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史官”作为“信史”的记录者、编著者与守护者，其职守显得神圣而庄严；而《周易》则常被人们视为“卜筮之书”。近代学者兼诗人朱自清就说：“《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朱自清《经典常谈·周易第二》）；《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易》寓于卜筮。”在不少人眼中，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有几分神秘，甚至有几分荒诞。然而，内涵、特点等方面似乎相去甚远的史官与《周易》之间，在先秦时期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先秦史官与《周易》究竟有何关联？答案要从当时史官的职责方面来寻找。在先秦，史官所掌职责范围很广泛，主要有：记言记事、卜筮祭祀、掌天文历法、保管图书文献档案、草拟诏令，等等。在先秦史官的这5种职责中，有3种与《周易》有着密切关联。

　　一是先秦史官保管图书文献档案的职责。据《周礼·天官》：“史掌官书以赞治”，又据《周礼·春官宗伯》：“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明确记载了史官之掌管图书典籍的职责。又据《左传·昭公二年》：“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观书于大史氏”，正是书籍为大史所掌之明证。又《吕氏春秋·先识》记载：“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所谓“图法”，即国家的各种文献典籍，由此亦可知它们为太史所掌控。王国维先生曾据此断言：“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观堂集林·释史》）。而《周易》作为图书文献属于当时史官的职掌范围，应毋庸置疑。

　　二是先秦史官掌卜筮祭祀的职责。殷商时期，统治者大至军国要事，小至生病、旅行、打猎等，都要举行占卜活动。在占卜活动中，史官是重要参与者，并且还要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成了甲骨文亦即“卜辞”。在殷商时期，龟卜是用以判断吉凶、预测未来的主要手段。西周之后，《易》经开始流行，《易》筮渐兴，至春秋时期，占卜方式的垄断地位已经被打破，《易》筮已成为基本上可与龟卜平分秋色的占测方式。当时，人们据《易》筮占吉凶，预测未来，或引《易》议事论物，评判是非，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在《周易》及《易》筮的流行中，先秦史官充当了主要角色。在这方面，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国语·晋语》《左传》庄公22年、僖公15年、成公16年、襄公25年、昭公7年、昭公29年、昭公32年等。在历史上有记载的以《易》占筮论事的各种人物中，史官的人数是最多的。并且，当时还出现了“筮史”这样的名称，清楚地表明了史官与《易》筮的特殊关系。除卜筮外，先秦史官还兼掌祭祀，如：“丁酉史其告（于）南室？”（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卷二、页六、片三），“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嚣享焉。”（《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在先秦，往往是史祝、史巫并称，如：“祝史陈信于鬼神”（《左传·襄公二十七》）、“用史巫，纷若，吉！”（《易·巽·九二》）等等，即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