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瑞，或称之为“祥瑞”“瑞应”“祯祥”“符应”“嘉瑞”“嘉祥”等，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征验与吉兆。符瑞文化生于殷周之际，殷周之际新天道观念的形成是其产生的关键因素，图腾崇拜、征兆信仰、史官文化等因素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符瑞文化产生后，经历了先秦滥觞、秦汉繁荣、魏晋嬗变、六朝整合、唐宋复兴和元明清衰落几个主要阶段，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礼制、文学等众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符瑞文化与政治。符瑞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首先，符瑞文化具有政治建构功能。符瑞文化为王权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天命依据。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较为普遍的思想信仰与观念是：王权嬗替乃天道必然，一切政权的更迭皆由乎天命，取乎天道。然而，“神道阐幽，天命微显”，天命又需要借助符瑞现象来显示。因此，符瑞实际上起着昭示天命、彰显德行的重要作用。正如沈约所说：“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其次，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评价功能。董仲舒说：“至德以受命。”又说：“天瑞应诚而至，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可见，“天命有德”“瑞应之来，必昭有德”的符瑞理念，使德行、德政和德治直接与君王关涉。符瑞不仅是王者承天受命的天意灵征，更是王者圣德充溢的天意嘉奖。这样，符瑞文化不仅以天命、征兆与王权、德行的完美契合构建了我国古代王权统治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同时也构建了统治阶级自我肯定、自我宣扬和自我美化的评价机制，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源。这种对功德的宣扬、太平的粉饰又从某种层面上增强了王权政治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了王权政治的统治。最后，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调节功能。符瑞显现促使统治阶层调整统治策略：或改元以应天瑞，如汉武帝因获白麟、得宝鼎改元元狩、宝鼎；或立祠设祭，以合符应，如秦献公因栎阳雨金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或赏赐功臣、大赦天下以收揽人心，如汉宣帝时，每有符瑞显现，就遍赐群臣、大赦天下。这些举措缓和了阶级矛盾，加强了统治阶级的凝聚力，形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别具特色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运行机制。

　　符瑞文化与宗教。符瑞文化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或宗教意识的一部分，强化君权天授的政治观念、弘扬神道设教的伦理思想，具有巨大的道德作用，同时也具有劝善惩恶的宗教功能。尤其是随着谶纬神学的盛行，符瑞文化中德行因素得到凸显和泛化，不仅是统治者的为政之德，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道德伦理规范也都与符瑞相关涉。《孝经左契》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则凤凰巢。”《瑞应图》曰：“王者仁义，则紫脱见。”《礼稽命征》曰：“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则景星见。”这些文献中，孝悌、仁义和礼乐等德行范畴都被包括进去。凡恪守德行规范，天便降下符瑞，否则就降之以灾异。这种思想信仰的内在逻辑是“以类相召”的“天人感应”观念。实际上是“善恶报应”思想的反映，是对中国古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类思想的继承和提升。因此，儒学宗教化、道教诞生、佛教传入均出现在符瑞思想流行的汉代社会便不足为奇。此后，在符瑞思想流行的魏晋六朝以及隋唐时代，佛、道二教深受符瑞文化影响，进而多向互动也就成为大势所趋。如著名道士陶弘景、寇谦之，僧人昙无谶、释玄畅等人，他们通晓图谶，倡导、援引，甚至造作天命符瑞，或借以自神其身，增强宗教的神圣性，从而赢得了大众信仰；或借以向皇权靠拢，发挥其“资于治道，辅翼王化”的政治作用，从而获得了皇权支持。这些举措都使佛、道二教获得了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