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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公”为伯禽专称
2020年07月16日 08: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卓异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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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西周鲁侯世系为:伯禽、考公、炀公、幽公、魏公、厉公、献公、真公等。伯禽之下,代代皆有谥号,独伯禽无谥号,只称“鲁公”。而“鲁公”之称,似无严格的区别意义,李衡眉即认为“鲁公”亦可指周公或其他曾做过鲁侯的人(《孰为鲁公?周公旦抑或是其子伯禽?》,《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朱凤瀚则提出“‘鲁公’当是伯禽之专名”,并提出了两点证据(《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他的论述较为简略,笔者概述其要旨,略作补充,罗列于下。

  其一,依《史记》体例,提及诸侯之称,云“是为”或“是谓”,应即其人之专称。以《鲁周公世家》为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晞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为武公”等。凡云“是为”或“是谓”,其后均为该侯之谥号,而谥号即为其专称。而《鲁周公世家》载伯禽即位时亦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由此推知,“鲁公”为伯禽专称,其用法近于谥号。

  其二,《鲁侯鬲》铭文云“鲁侯(熙)作彝,用享氒文考鲁公”(《集成》648)。鲁侯熙即《鲁周公世家》所载鲁炀公熙,为伯禽之子。鲁侯熙称其父伯禽为“文考鲁公”。

  第二条证据没有疑问。西周金文常见作器者称其父为“文考×公”者,基本都称谥号或日名,如“文考圣(声)公”“文考甲公”之类。此称“文考鲁公”,可知伯禽死后相当于其谥号的专称即为“鲁公”。但第一条证据还值得商榷。《史记》所见“是为”或“是谓”甚多,其后未必都是专称。《鲁周公世家》开头就有“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倘照此逻辑,则“鲁公”又为周公旦专称。

  “鲁公”为伯禽专称之说,笔者完全赞同。但此结论当有时间限制,不可下及至秦汉以后。《史记》中出现“鲁公”,已非伯禽专称。但在西周和春秋文献中,“鲁公”基本都是伯禽的专称。除朱凤瀚所举《鲁侯熙鬲》以外,遍考西周春秋文献和金文中出现的“鲁公”,均为伯禽。可知在西周、春秋时期,凡称“鲁公”者,基本都是指伯禽。举证如下。

  其一,《左传》文公十二年载秦国使者答东门襄仲语:“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徼福”一词,《左传》中常见。“徼福”的对象虽根据语境有所不同,但大抵都是某国之先君先王,最常见的是“徼福”于始封之先君、先王。如宣公十二年郑文公祈求楚庄王语:“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厉王为郑国始封君桓公之父,宣王为郑桓公母兄和册封郑国之王,桓公为郑国第一代国君,武公为郑国第二代国君;昭公三年晏婴使晋时云:“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顾齐国,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太公为齐国始封君,丁公为齐国第二代国君。比照此例,所谓“徼福于周公、鲁公”,如果“周公”是鲁国始封君,那么“鲁公”是鲁国的第二代国君;如果“周公”是鲁国公族的“太祖”,那么“鲁公”就是鲁国公族的“高祖”。无论是哪种情况,“周公”是周公旦,而“鲁公”只能是伯禽。

  其二,文献载鲁国分封情形,往往并举“周公”“鲁公”,鲁国始封之君只涉及两人,即周公旦和其长子伯禽。“周公”为周公旦无疑,则“鲁公”当是伯禽。如《鲁颂·閟宫》云:“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周成王先命其叔父周公“建尔元子”,又命“鲁公”“俾侯于东”,此“鲁公”当即周公元子伯禽。又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分析其句意,从“分以大路……”到“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的主体都是“鲁公”,命“鲁公”法则“周公”,则“鲁公”不是“周公”。受封鲁国而非“周公”者,只能是伯禽。因此“鲁公”就是伯禽。

  其三,鲁国公族自述其先祖,也是称周公旦为“周公”、伯禽为“鲁公”。如西周中期约穆王时期的《帅隹鼎》铭云:“帅隹懋,兄念王母堇(勤),陶自作后。王母侯商氒文母,鲁公孙用。乃子帅隹王母隹(惟)用,自念于周公孙子,曰:余身毋庸有忘。”(《集成》2774)器主帅隹自称“鲁公孙”和“周公孙子”,“鲁公孙”当非虚指,考究铭文之意,帅隹当即伯禽别子之子。伯禽年寿较高,史载伯禽卒于康王十六年,其孙的活动时间下及穆王时期应当是很正常的。

  其四,新见《尊》铭文有:“侯曰:‘(叔)!不(丕)显朕文考鲁公……’”(《铭图》11818)据形制纹饰判断,该器为西周早期康昭时器。伯禽卒于康王十六年,依《世家》记载,此后三任鲁侯在位时间可以落在康昭时期,分别是伯禽之子考公、伯禽之子炀公、炀公之子幽公。康昭时期的鲁侯称“文考鲁公”,只有两种可能,即伯禽和炀公,考公之子并未继承鲁侯,可排除。而炀公自有谥号,倘其子称“文考×公”,按照金文所见之例,应当称“文考炀公”。因此,此“文考鲁公”当指伯禽。

  其五,《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云“周公称大庙,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周公何以称大庙于鲁?封鲁公以为周公也……周公用白牲,鲁公用骍掆,群公不毛……周公盛,鲁公焘,群公廪”。从“封鲁公以为周公也”一句可以看出,这里的“鲁公”应当是鲁国实际的始封君伯禽。周公旦称“周公”,伯禽称“鲁公”,其余鲁国国君统称“群公”,这是“鲁公”为伯禽专称的明证。《公羊传》基本可看作是战国典籍,这说明到战国时期,知识阶层仍然知道“鲁公”是伯禽的专称。

  综上所述,无论是早期文献还是金文,凡单称“鲁公”者,几无例外,都指伯禽。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至少在西周和春秋时期,“鲁公”确为“伯禽”专称,而非鲁国国君死后之通称。这一观点在战国以前相当长的时段里被广泛认可。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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