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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史里有乾坤
2019年07月05日 08: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蒋寅 字号

内容摘要:“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如果不拘泥于书籍的物质形式,那么书籍在古代中国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先秦思想家老聃的“图书馆馆长”身份(柱下史),已然预示了藏书与思想、文化的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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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这句名言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书籍与文明的关系。书籍是使人类得以高踞于生物链顶端的必要条件,它使文明变成可以较快积累和习得的有形物质,而不必依赖于缓慢的基因遗传。华夏民族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就有两项与书籍相关。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技术的领先,让我们的文化生产和积累在中古时代走在世界前列。如果不拘泥于书籍的物质形式,那么书籍在古代中国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先秦思想家老聃的“图书馆馆长”身份(柱下史),已然预示了藏书与思想、文化的直接关系。

  史文所见,唐代士大夫间已有藏书风气,讫两宋而极盛,而一代的学术风气和文学作风也因此大异于前世。照先贤的看法,南方文化在元代就已整体超过北方。其表征除了城乡经济的高度发展外,江、浙、闽三地发达的图书业也是最为显豁的标志。书籍传播滋养了文化,同时也是文化最好的装饰。钱谦益曾说:“自元季迨国初,博雅好古之儒,总萃于中吴。南园俞氏、笠泽虞氏、庐山陈氏,书籍金石之富,甲于海内。”我们很难断言,究竟是文化发达带动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达催生了文化的繁荣。可以确信的只是,当时文献最盛的吴中(今属苏州),也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

  说到吴中文献之盛,不能不提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编纂《四库全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四库全书》钞为七部,分贮于内廷及扬州、镇江、杭州等地,文汇阁、文宗阁和文澜阁所藏即所谓“南三阁”本,听凭士人登阁阅览,这不就是中国公共图书馆的雏形么?在此之前,民间阅读主要依赖私人藏书。而那些藏书之家,书多秘不示人,世间流通的图书不出厂肆所售。《四库全书》馆既开,广征天下之书,故家多出珍本秘笈以献,纂修之官又借机钞出,遂使一大批珍稀古书流通于世,刺激了私人藏书的发展,同时带来学者、藏书家的交流互动和乾嘉之际学术的繁荣。

  乾隆间著名的文化“沙龙”,如孙星衍的平津馆,翁方纲的小石帆亭,王昶的兰泉书屋、蒲褐山房,朱筠的椒花吟舫,阮元的定香亭、研经室、琅環仙馆,都是著名的收藏之府。而这类主持或赞助文化事业的沙龙,由达官贵人的府邸下移到各地富商的宅第,也是乾隆时代的一个醒目现象。诚如袁枚所说:“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考究乾隆时代文学、学术的盛况,不能不顾及那个书香飘溢的历史氛围。

  的确,乾嘉两朝也许是中国藏书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社会整体的安定和富庶培育了浓厚的藏书风气,藏书家队伍和收藏规模都达到空前的水平,历来流传有序的宋元名椠逐渐集中到一批财力雄厚又见识精到的藏书家手中,成就了一个众星璀璨的藏书时代。而以“藏书四友”著名的周锡瓒、顾之逵、黄丕烈、袁廷梼四人,正是最突出的代表。

  “藏书四友”大抵可归于赏鉴家一类,力求宋椠名刻,精于版本考究,是其共同特点。尤其留意递藏源流,每得一书必识其由来甚至所费几何,总之是藏书家中最专注于收藏活动本身的。他们的藏本不仅版本价值高,而且多留有手跋,记载其书流传之迹与版本异同,对于考察古代书籍的集散最有参考价值。缪荃孙和王欣夫分别辑录黄丕烈的题跋,编为《黄荛圃藏书题跋》及续集,成为治文献者必读之书。至今,我们要研究古书在清代的流传,这仍是最重要的史料。

  不过,“藏书四友”当时虽齐名并称,身后的显晦却不同。黄丕烈备受文献学者的关注,而周锡瓒、顾之逵、袁廷梼三人很少被人提到。为此,早几年,我的学生刘鹏说打算做“藏书四友”研究时,我觉得是个很有价值的课题。

  文献学自晚近列入大学课程,一直分为版本、目录、校勘三个板块。将典藏收入文献学的视野,始于先师程千帆先生与徐有富学长合著的《校雠广义》。该书的“叙录”首次在文献学的视野中阐明了典藏的地位与意义:“盖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录,由目录而典藏,条理始终,囊括珠贯,斯乃向、歆以来治书之通例,足为吾辈今兹研讨之准绳。”书中首先发明“典藏学的建立与典藏的功用”,然后以典藏单位、图书收集、书籍亡佚、图书保管、图书流通五章论述图书典藏学的基本内容,其核心内容与图书集散的历史多有交集。

  众所周知,先师之学托基于文献校雠,最初发表的论文都涉及文献考证,中年倡为考据与批评相结合的文学研究法,晚年接引后学更以文献学加文艺学揭橥宗旨,是故及门诸子莫不以文献学为治学门径,薄有著述,多出入于文献、文学之间。

  当初,刘鹏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随我攻读硕士学位,也驯闻此旨。他本来文献基础就扎实,曾与同届的李桃合纂《毗陵集校注》,到了攻读博士阶段,仍能踏踏实实地阅读基本典籍,将“前四史”一部一部读完,写下不少札记,让我感到很难得。正是鉴于他文献基础好,我反而常提命多读理论书籍,培养理论思维的能力。他的博士论文以初盛唐诗与《文选》的关系为题,将初盛唐诗中因袭、脱化《文选》的例子一一摘出加以分析,用一个看似笨拙而实则很直观的方式展现了初盛唐诗歌深受《文选》影响的事实。

  毕业后,刘鹏就职于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我为他得到一份好工作而高兴,同时也为他或将难以致力于诗学研究而惋惜。毕竟学术研究也须根据环境所提供的条件来选择课题和研究类型,身处国家图书馆这一文献重镇,从事有关版本、目录的研究则是最好的选择。得知他参加“大陆藏汉文古籍藏书题跋整理与研究”课题,辑录国图善本中的手书题跋,并对藏书史发生兴趣,我很欣慰,并相信以他的天分和努力,有望成为一名优秀的版本、目录学者。

  转瞬八年过去,刘鹏在版本、目录学方面已有相当的积累,藏书史研究也按部就班地进行。重新辑校荛圃书跋之余,他对“藏书四友”的生平事迹及往来售让、切磋之迹作了细密的考证,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集成《清代藏书史论稿》(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

  所谓藏书史研究,不外乎人和书两个要素,前者涉及藏书家的收藏兴趣和范围、经济能力和交易经历、保藏方式和研究活动等内容,后者涉及书籍的流传、递藏、分合及归宿等内容。该书上编论人,中编论书,下编则介乎人和书之间。作为绪论的《清代藏书史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愿景》一文,表达了刘鹏对清代藏书史研究的一整套想法,是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纲领性文字。正文各篇考论,也都出于他自己的研讨和发现。尤其是涉及“藏书四友”的篇章,发学界所未发,对清代中叶的藏书史研究饶有贡献。其他论文,或辨析版本,或考释题跋,都能理清书籍递藏的源流,发覆良多。浏览全书,可以看出刘鹏这些年来沉潜典籍、精进不已的学术印迹。

  先师当年在南京大学同时指导古典文献学和唐宋诗研究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如今我在华南师范大学忝为古典文学和古典文献两个专业的导师,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给文献学专业的学生上课。尽管我在广西师范大学读硕士时,也从胡光舟老师学过版本学和目录学,但后来发觉除了一些粗浅概念,脑子里基本没留下什么系统的知识。

  多年摸索古籍,让我越来越感觉到,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其中许多知识不是教科书或讲义能教给你的。尤其是目录和版本的知识,勤翻书查书,自然就懂得,反之若不接触古籍,只看前人论著,最终还是门外汉。这就意味着,文献学是从事文史研究的一门基础学问,熟练掌握版本、目录学知识,只是进入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门票”。

  我高兴地看到,尽管守着天禄琳琅的庋藏,刘鹏没有自限于版本、目录研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藏书史。这是较版本、目录学视野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同时塑造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状态。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乡绅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地方文化事业的主持者或赞助者,那些书籍富甲一方的藏书家往往成为四方瞩目的文化代言人,其荣替也成为地方文化盛衰的象征。这就使藏书史研究很自然地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这个意义上,谁能说藏书史研究不是一门值得重视的大学问呢?我期待着本书所表达的学术愿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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