟第三镇的一部分士兵突然发起兵变,焚烧店铺,抢劫财物,并且很快就袭扰了专使驻地。从当晚到次日清晨,使团成员陆续逃至六国饭店集中,所带行李尽失。由于兵变发生在夜晚,袁世凯采纳了总统府秘书许宝蘅的建议,没有贸然派兵出营镇压,而是命令其他各营坚守营地,以防未变之兵亦加入抢劫。但由于清帝逊位以来,北方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军队平日纪律涣散,加之存在兵饷被克扣或减发以及强令剪发等情况,又有宗社党人从中煽惑,土匪亦趁火打劫,结果兵变很快失去控制。3月1日、2日在京城内外接连有多处被烧抢。此后兵变又蔓延至天津、保定等地。鉴于北方局势混乱,袁既要平定叛乱,又要安抚列强,一时难以南下,蔡元培等致电南方,建议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兵变使袁世凯成为受益者,但也给袁以沉重打击。由于发动兵变的是袁的亲信部队,袁世凯的威望不仅在国人心目中大打折扣,而且使一直对袁稳定局势的能力深抱信心的外交使团大为失望。袁不得不发出英文信函向外交团道歉。为了稳定局势,袁试图向列强提出增兵保护北京,结果遭到舆论尖锐批评。更为严重的是,原本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达成的借款协议,也因兵变而中止,使得新政府的建立和运作遇到极大困难,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一个弱势政府。

  注释:

  ①较为著名者如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1927年),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1929年),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0年),白蕉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936年),陈伯达著《窃国大盗袁世凯》(1946年),李宗一著《袁世凯传》(1980年),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1981年),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卷(1982年),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1991年),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第四版(1994年),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2002年),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2009年)等等。

  ②如吴相湘:《袁世凯谋取临时大总统之经过》,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台北:正中书局1960年版;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唐德刚:《袁氏当国》,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

  ③《致孙中山电》(1912年3月4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④《告全国文》(1912年3月11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2页。

  ⑤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泰东图书局1914年版,第80页。

  ⑥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第80-81页。

  ⑦《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1912年2月22日),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2页。

  ⑧《致袁世凯函》(1912年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7页。

  ⑨《复章太炎函》(1912年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1页。

  ⑩《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1912年2月22日),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92页。

  (11)《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3月18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90页。

  (12)《告全国文》(1912年3月11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32页。

  (13)《补录专使谈论》,《大公报》,1912年2月29日,第1张第5版。

  (14)《袁总统与唐代表之会谈》,《大公报》,1912年2月29日,第1张第3版。

  (15)《专使会议要闻录》,《民立报》,1912年3月7日,第7页。

  (16)[日]内藤顺太郎著,范石渠译:《袁世凯》,文汇图书局1914年版,第177-178页。按:此书日文本于1913年由东京博文馆印行,名《袁世凯正传》。

  (17)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932页。

  (18)[日]内藤顺太郎著,范石渠译:《袁世凯》,“自序”,第6-7页。

  (19)内藤顺太郎致大总统袁世凯函,1914年1月22日,原件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译电”,《时报》,1912年3月1日,第2页。

  (21)《蔡专使对袁总统之宣言》,《顺天时报》,1912年3月1日,第7版。

  (22)《欢迎专使来京之宗旨》,《大公报》,1912年2月26日,第1张第4版。

  (23)《南京专使到京后会商事件》,《时报》,1912年3月7日,第4页。

  (24)《对于京师兵变感言》,《顺天时报》,1912年3月2日,第7版。

  (25)《致蔡廷干函》(北京,1912年2月19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87页。

  (26)《袁总统接见南使之准备》,《大公报》,1912年2月25日,第1张第3版。

  (27)《专使会议要闻录》,《民立报》,1912年3月7日,第7页。

  (28)《复袁世凯电》(1912年2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6-87页。

  (29)《致伍廷芳唐绍仪电》(1912年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94页。

  (30)《致袁世凯电》(1912年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93页。

  (31)《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2月14日,“附录”电报,第1页。

  (32)《复袁世凯电》(1912年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11页。按:《孙中山全集》注明此电时间为“二月中旬”,从内容来看,应是2月14日。

  (33)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节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按:由内容可以看出,该电发出时间在2月15日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统前。2月21日《时报》曾登载,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误将登报时间当作发电时间,陈锡麒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也错将此电置于2月18日条下。

  (34)《致袁世凯电二件》(1912年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98页。

  (35)《南京参议院来电》,《临时公报》,1912年2月17日,第1页。

  (36)《袁大总统致南京参议院电》,《临时公报》,1912年2月18日,第1页;《袁大总统致孙逸仙电》,《临时公报》,1912年2月18日,第1页。

  (37)《复袁世凯电》(1912年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08页。

  (38)《德国驻俄大使Pourtalès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Bethmann Hollweg之文件》(1912年正月四日自圣彼得堡寄),转引自王光祈译:《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译自德国外交文件汇编),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435页。

  (39)《小幡驻天津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2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页。

  (40)《袁总统之注重外蒙》,《大公报》,1912年2月24日,第2张第2版。

  (41)《库伦不承认取消独立》,《大公报》,1912年2月16日,第1张第5版。

  (42)《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蒙古代表及那彦图等致内阁袁世凯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300页。

  (43)《蒙古王公秘议之手续》,《大公报》,1912年2月5日,第1张第5版。

  (44)《蒙古王公之通电盟旗》,《大公报》,1912年2月3日,第1张第5版。

  (45)《袁内阁与各督抚之要电》,《大公报》,1912年2月5日,第1张第4版。

  (46)《落合驻奉天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2年2月15日发,同月22日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80-81页。

  (47)《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四日东三省陆防全体军人致内阁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70页。

  (48)《奉天勤王军之近耗》,《大公报》,1912年2月3日,第1张第5版。

  (49)《小幡驻天津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2年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46页。

  (50)《东三省谘议局致内阁电文》,《顺天时报》,1912年2月11日,第7版。

  (51)《落合驻奉天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2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72页。

  (52)《落合驻奉天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2年1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74页。

  (53)《落合驻奉天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2年2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77页。

  (54)《德国驻日代办Radowitz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1912年正月自东京寄,正月二十二日到柏林),转引自王光祈译:《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译自德国外交文件汇编),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438-439页。

  (55)《宗社党余孽》,《申报》,1912年2月8日,第1张第3版。

  (56)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11页。

  (57)《退位时之满亲贵》,《中华民国公报》,1912年2月21日,第4页。

  (58)《宗社党愈趋愈下》,《申报》,1912年2月9日,第1张第3版。

  (59)《致内阁电》,《光华日报》,1912年2月9日,第2版。

  (60)《大岛关东都督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2年2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79页;《落合驻奉天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2年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83-84页。

  (61)《电请内阁解散宗社党》,《大公报》,1912年2月11日,第1张第5版。

  (62)《录顺天时报维持北京秩序论》,《光华日报》,1912年2月5日,第1版。

  (63)《录顺天时报维持北京秩序论》,《光华日报》,1912年2月5日,第1版。

  (64)《袁内阁之紧张情状》,《大公报》,1912年2月4日,第1张第4版。

  (65)《录顺天时报维持北京秩序论》,《光华日报》,1912年2月5日,第1版。

  (66)《贺良朴致南京专使蔡元培书》,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国事新闻社1912年版,第112页。

  (67)《蔡元培等致孙中山电》(1912年3月6日),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2页。

  (68)《蔡专使元培代表布告全国文》,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24页。

  (69)《懿旨密交蒙古王公》,《大公报》,1912年2月10日,第2张第1版。

  (70)《段祺瑞对于阻挠共和王公之电告》,《顺天时报》,1912年2月7日,第7版。

  (71)《蒙古王公联合会致袁全权函》(十二月二十七日),《顺天时报》,1912年2月17日,第2版。

  (72)《内阁请电东省承认共和》,《大公报》,1912年2月13日,第1张第6版。

  (73)《内阁电劝张作霖》,《大公报》,1912年2月13日,第1张第6版。

  (74)《落合驻奉天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2年2月17日发,同月26日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82页。

  (75)《奉天赵制台率同三省官民公举袁大总统电》(阳历二月十九日即壬子正月初二日),《临时公报》,1912年2月22日,第4页。

  (76)《临时政府公报》,第21号,1912年2月24日,“附录”电报,第6页。

  (77)《临时政府公报》,第24号,1912年2月28日,“附录”电报,第5-6页。

  (78)《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3月4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63页。

  (79)《临时政府公报》第18号,1912年2月21日,“附录”电报,第2页。

  (80)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61页。

  (81)《戴·福来萨来函》(南京,1912年2月16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886页。

  (82)《临时大总统咨参议院辞职文》,《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第1页。

  (83)《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00页。

  (84)《临时政府公报》,第20号,1912年2月23日,“附录”电报,第8页。

  (85)《戴·福来萨来函》(南京,1912年2月23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892页。

  (86)叶楚伧:《壬子宫驼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页。

  (87)《江宁专使晋京》,《顺天时报》,1912年2月27日,第7版。

  (88)《唐代表使节荣旋》,《大公报》,1912年2月28日,第1张第5版。

  (89)《专使会议要闻录》,《民立报》,1912年3月7日,第7页。

  (90)“译电”,《时报》,1912年3月1日,第2页。

  (91)《袁总统预定由汉赴宁》,《时报》,1912年3月3日,第3页。3月1日,尚未得到兵变消息的庄蕴宽曾复电蔡元培等,称“项城肯一行,洵于大局有裨”,并询问“是否取道武汉,有无行期”,请电示。该电参见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第141页。

  (92)“译电”,《时报》,1912年3月1日,第2页。

  (93)《袁总统预定由汉赴宁》,《时报》,1912年3月3日,第3页。

  (94)《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3月18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93页。

  (95)《袁总统一时决不南行》,《光华日报》,1912年2月28日,第2版。

  (96)杨雨辰:《壬子北京兵变真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八),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38-441页。

  (97)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98)袁克文:《大兄传》,《辛丙秘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99)恽宝惠:《谈袁克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9页。

  (100)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94页。

  (101)袁克文:《大兄传》,《辛丙秘苑》,第36页。

  (102)张一麐:《五十年来国事丛谈》,《心太平室集》卷1,第26页。

  (103)《戴·福来萨来函》(南京,1912年3月8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914页。

  (104)《与熊纯如书》(1912年3月27日),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3页。

  (105)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140页。

  (106)佚名编译:《袁世凯全传》,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65页。

  (107)野史氏:《袁世凯轶事》,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74页。

  (108)[日]内滕顺太郎著,范石渠译:《袁世凯》,第178页。

  (109)[日]内滕顺太郎著,张振秋译:《袁世凯》,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175页。

  (110)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6页。

  (111)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933页;居正:《梅川日记》,《居正先生全集》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第192页;胡汉民:《胡汉民自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4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112)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版,第171-172页。

  (113)蔡元培:《自写年谱》,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页。

  (114)《致达·迪·布拉姆函》(北京,1912年3月5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912页。

  (115)“译电”,《时报》,1912年3月3日,第2页。

  (116)叶暇庵:《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越风》,第20期,1936年10月10日,第5页。

  (117)叶公绰:《民元北京兵变时我之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亲历辛亥革命:见证者的讲述》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8页。

  (118)《蔡专使脱难详情》,《时报》,1912年3月11日,第3页。

  (119)不管是刘成禺还是唐绍仪编造了袁、曹对话情节,其目的都是想证明袁世凯是兵变主谋。然而,在我们发现唐绍仪当时并不在场之后,刘成禺所记对话情节已经不足采信。退一步讲,即使袁、曹有过那样的对话,但由于唐绍仪不在现场,袁世凯骂曹锟“胡说,滚出去!”,也就不是做给第三者看的,而是因为他的确没有下过兵变密令。当然,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袁克定假借袁世凯的名义给曹锟下了兵变密令,而曹锟不知就里,袁世凯也被蒙在鼓里,因此发生了曹锟向袁世凯报告时,被袁世凯责骂之事。在前引第三镇参谋杨雨辰的回忆中,也曾提到曹锟事后被袁世凯责骂之事,说明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20)叶暇庵:《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越风》,第20期,1936年10月10日,第5页。

  (121)唐在礼:《辛亥革命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341页。

  (122)陈文运:《当我调回第三镇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517-518页。

  (123)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98-399页。

  (124)《蔡专使脱难详情》,《时报》,1912年3月11日,第3页。

  (125)恽毓鼎:《澄斋日记》(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页。

  (126)《劝阻禁卫军暴动之演说》,《大公报》,1912年2月3日,第1张第5版。

  (127)张镇芳存札,档案号甲264-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室藏。此条材料由近代史所马忠文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128)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940页。

  (129)《蔡专使脱难详情》,《时报》,1912年3月11日,第3页。

  (130)叶公绰:《民元北京兵变时我之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亲历辛亥革命:见证者的讲述》下,第1358页。

  (131)蔡元培:《自写年谱》,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7卷,第464页。

  (132)不仅袁世凯事先不知情,就连袁世凯的另一个儿子袁克文也不知情,以至于袁克文当晚在城外与友人小酌后,乘车回城时,突遇兵变,车灯也被枪弹打碎,并且因为无法进入袁世凯所居之外交部大楼,不得不避至英国使署过夜。以上情节,袁克文在《壬子兵变记》一篇中有详细记述。参见袁克文:《辛丙秘苑》,第9页。

  (133)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37页。

  (134)凤冈及门弟子谨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23页。

  (135)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再版,第97页。

  (136)血儿:《论北京之变乱》,《民立报》,1912年3月4日,第2页。

  (137)《京津兵变与日本之关系》,《民声日报》,1912年3月6日,第1页。

  (138)“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3月3日,第3页。

  (139)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第6-7页;《欧陆各报论京津兵变(三月三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513页;《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3月18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92-493页。

  (140)《袁总统代表谈话》,《民立报》,1912年3月11日,第7页;《北京兵变之祸首》,《时报》,1912年3月12日,第3页;《致达·迪·布拉姆函》(北京,1912年3月5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913页;恽毓鼎:《澄斋日记》(一),第579页。

  (141)恽毓鼎:《澄斋日记》(一),第579页;《京师兵变汇记》,《顺天时报》,1912年3月2日,第7页;《第三镇兵变之确因》,《申报》。1912年3月15日,第1张第2版;“特别要闻”,《光华日报》,1912年3月2日,第2版。

  (142)《致袁世凯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03页;《严缉宗社党人》,《申报》,1912年3月9日,第2张第7版。

  (143)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第2、3、6页;《北京兵变之前因后果》,《申报》,1912年3月14日,第1张第2版;珮稿:《陆军第三镇兵变慨言》,《顺天时报》,1912年3月5日,第2版;梦幻:《敢问政府何以回复北方秩序》,《大公报》,1912年3月7日,第1张第2版。军纪败坏应与当时袁世凯对军队不能进行强有力控制有关。北方陆军虽由袁世凯编练,但如袁克文所说,“自铁良长陆军,即以中央集权说尽夺各省兵权”。袁世凯出山后,面临的情况是,“旧兵多已退伍,中下军职几尽非旧部,咸以金易得,多无军事学识”,因此,兵变发生后很难控制。参见袁克文:《壬子兵变记》,《辛丙秘苑》,第8-9页。

  (144)陈文运:《当我调回第三镇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520页。

  (145)《白作霖致蔡元培钮永建函》(1912年3月5日),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第167页。

  (146)《贺良朴致南京专使蔡元培书》,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第112-113页。

  (147)孤愤:《论建设统一政府为弭乱之上策》,《时报》,1912年3月5日,第1页。

  (148)《无政府之恐慌》,《光华日报》,1912年3月4日,第1版。

  (149)转引自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02页。

  (150)《贺良朴致南京专使蔡元培书》,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第111页。

  (151)《陆鸿逵致袁思亮书》,王尔敏编:《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550页。

  (152)《与熊纯如书》(1912年3月27日),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第603页。

  (153)《致乔·菲·孟席斯函》(北京,1912年3月2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904页。

  (154)《戴·福来萨来函》(南京,1912年3月8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913页。

  (155)《外交团对于兵变之诘问》,《大公报》,1912年3月3日,第1张第3版。

  (156)“专电”,《时报》,1912年3月4日,第2页。

  (157)《袁项城向外交团之道歉》,《顺天时报》,1912年3月2日,第7版。

  (158)《魏勖致孙中山函》(1912年3月4日),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第160页。

  (159)袁克文:《壬子兵变记》,《辛丙秘苑》,第9页。

  (160)《四国银行团愿输款于民国》,《光华日报》,1912年2月26日,第2版。

  (161)高劳:《临时政府借债汇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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