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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文献:中华文明待开发的宝藏
2015年05月14日 16: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13日 作者:张涌泉 字号

内容摘要:写本文献在形制、内容、字词、校读符号等诸多方面都与刻本文献大异其趣,面貌迥殊,很有必要从“版本学”分化出一门独立的“写本文献学”进行研究。现在随着大批写本古籍的出现,我们对写本阶段的情况有了较多了解,原先的许多疑难,也因写本的发现得以解决。居今日而谈古籍整理,必须留意古代文献传承中写本文献这一原本缺失的环节,必须对敦煌吐鲁番等文献中保存的古写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写本研究的缺失,起码使700年学术文化之依托难明”,“由此,敦煌遗书还将孕育一门新的学问——写本学,这一学问的产生将对中国中古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拓作出贡献”。(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写本文献学通论”负责人、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关键词:写本文献;文书;敦煌;刻本;研究;契约;古书;古籍;学问;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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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本文献在形制、内容、字词、校读符号等诸多方面都与刻本文献大异其趣,面貌迥殊,很有必要从“版本学”分化出一门独立的“写本文献学”进行研究。

 

  我国古代文献的传播大体可分为铭刻、抄写、印刷三个大的阶段。铭刻是指用刀凿或硬笔在甲骨、铜器、陶器、碑石上刻写,传世的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石刻文字等。抄写是指用毛笔或硬笔蘸墨或朱砂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书写,按其载体不同,又可分为简帛和纸本两类。印刷是指采用刻版或活字排版方式印制书籍,其印刷物称为刻本。写本相对于刻本而言,主要指刻本流行之前的手写纸本文献。至于使用时间更早的竹简木牍和缣帛文献,虽然也系手写,但通常称为简牍帛书,一般不称写本。

  写本的流行与纸张的发明有关。大约西汉时期,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造纸术,东汉蔡伦又对造纸术加以改进。由于纸张薄软轻灵的特质,且原料易得、价格低廉,“莫不从用焉”。魏晋时期,纸书渐多。东晋桓玄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从此,纸张取代其他文字载体,成为主要书写材料。书籍的流传也从铭刻、简帛时期迈向写本时期。

  从东汉至北宋,写本文献流行了一千多年,是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但由于宋代以后刻本流行,写本古书风光不再;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早期的古写本日渐湮没无闻。清末以来,国内外的科学家和探险者先后在甘肃、新疆、陕西一带发现了早期写本文献,包括西汉文景时期古地图、晋代《战国策》、《三国志》等写本,但数量有限。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从中发现大批唐代前后的写本文献,震动了整个世界。民国以后,又有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众多写本文献公诸于世,辉耀世界。写本文献的数量充盈,重回世人视域之中。于是,写本文献开始与刻本文献比肩而立,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两翼。1925年,王国维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讲到,近二三十年古器物图籍有四大发现: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

  王国维所讲的后四大发现,写本文献占了半壁江山。从数量上说,写本文献也不遑多让,据粗略统计,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总数分别达5万、7万、2万号左右;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的总数尚无法预估,仅徽州契约文书总数就在50万件以上;明清档案更是多达2000万件,数量之丰、方面之广、内容之富,令人惊叹。这些写本文献,分门别类而言,学界已做过或多或少的研究,但作为整体而言,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事实上,写本文献在中华文明传承中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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