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元人确立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三史分修方案，承认了辽金的“正统性”；明朝曾有人依据“夏尊夷卑”观念，对这一正统体系提出挑战；到了清朝，虽然也有人对这一正统体系存在不同看法，但基本上已成定论。有人认为“清朝统治者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最终也否定了辽金正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但其实，清朝统治者无论是在坚持北方民族王朝立场阶段还是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都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这从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以及钦定了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等方面就能体现出来。实际上，清人认为，三史分修，已成定论。“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始终未被颠覆。这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非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家”，才是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关 键 词：辽金 正统 明朝 清朝

　　作者简介：赵永春，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喜丰，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吉林建筑大学教师。

　　宋辽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辽宋金的“正统”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直至元朝末年，才由脱脱最后拍板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①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金的正统地位。三史修成以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有关辽宋金“正统”问题成为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人认为，“明代士人普遍否认辽金正统”，“彻底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清朝统治者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最终也否定了辽金正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恐怕与史实相去甚远。实际情况是，明清时期，有关辽金“正统”问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关于明人是否“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问题，笔者已撰成《“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在明代未被颠覆》一文②，进行了质疑和辨析。这里仅就清人的辽金“正统”观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刘浦江在《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一文中指出，清朝前期，有意提高辽金王朝的历史地位，顺治二年(1645)，增祀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于历代帝王庙；康熙六十一年(1722)，又增祀辽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及金太宗、章宗、宣宗等于帝王庙，“欲伪宋而正辽金”，但“到了乾隆时代，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蜕变”。这位学者引用乾隆《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及《题〈大金德运图说〉》诗序等文中有关“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元而宋始亡，辽金固未可当正统也”等论述，认为“清朝统治者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最终也否定了辽金正统。”其实，这位学者所说清朝前期有意提高辽金历史地位之时，并未“伪宋”，因为他们在增祀辽金皇帝于帝王庙之时就已经在帝王庙中崇祀宋太祖等宋朝皇帝，并将曹彬、潘美、韩世忠、张浚、岳飞等宋朝大臣列为配享功臣等，说明清朝初期增祀辽金帝王只是在承认宋朝历史地位的同时，也承认辽金的历史地位而已。到了乾隆时期，不但未将辽金皇帝移出历代帝王庙，又在崇祀金太祖等帝王庙的基础上增祀金哀宗于帝王庙，为何反倒变成“否定辽金正统”了呢！实际上，乾隆皇帝在录存杨维桢《正统辨》以及《题〈大金德运图说〉》诗序时虽然说过“辽金未可当正统”的话，但在其他场合以及有关事件中，他又表达了许多与此不相一致的思想认识，其主流思想仍然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

　　一、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

　　有人在引用金毓黻先生谓《四库全书》将《宋史质》和《宋史新编》列入存目，乃是因为这两部书“尊宋统、抑辽金，大触清廷之忌，意甚显然”之后，称“清高宗同样也是‘尊宋统、抑辽金’的”③。实际上，金毓黻先生所说并没有错，相反，这位学者所说清高宗也是“抑辽金”的，倒是与史实相去甚远。

　　乾隆在《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中虽然说过“尊宋统”的话，但他同时也说了宋曾“称臣称侄于金”的话，并未回避南宋曾经向金称臣称侄、地位低于宋朝的历史事实，并对一些汉儒鄙视辽金十分不满。

　　据史书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在如何修撰《四库全书》的有关批示中即对以前各史在翻译少数民族语言之时如“书回部者，每加犬作”等使用侮辱少数民族语言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谓那些“见小无识之徒，欲以音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实不值一噱”④。对四库馆臣有关“两宋屈于强邻，日就削弱，一时秉笔之人，既不能决胜于边圉，又不能运筹于帷幄，遂译以秽语，泄其怨心，实有乖纪载之体”⑤等论述表示赞同，因命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将这些有辱少数民族的语言全部厘正。乾隆在此之前下令重订“辽金元史国语解”⑥等也有此意。不知这些论述是否存有“抑辽金”之处？

　　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又对修撰《四库全书》的馆臣们批示：“前此批阅《通鉴辑览》，以石晋父事辽国，而宋徽、钦之于金，亦称臣称侄。旧史于两国构兵，皆书‘入寇’，于义未协，因命用列国互伐之例书‘侵’，以正其误。”乾隆反对旧史有关辽金对中原用兵“皆书‘入寇’”的书法，主张“用列国互伐之例书‘侵’”，无疑是将辽宋金等各国均视为“列国”，认为辽宋金之间的用兵属于“列国互伐”，就是主张对这些政权应该同等看待，不应该歧视辽金的意思，乾隆说他这样做是“一秉至公，非于辽金有所偏向”⑦。乾隆在这里所主张的“厘正书法”，与旧史之书法相比，应该是提高了辽金的历史地位，不知如何表现出了“抑辽金”的思想倾向？

　　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皇帝在命皇子及军机大臣订正《通鉴纲目续编》时又说：“朕披阅《御批通鉴纲目续编》，内《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于辽金元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者。《通鉴》一书，关系前代治乱兴衰之迹，至《纲目》祖述麟经，笔削惟严，为万世公道所在，不可稍涉偏私。试问孔子《春秋》内，有一语如《发明》、《广义》之肆口谩骂所云乎。”“若司马光、朱子，义例森严，亦不过欲辨明正统，未有肆行谩骂者。”对汉儒在《通鉴纲目续编》一书中鄙视辽金、使用谩骂性语言对辽金元肆意诋毁的作法表示了强烈不满。接着，乾隆又说：“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但以中外过为轩轾，逞其一偏之见，妄肆讥讪”，“桀犬之吠，固属无当”，“至史笔系千秋论定，岂可骋私臆而废正道乎”，“如宋徽、钦之称臣称侄于金，以致陵夷南渡，不久宗社为墟，即使史官记载，曲为掩饰，亦何补耶！”对史官使用谩骂性语言记叙辽金等少数民族事迹以及掩饰宋朝向金称臣称侄之事表示强烈不满。因下令“所有《通鉴纲目续编》一书，其辽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应按照新定正史，一体更正。至《发明》、《广义》内三朝时事不可更易外，其议论诋毁之处，著交诸皇子及军机大臣量为删润，以符孔子《春秋》体例”⑧。乾隆在这里所表达的主要思想是反对歧视辽金等少数民族的思想，反对在史书中对辽金等少数民族使用谩骂性质的语言，反对史官掩饰宋朝向金称臣称侄、地位低于辽金之事，不知这里有没有“抑辽金”的意思？

　　元人所修《辽史》、《金史》与《宋史》并列，已为华夷之辨思想严重的汉儒所不容，但乾隆皇帝在其为重刊《金史》所作序文中认为“元托克托(脱脱)等之承修《金史》”，仍然存有“妄毁金朝”之事，并认为“妄毁金朝”是“狃于私智小见”⑨。这哪里是在“抑辽金”，分明是在抬高辽金的历史地位！

　　可见，乾隆一直反对歧视辽金等少数民族，反对在史书中对辽金等少数民族使用谩骂性质的语言，并在编修《四库全书》时令四库馆臣对旧史书中有关歧视和谩骂辽金等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删改。同时强调，删改史书只是厘正辱骂诋毁辽金等少数民族的用语和“译其国语之讹误者”，“至于其国制度之理乱，君臣之得失，未尝一字易”。他认为“盖史者信也，所以传万世，垂法戒，彼其时之史，或已不能保其必信数百年之后，无庸为之修饰”⑩。也就是说，乾隆主张除了谩骂诋毁辽金等少数民族的用语和“译其国语之讹误者”需要改正之外，一个字都不能改。这种“厘正书法”的作法，虽然不符合有关古籍整理之原则，却符合对待各少数民族平等看待的思想，甚至与我们国家于20世纪50年代颁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批示》的思想相一致。不但能够说明乾隆并没有“抑辽金”的思想，还能说明乾隆运用对待辽金等少数民族应该一视同仁的思想去编修《四库全书》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四库全书》的版本不好，甚至认为引用《四库全书》就是治学不严谨，等等。其实，乾隆修《四库全书》反对对辽金等少数民族使用谩骂诋毁性的语言并不是错误，应该是其优点才对，只要我们引用《四库全书》的版本与其他版本的史实没有出入，就不应该视为治学不严谨的问题。

　　乾隆没有“抑辽金”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他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时的一系列批示之中，还表现在其他相关著作以及乾隆所作的诗文之中。大约是在乾隆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时读过南宋倪思所撰《重明节馆伴语录》(11)之后，作了一首《题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的七言律诗，诗曰：

　　重明馆伴纪倪思，序语无非饰强词，

　　称侄却思称彼虏，畏人反诩畏吾仪。

　　岂诚强屈弱伸也，祇以言游利啖之，

　　南渡偷安颜特腆，千秋殷鉴慎哉斯。(12)

　　《重明节馆伴语录》是南宋倪思于绍熙二年(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馆办金使贺宋光宗生辰“重明节”时所作，文中称金为“虏”，称金使为“虏使”。《序》语则是倪思于嘉定十二年(1219)补作，称“义理所在，强者屈而弱者伸，则威力有所不行”(13)。当时，金宋已由“君臣之国”改为“叔侄之国”，到倪思为其《语录》作序时又改为“伯侄之国”，即宋朝皇帝要称金朝皇帝为“叔”为“伯”，很明显，南宋的地位一直低于金朝。乾隆在其所作诗文“称侄却思称彼虏”之后加注称：“宋高宗致书金朝自称为侄(14)，而倪思此书称金为虏，外附于人以求免祸，而私逞其诋谩，自欺欺人，不顾后世之非笑，亦何益哉！”认为宋人本来向金称臣称侄，却在私下用轻蔑之语称金为“虏”，实属“自欺欺人”之举。又于“岂诚强屈弱伸也”之后加注称“时宋人甚畏金人，而此录所载，转自夸金使之畏宋，且如射之一事，金俗所尚，彼东南文弱之人，岂能相胜，顾盛称与使较射屡中，多见其不知量，而其自序乃云，‘强者屈而弱者伸’，不亦深可笑乎！”认为，当时的宋人甚畏金人，可倪思却自夸金人畏宋，实属可笑。又对《语录》中所载宋人陪同金使赴玉津园宴射，宋人屡中而金人多不中的记载持怀疑态度。今传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只有金使屡射不中之记载，没有金使“畏宋”的相关记录，或许乾隆所据版本不同，也未可知。乾隆说倪思自夸金使畏宋当是诗中所表达“畏人反诩畏吾仪”的意思，也就是说，宋人认为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畏金，但在礼仪和文化方面则是金人畏宋，他们认为金人仰慕宋文化并寄希望于全盘汉化，唯恐不及，恐怕这就是倪思所说“强者屈而弱者伸”的真实用意。这种思想应该说代表了当时许多宋人的思想，但从乾隆所作诗篇中可以看出，乾隆并不同意这种“强者屈而弱者伸”的思想认识，对宋人“畏人反诩畏吾仪”的妄自尊大思想进行了嘲讽。应该说，乾隆在这里不仅表达了他认为当时金人政治军事实力超过南宋、地位高于南宋的思想，也表达了少数民族文化也有可取之处、不必走全盘汉化道路的思想认识。这从乾隆的相关记述中也能看出来。比如，他曾多次说过“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寖溺，洊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15)。“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16)，“前代北魏、辽、金、元，初亦循乎国俗。后因惑于浮议，改汉衣冠，祭用衮冕，一再传而失国祚”(17)等话，无疑表达了他认为少数民族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不应该将自己的诸如尚武等优秀文化以及各有优点的服饰文化全部丢掉的思想，这正是乾隆提倡“国语骑射”政策的思想根源，充分说明，乾隆“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其文化选择并非是只选择单一的汉文化，而是主张保留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并没有全部否定辽金等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意思。

　　总之，我们从乾隆所作《题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等诗篇中，一点也看不出乾隆具有鄙视辽金等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抑辽金”思想，反而看出他具有认为当时金朝地位高于宋朝，并对偷安一域的宋朝仍然妄自尊大进行了嘲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