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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形名”对古代社会的维系
2016年02月01日 11: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1日 作者:杨华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文明成熟较早,在国家治理方面具有早熟性,这种早熟性决定了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政治走向。中国幅员辽阔,族群众多,如何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历代都做出过艰巨努力,并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儒家礼制的最大特点是等级性,虽然它在理论上会导致执法时的“差别性行为规范”,但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将礼与法互济共用,按照“刑法以禁其奸,礼教以防其欲”的原则,“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其客观效果代有史载,不容一概否定。历代都有“议礼”,这些礼制大讨论看似纯粹的经学之争,实质则是政治方略之争,礼制变革实为政治变革和文化创制。

关键词:历代;礼仪;政治;生活;中国;仪礼;儒家;国家礼典;文明;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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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明成熟较早,在国家治理方面具有早熟性,这种早熟性决定了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政治走向。中国幅员辽阔,族群众多,如何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历代都做出过艰巨努力,并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几千年来,虽然历经朝代变更,但整个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大致处于稳定状态,文明未曾中断。这种连续性有赖于独特的治国理念,其精神内核值得挖掘和阐释。

  强调礼法共济

  中国古代的法律管控和政治教化,是一个相辅为用的体系,其中,礼起到重要作用。《礼记·乐记》载:“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法律和刑辟虽然能够防奸治邪,但只是外部强制力量。如果仅有他律而没有自律,法律条文、刑杀手段都难以杜绝作奸犯科。如何才能使全社会成员形成自律,儒家主张教化,《论语·为政》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通过教化来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和是非判断能力,社会秩序自然趋于安平。

  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孟子把自上而下的教化比喻为风吹草上,荀子反对“不教而诛”,他们都强调礼义教化的社会功能。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官员为教化社会、培育民风做出长期努力。无论汉代的察举,还是隋唐及其后的科举,但凡进入国家官僚队伍者,都深受儒家思想熏染,其职责便是将道德礼义推广和贯彻到社会各个方面。在历代正史之《循吏传》、《良吏传》中,传主大多以崇礼敦教、弘风革弊、宽猛相济为治绩,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主流导向。

  不仅如此,在国家立法层面,古人也强调援礼入法。《荀子·王制》说:“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礼义所包含的尊尊、亲亲原则都被引入法律体系,其原则是“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这种有等差的立法思想,正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义原则的体现。不过,中国历来还存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统,《礼记·文王世子》说:“公族之罪,虽亲,不以犯有司,正术也,所以体百姓也。”因礼而废法抗法的史例固然存在,汉代“强项令”董宣惩治湖阳公主、历代削藩抑藩的例子也不绝于书。

  儒家礼制的最大特点是等级性,虽然它在理论上会导致执法时的“差别性行为规范”,但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将礼与法互济共用,按照“刑法以禁其奸,礼教以防其欲”的原则,“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其客观效果代有史载,不容一概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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