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一、基本情况
姓名:孙宏年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71.1
籍贯:山东省兖州市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研究室主任
研究方向:中国西南边疆史地
二、学习经历 工作经历
1990年9月至1992年7月,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大学专科
1992年9月至1994年7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专升本
1994年9月至1997年7月,扬州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硕士
1997年9月至2000年6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
2000年7月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历任助理研究员(2000.7—2003.9)、副研究员(2003.10—2010.9)、研究员(2010.10—)
三、学术成果
专著
1. 《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30万字,学术专著,独著。
2. 《四海一家——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长春出版社2004年1月版,学术普及读物,24.2万字,独著。
3. 《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40万字,合著(于沛、孙宏年、章永俊、董欣洁著),本人为第二作者并完成16万字。
4. 《西藏基层政权建设研究》,孙宏年、倪邦贵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 版,28.2万字,本人为第一主编并完成16万字。
5.《香巴拉的迷途:十四世达赖喇嘛人和事》,世界知识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33.5万字,合著,合著(厉声、孙宏年、张永攀著),本人为第二作者并完成16.5万字。
6.《20世纪中国西部开发史》,马大正、李大龙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合著,本人承担《西藏篇》6万字。
主要论文及代表作
1. 《试论十九世纪中后期西藏史地研究》,《扬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1 期,本文又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民族研究》1996年第7期复印。
2. 《国民参政会中的藏族参政员与国民政府治藏政策》,《西藏研究》2001年第4期,独著,1.7万字。
3. 《国民参政会与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以治藏议案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 期,独著,1.8万字。本文又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03年第1期复印。
4. 《蒙藏事务局与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论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2004年3月出版,1.8万字,独著。
5. 《20世纪初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与西藏建省问题研究》,《西藏研究》2004年第3期,1.2万字,独著。
《1912~1949年西藏“自治”方案的考察》,《西藏研究》2005年增刊, 1.2万字,独著。
6.《马达汉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以1908年的五台山会见为中心》,马大正等主编:《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1.5万字,独著。
7. 《民国初年滇、川、藏之间关系及其影响——以西藏治理和西南边疆稳固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1.3万字,独著。
8.《民国初年的筹藏建议论析——以1912—1915年间报刊舆论为中心》,郝时远、格勒主编:《纪念柳陞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2.4万字,独著。
9.《蒙藏院与民国时期的西藏治理述论(1914—1928)》,《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1.6万字,独著。
10.《试论清朝末年国内的筹藏建议及其影响——以1888—1911年间论著中的建议为中心》,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二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2.8万字,独著。
11.《西姆拉会议前后国内的治藏建议及其影响——以中英藏事交涉为中心》,《西藏研究》2009年第1期,2009年2月出版,1.8万字,独著。
12.《清朝末期的达赖、班禅关系与治藏政策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1.5万字,独著。本文又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9年第6期转载。
13.《清末驻藏官吏与民国初年的西藏治理刍议(1912—1914)》,西藏民族学院编《藏族历史与文化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1.7万字,独著。
14.《20世纪上半叶西藏地区交通近代化的构想与实践述论》,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三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2.8万字,独著。
15.《达赖、班禅关系与新中国治藏方略研究(1949—1959)》,《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1.7万字,独著。
16. 《从平等到失衡:达赖、班禅关系与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研究(1927—1933)》,《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1.7万字,独著。
17.《清代越南政治避难者问题初探(1644—1885)——兼论“一个安南(越南)”原则》,《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2期,本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2001年第1期复印。
18.《清代中越宗藩关系下的边界交涉初探》,梁志明主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研究:回顾与展望》,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6月初版,1.4万字,独著。
19.《清代中越陆路边界桂粤段交涉述论(1644—1885)》,《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1.7万字,独著。
20. 《清代的中越边境事件及其影响略论(1644—1885)》,《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 1.5万字,独著。
21.《从传统到“趋新”:使者的活动与清代中越科技文化交流刍议》,《文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1.4万字,独著。
22.《相对成熟的西方边疆理论简论(1871-1945)》,《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1.5万字,独著。
23.《互动与纷争: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列强“疆界”理论关系简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2.1万字,独著。
24.《清代藩属观念的变化与中国疆土的变迁》,《清史研究》2006年第4期,1.6万字,独著。
25.《中国边疆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60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2009年9月25日,1.6万字,独著。
26.《辛亥革命前亚太地区“疆界”理念的碰撞、重构及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 0.5万字,独著。
27.《辛亥革命前后治边理念及其演变》,《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 1.5万字,独著,本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12年第1期复印。
28.《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1.7万字,独著。
29.《谭其骧先生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浅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1.1万字,独著。
主持科研课题
1.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藏独”问题与中央治藏研究(1949—2009)》, 2010年2月立项,2012年12月完成《当代中国的西藏治理研究(1949—2011)——以稳定与发展为中心》(71.8万字)及《资料集》(45.7万字),被鉴定为“优秀”成果。
2.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平研究》,2008年8月立项,2009年底完成,41万字,已结项,被鉴定为“优秀”成果。
3.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招标课题《西藏的基层政权建设研究》,2005年立项,2006年完成,28.2万字,现已出版。
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重点课题《陆兴祺与民国时期的西藏治理研究》,2010年立项,2012年完成,9.6万字。
5.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重点课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舆论界的筹藏建议及其影响》,2005年立项,2006年完成。
6.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重点课题《1962年以来西藏东部地区稳定与发展研究》,2006年立项,2007年完成,8万字。
7.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重点课题《1904—2004年的达赖班禅关系演变与治藏对策研究》,2004年立项,2005年完成。
四、所获奖项以及荣誉称号
2005、2008年被评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年度先进工作者
2002—2012年,论文、专著多次被评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优秀成果
五、学术自传
孙宏年学术自传
1972年,本人出生在山东省兖州县,上学以后知道了“兖州”是古九州之一,历史上曾管辖过广大的地域,县城里“大禹治水”的雕塑似乎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兴隆塔、老城墙和县境内的远古时代遗迹等都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尽管当代的“兖州”仅仅是一个县级政区,1992年才改设县级市。我中学时对历史、地理两门课都很感兴趣,尤其是历史课让我记住了一些精彩的人物、故事和人类的智慧,我还带着“考古情结”骑着车到家乡新驿镇附近察看古代驿站的遗址。正是带着对历史的兴趣,1990年9月我进入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学习,1992年9月又考入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进行专升本阶段的学习。1994年7月,我大学毕业,四年的历史学教育让我积累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的知识,各位老师的言传身教也使我学到了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1994年9月至1997年7月,我在扬州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周新国教授,学习中国近代史,研究方向是辛亥革命。我读书的师范学院紧邻瘦西湖,学习环境优美、宜人,祁龙威、刘立人、赵苇航、华国梁、吴善中等教授又给我们讲授了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正是在周新国、赵苇航、吴善中等先生的指导下,我发表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试论十九世纪中后期西藏史地研究》,这篇发表《扬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1 期在文章,又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民族研究》1996年第7期复印。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也就激起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信心,1997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葛剑雄教授,学习历史人文地理。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我曾经考虑过西藏史地、近代边疆等领域的题目,在葛先生指导下,最后确定为清代中越关系史,并介绍我向郑州大学戴可来教授、广西社会科学院萧德浩先生请教,我还为此专门到郑州请教、查资料。2000年,我完成学位论文《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7月获得博士学位。十余年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0年7月以来,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从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所研究的领域除了清代中越关系史、近代中外关系之外,还有中国西南边疆史地、边疆理论、西藏历史与现状。就中国西南边疆史地而言,这一领域和清代中越关系史、近代中外关系紧密相连,主要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对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内容、事项、规范、经贸关系、边界、海事和边事以及华侨、华人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和考辨,初步构建了清代中越关系研究的框架体系;发表《清代越南政治避难者问题初探(1644—1885)——兼论“一个安南(越南)”原则》、《清代中越宗藩关系下的边界交涉初探》等论文10多篇,其中一些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部分论文被同行引用、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等复印、转载。这些论著都建立在中、越等国档案和文献基础上,我因而认识到: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在历史时期的演变、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西南地区各族人民为国家统一、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在西南边疆的边境稳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都有充分的反映;历史时期中国与越南、缅甸等邻国——它们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历史上曾经是中国疆土的一部分——长期友好往来、和睦相处,边境地区的冲突、争端或战争只是短暂的、局部的,而中国封建王朝与邻国统治阶层之间的朝贡往来、“上国—藩属体制”只是当时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和文化、经贸联系的外在形式,与近代西方列强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保护国—被保护国体制”等有本质的区别。
在边疆理论方面,我主要关注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和近代中国与邻国疆界理念的互动。我有幸参加了于沛研究员主持的《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并陆续发表了《相对成熟的西方边疆理论简论(1871-1945)》、《清代藩属观念的变化与中国疆土的变迁》、《辛亥革命前亚太地区“疆界”理念的碰撞、重构及影响》、《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辛亥革命前后治边理念及其演变》等论文。
藏学研究是涉及学科多、领域广的国际性的显学,我从事的西藏历史与现状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清代以来的西藏沿革地理,从边疆治理的角度研究20世纪以来的西藏治理及相关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西藏沿革地理至今仍有许多课题等待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我有幸参加了邹逸麟教授主持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项目《清史•地理志》,承担了清代西藏、青海地区的地理志,又主持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5年的公开招标课题《西藏的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 版)。前者使我对清代青藏高原上的政区变化有所了解和思考,后者让我有机会从基层政权的视角探讨历史时期和当代中国西藏地区政区设置和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20世纪以来西藏治理问题首先要涉及中央治藏思想、政策、制度和措施,也包括西藏地方的施政国内各界治藏的主张及境外因素的影响等方面,目前仍是一个有“丰富矿藏”的研究领域。我主要研究清朝末年、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和当代中国的治藏政策,先后发表了《国民参政会与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以治藏议案为中心》、《1912~1949年西藏“自治”方案的考察》、《达赖、班禅关系与新中国治藏方略研究(1949—1959)》等20多篇论文。
在20多年的学习、研究过程中,我要感谢各时期的老师、学长和学术界前辈、同行的指导、关心,让我从一个仅仅对历史学感兴趣的少年成长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从事中国边疆研究时,我觉得它与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等研究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在研究理念、方法上又都有相通之处,主要是:一是踏踏实实做学问,老老实实做人。在学术科研中,我们要树立良好的学风、文风和作风,尊重他人成果,坚决反对和抵制任何学术不端行为;在力求学术创新、多出精品的同时,又力求以前辈学者的“板凳宁坐三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要求自己,力求在可靠、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得出可信的结论。二要坚持求真、求是,也就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就说过:“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治学精神。三是重视文献与实地调研的结合。中国边疆研究既要立足于可靠、丰富的资料,进行严谨的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多地到边疆地区开展实地调研,比如说西藏地区今天仍保留着不少“宗山”——历史时期宗政府的驻地及遗迹,我从事《清史•地理志》研究时就到西藏寻找“宗山”,当一些遗址与文献记载相吻合时,我惊喜万分,同时体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深刻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