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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钱币的国际化程度考
2020年05月27日 10: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崔蕊满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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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清平乐》“火”了宋代,片中东京喧哗热闹,车马络绎、商贾往来、奇珍汇聚,可谓《清明上河图》的真实再现,是北宋都城繁华的见证。事实上,这种城市贸易繁荣的景象与宋代货币的国际化关联紧密。中国古代货币在漫长的丝绸之路历史上早已经历了国际化的过程,其中宋代货币国际化程度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本文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两方面证实:当时中国货币成为域外国家和地区广泛使用的流通货币。并借货币这一重要经济媒介管窥宋代的世界经济地位。

  一、考古发现

  二〇一九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云上”揭晓,“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发掘项目入选,船上载有铜钱约17000多枚[1],从中亦可窥见宋代货币在国际上的重要性。

  1.宋钱在辽、金、西夏的出土

  辽代是当时契丹族建立的国家,“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之间榷场贸易达到鼎盛。有学者统计汇总了辽境内一些大型窖藏钱币的状况,得出宋朝钱币数量占70%以上的结论。[2]契丹钱币研究专家卫月望也认为,契丹境内出土的钱币主要为宋钱,占总数的70%左右,宋以前的古钱和其他各类钱占20%多,而契丹自己所铸造的钱,确实是品种多、数量少。[3]由此可见,辽境内使用的货币当以宋钱为主。

  金朝是当时女真族在我国东北建立的国家。据上世纪80年代的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统计,全省(吉林省)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有40多处……其中以北宋铜钱品种最多,约占钱币总数的90%以上[4]。另据近年发现的若干金代窖藏中,出土了大量宋辽钱币,其中宋钱占70%以上[5]。从中可以看出,宋钱当为金朝的通用货币。

  西夏是当时党项人在我国西北部建立的政权。从西夏遗址、窖藏和考古发掘中发现,宋钱币占西夏流通钱币总数的90%以上[6]。另外,根据出土量较大的西夏钱币窖藏进行统计,发现各地西夏钱币窖藏中北宋铜钱所占比例都非常高,平均值达到90%左右[7]。可见,夏境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宋钱。

  2.宋钱在东亚、东南亚的出土

  在东亚的日本,出土发现了不少宋钱。据统计,日本全国已有28处出土中国铜钱。从唐到明共553000余枚,其中北宋的钱币占82.4%[8]。表明宋钱在当时日本境内曾大量流通。

  1899年在河内发现的况赛场宝藏两个陶罐中,共计藏有23000多枚古钱币。其中中国古钱22925枚,而北宋钱币就有20618枚,约占此次发现的中国钱币的89%以上。1991年12月,越南右龚县发现古钱币10公斤……[9]这批出土的中国古钱也以宋钱为主,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从中可以看出宋钱外流越南是多么地频繁。

  宋钱在印度尼西亚亦有很多出土。1860年,在爪哇岛的雅加达附近,曾发掘出35枚中国铜钱,计有18种,除两枚唐代开元通宝外,其余全是宋钱。[10]近代考古发掘,在爪哇、苏门答腊、巴厘诸岛发现的中国铜钱,除少量唐代的开元钱外,大部分为宋代铜钱[11]。1980年9月,在泰国曼谷东南约80公里的暹罗湾吞武里海域,发现一艘海上贸易沉船,载有唐宋铜钱10多万枚[12],这样大规模的钱币发现,说明宋币流入东南亚的数量惊人。

  另外,有统计显示,到1959年止,东非发现中国、罗马、埃及等国古代钱币总计405枚,其中中国钱币233枚,占57%,其中能鉴定出年代的又有91%是宋钱[13],反映出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之中占有的重要位置。

  二、文献记载

  《宋史·食货志》云:“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可见,宋钱在当时国际上的流行程度。

  1.作为主币流通使用

  由于受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影响,宋朝周边的辽、金、夏和海外的高丽、日本、交趾均实行了铜钱为本位的货币制度,这些国家均将宋币作为主币在本国流通使用。《栾城集》(卷四一)记载:苏辙出使辽国,所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用本朝铜钱”,当时辽正处于经济鼎盛时期,而其流通货币仍以宋币为主。金灭辽之后,继承了辽地的货币体系,得到大量的辽、宋旧钱,为此“金初多沿用辽、宋旧钱”(《金史》卷四八)。南宋铜钱通过走私而外流金朝呈不可遏制之势,“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金统治区)者,不知其几”(《宋史·食货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七)记载宋朝规定:“陕府系铜铁钱交界处,西人(西夏)之来,必须换易铜钱,方能东去。”辽、金、夏与北宋始终处在“时朝时战”状态,但是由于他们处于同样的货币贸易体系之中,宋币的粘合剂将其紧紧地粘合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经济贸易体系。

  《高丽史·食货一》记载,高丽在11—12世纪出现“富庶之治于斯为盛”,高丽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对货币需求量增大,从这时期开始,流入的宋币主要作为货币流通。《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赵伯圭说:“(铜钱)缘海界南自闽广通化外诸国,东接高丽、日本,北接山东,一入大洋,实难拘检”,从侧面反映出宋钱在高丽充当主币被流通使用之情景。

  12世纪宋钱大规模流入日本。《开庆四明续志》卷八云:“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反映了许多日本商船来宋朝明州贸易的盛况。日本也曾严令禁止宋钱的流入,以保护本国货币,但是民间自发的贸易冲破了种种禁令,宋币还是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南宋理宗时(1225—1264),日本一次就从中国运去铜钱千万贯[14],以至于包恢在《敝帚稿略》(卷一)中惊呼:“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可见日本对宋钱需求量极大。1266年,镰仓幕府被迫公开承认宋代铜钱为日本的法定货币[15]。宋钱最终成为日本的法定货币。

  另外,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蛮》中说,交趾“不能鼓铸泉货,纯用中国小铜钱,皆商旅泄而出者。”事实上,交趾也开设官府铸钱工场,效法中国铸造钱币,但交趾钱无论质量和数量都远远比不上宋的小平钱。《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交趾商人与宋商“贸易金香,必以小平钱为约。”而且交趾政府下令:“小平钱许入而不许出。”可见交趾对优质铜钱的渴求,交趾市场上流通的大多是宋朝的钱币。

  2.作为辅币流通使用

  东南亚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枢纽地,是繁华的国际贸易市场。《宋史·食货志》卷一八〇曾这样描述:“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反映了宋与东南亚之间贸易的繁华景象。《岭外代答》卷二载,宋朝商人“诣大食,至三佛齐修船,转易货物”,《诸蕃志》卷上载:“本国(按,指大食诸国)所产,多运载三佛齐贸易,贾转贩以至中国”,三佛齐为当时东西贸易的枢纽地。

  一方面受印度、西亚货币体制的影响,一方面为适应大宗国际贸易需要,东南亚各国(除交趾外)实行金银本位制。但是贵金属却无法适应细碎的东南亚国内市场交易的需要,而宋钱小巧灵活却如鱼得水,充当辅币,弥补了其货币体系的不足之处。《敝帚稿略》(卷一)曰:“海外东南诸番国,无一国不贪好(宋钱)”;《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桑原鹭藏说:“南洋一带,宋钱之散布更多,久而久之遂成彼地之通货”[16],说明宋钱作为辅币在东南亚被广泛流通使用。

  三、宋币国际化及其原因

  由上可知,考古出土和历史文献都无可辩驳地说明宋钱曾以惊人的规模,冲破宋政府的严刑酷法,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这些外流的钱币在辽、金、西夏和海外的朝鲜、日本、越南作为主币行用,而在东南亚各国作为辅币流通使用,至于在印度、阿拉伯、东非海岸,宋币是否作为货币流通使用,还无法考证。宋朝铜钱外流的根本原因是宋钱在海外诸国作为通货使用,而且需求量很大。[17]那么,宋币为何能成为当时高度认可的国际流通货币,除了宋朝货币币制先进,信誉良好,货币体系完善之外,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三点:

  首先,宋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进步奠定了货币流通的基础。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论中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宋代航海技术最大的创新和进步是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它使航海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另外,根据宋代《宣合奉使高丽图经》等文献记载,当时船舶已具有优良的航海性能,能抵御海洋中的强大风浪。再者,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进步使海上贸易在商业运输成本、运输规模、贸易周期等方面与陆上贸易相比,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最后,当时西夏占据了西北,阻隔了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因此宋代对外贸易重心转向东南的海上贸易。

  其次,宋币的国际化过程是民间市场自发形成的,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宋制定严刑酷法禁止铜钱外流,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载宋朝时的禁令说:“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日本镰仓幕府时期颁行“永禁宋钱货事”敕令,东南亚各国也铸造各类贱金属货币,但是宋钱依赖民间自发的市场贸易,冲破政府种种禁令,最终形成了以宋币为主币的东北亚货币体系和以宋币为辅币的东南亚流通市场。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货币体系赋予世界新的经济特征:整个国际贸易网络的形成。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两宋时期经济发达,对外贸易鼎盛,给宋币创造了广阔的流通市场。北宋、南宋均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如宋神宗就曾经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宋高宗更是直接道出航海贸易的利润之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四》)。宋代统治者鼓励海外贸易发展的政策和经济重心南移导致海上贸易的繁荣,中国对外贸易重心由西北陆路完全转移到东南海路,亚洲海路贸易从而空前繁荣,而货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整合作用。

  在宋朝海外贸易的推动下,南海、印度洋沿岸地区、东北亚之间有了稳定而密切的贸易联系。这一区域的贸易形成了以中国出口品为主的手工业商品与以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生产的香药珍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互交换的互补性贸易的市场关系。阿拉伯商人和中国商人成为这一区域并驾齐驱的最重要的贸易力量,东南亚、日本、高丽等地的商人也积极参与贸易,共同维持这一区域的贸易运行。[18]由此,当时的中国“不仅已纳入亚洲整体性的经济网络,而且中国在中亚—东亚长程贸易居于商品的供应者地位,而在海道方面的国际经济,中国货币更是国际通货。经由中国为中心,东方与西方的经济正在趋于整合为整体的网络”。[19]

  注释:

  [1]张星:《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研究及当代启示》,《南方金融》2019年第3期。

  [2]李志鹏:《出土钱币窖藏所见宋辽货币经济交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

  [3]卫月望:《契丹金融臆稿》,金融研究所金融史研究室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货币金融史文集》,北京: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史研究室,1986 年编印,第 105 页。

  [4]贾素娟、于丽群、杨晓琢:《从吉林省金代窖藏铜钱看宋金货币发展状况》,《东北史地》2012年第4期。

  [5]赵占魁、申利军:《论宋钱文化对金朝货币的影响》,《东北亚地区历史货币与人民币跨境流通学术研讨会专集》。

  [6]肖蕴英:《西夏流通的北宋货币》,《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08陕西省钱币学会论文汇编》。

  [7]杨富学、李志鹏:《北宋钱荒之西夏因素考析》,《西夏研究》2014年第1期。

  [8]林士民:《论东方航线的拓展与东亚贸易圈》,沈善洪主编,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韩国研究》第3辑, 杭州:杭州出版社,1996年,第353页。

  [9]张恒俊:《宋朝钱币在东南亚的发现及意义》,《船山学刊》2009年第3期。

  [10]《地名考》,1899 年。《通报》。转引自张恒俊:《宋朝钱币在东南亚的发现及意义》,《船山学刊》2009年第3期。

  [11]马冠武:《论华商在宋钱流入印尼 古代诸国中的作用》,《广西金融研究》2004年增刊。

  [12]张恒俊:《宋朝钱币在东南亚的发现及意义》,《船山学刊》2009年第3期。

  [13]张星:《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研究及当代启示》,《南方金融》2019年第3期。

  [14]林士民:《论东方航线的拓展与东亚贸易圈》,沈善洪主编,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韩国研究》 第3辑, 杭州:杭州出版社,1996年,第353页。

  [15]伊田熹家:《简明日本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98。转引自钟兴龙:《宋代铜钱之外流日本问题》,《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6]黄纯艳、刘玲:《论10至13世纪的东南亚市场、贸易和货币》,《东南亚》1997年第2期。

  [17]黄纯艳:《略论宋朝铜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中州学刊》1997年第6期。

  [18]黄纯艳:《论宋代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国家航海》2012年第2期。

  [19]许倬云:《万古江河》,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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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崔蕊满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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