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汪圣铎，毕玉姣，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社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朱熹倡导的社仓。朱熹为倡导社仓付出了很大精力，留下了不少有关文字。在他和他的弟子的倡导下，南宋时期各地社仓有显著的发展。历来史家对此多有赞扬。人们对朱熹社仓的历史作用往往评价过高，更忽略了南宋各地社仓发展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事实上，严格意义上的朱熹社仓，在南宋数量很少。大量存在的，是打着朱熹社仓的旗号，实际并未依照朱熹的设想运行的社仓。本文通过分析朱熹在倡导、建立社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分析南宋社仓的实际运行状况，指明：朱熹关于社仓的构想与当时社会严重脱节，不具备普遍推行的资质，南宋官方强制推行，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关 键 词】宋代；社仓；朱熹社仓；推广社仓；社仓弊病

　　关于南宋社仓，前人研究已多，涉及社仓的著作不下十几种，以社仓为题的论文不下几十篇。对于社仓在救灾、社会保障中的作用，南宋社仓的分布、朱熹社仓的管理制度及其所反映的荒政思想，南宋社仓与士大夫群体等问题的研究，尤有深度。其中梁庚尧先生、张全明先生、张文先生等所作的贡献尤令人瞩目。①但是，对于南宋推行朱熹社仓中遇到的问题，学术界似乎关注不够。笔者近期反复阅读相关史料，在这方面似有心得，现拟与同好共享。

　　一、社仓、朱熹社仓与朱熹对青苗法的批评

　　关于社仓的创始，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主要是三种，一是说社仓是隋代创立的，二是说社仓是南宋绍兴年间魏掞之创建的，三是说社仓是乾道四年朱熹创建的。之所以会出现不同说法，主要是因为人们对社仓的定义不同。

　　确实，“社仓”一语首见于隋代，因其建于村社而得名，功能是赈灾。有关记载较简略，未能说明隋代社仓是否出贷收息。我们如果将社仓定义为建在乡村、以赈灾为目的的粮仓，那么这种社仓就始于隋。唐、北宋又有人把义仓也称为社仓，因为这些义仓是建于村社的，这就是唐、北宋社仓也时时见于记载的原因。绍兴年间布衣魏掞之创建了一种社仓，它是民办的，与官府无直接关系，它以出贷粮食的方式赈灾，而出贷是无息的。魏掞之是朱熹的好友、同学，朱熹讲社仓时往往也讲到魏掞之。如果我们把社仓定义为建于村社、以出贷粮食为主要赈灾方式的粮仓，则魏掞之就是创始人。关于朱熹社仓的特点，前人已多有分析，我把这些分析归纳为三点：一、官方履行监督职能但不直接干预管理，以防止官方移用，防止抑配。二、出贷粮且收息(宋代赈灾主要有三种方式：一、常平籴粜，二、赈贷，三、无偿赈济)。三、限定借贷者范围，借贷者结保，确保归还。如果以这三点作标准，则这种特殊意义上的社仓，就是朱熹于乾道四年创建的。在本文中，我们称之为朱熹社仓。

　　朱熹创建社仓后，包括其好友张栻在内的人曾批评朱熹这样做是重新推行青苗法。朱熹本人曾作如下说明：“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②换言之，二法差别主要有四：一是社仓贷给农民的是粮而不是钱，二是社仓地点是在乡村而不是在城镇，三是社仓管理者不是官吏而是乡人士君子，四是办社仓的宗旨是救济穷困而不是给国家创收。应该说，朱熹在推行社仓法时，确实看到了青苗法弊病的要害。贷给农民钱或粮，表面看没有什么区别，实际却不然。贷给农民钱是在春季粮价最高时，农民还贷款时却是秋收粮价最低时，这样，规定贷息是十分之二，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一些糊涂农民也容易将到手的钱移作他用，而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贷钱地点在城镇，离农民居住地远达数十里，农民为借款要跑一天路，增加了贷款成本。官吏管理难免仗势欺人，③敲诈勒索，收受贿赂，防不胜防。官吏管理还有一个弊病，就是宋朝地方财政困窘，各种名目的储备粮(例如常平粮)常常被移作他用。至于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增收，这是众所周知的。朱熹提到了青苗法的病根，他有针对性地作了新规定，他亲自动手，拟定了数千言的详细的社仓实施细则。朱熹又上奏宋孝宗，宋孝宗专门下诏推广朱熹社仓。那么，朱熹社仓是否真正得到顺利推行、推广呢？

　　二、朱熹社仓在宋代并没有真正得到推广

　　由于人们过分相信了一些南宋人的说法，同时由于概念的混乱(人们往往误认为南宋的社仓都是朱熹社仓)，便误认为朱熹社仓在南宋得到广泛推广。例如，梁庚尧先生在他的《南宋社仓分布及资本来源》表后写道：“表中所列社仓，广布于福建、两浙、江东、湖南、湖北、淮南、广南各地，可以说几乎遍布南宋各区。”(北京版P243)又说：“至南宋晚期，社仓遍布全国。”又征引南宋刘宰的话：“今社仓落落布天下，皆本于文公。”(北京版P244)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一种误解：朱熹社仓在南宋得到普遍推广。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④

　　1.朱熹社仓在庆元党禁以前推行成效不大

　　首先，在朱熹生前，尽管朱熹本人积极宣传并身体力行地亲自兴办，而且宋孝宗亲自下诏，要求各地兴办，但是，实际上响应者寥寥无几。朱熹在绍熙年间自己也讲到了这一情况，他在去世前不久不无凄凉地说：

　　[朱熹兴办社仓后]蒙恩召对，辄以上闻，诏施行之，而诸道莫有应者，独闽帅赵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为能广其法于数县，然亦不能远也。……庆元元年(1197)三月庚午既望，具位朱熹记。⑤

　　淳熙辛丑(1181)，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条上其说，而孝宗皇帝……颁其法于四方，且诏民有慕从者听，而官府毋或与焉……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几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犹有不与知者，其能慕而从者，仅可以一二数也。……庆元丙辰(二年，1196)正月己酉，朱熹记。⑥

　　可知从宋孝宗下诏以后，十五年过去了，响应者很少，兴办的社仓数量很有限。随后即发生了庆元党禁，朱熹及积极支持朱熹兴办社仓的赵汝愚等都被列入伪党黑名单，社仓的推广自然更提不上日程了。此事又被搁了十几年。真德秀于嘉定末年知潭州任上奏拟增建社仓，也曾感叹当时社仓并未普遍建立。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