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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广圻初校《史通》三题
2020年02月14日 09:31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王嘉川 邹昕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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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史通》自唐代行世后,在传抄刻印的过程中,出现许多文字讹误,并形成多种版本。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曾五次校阅《史通》,所作校记题跋广为学人征引。梳理近年出版的新资料,可知顾广圻不仅再校重阅《史通》是在嘉庆九年(1804)六月,而且其最早的初次校订《史通》的工作,也是发生在当年当月,并非不能考察出具体年月;当时他正是39岁年富力强之期,而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16岁年且弱冠之时;其所校《史通》乃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重校覆刻嘉靖十四年(1535)陆深刻本,而不是有些人所说的陆刻原本。

  关键词:顾广圻;《史通》;嘉庆九年;张鼎思;陆深

    作者简介:王嘉川 邹昕,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史通》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幾撰写的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自行世以后,在唐宋元时期传抄刻印的过程中,出现许多文字讹误,明清时期还形成今传《史通》的多种版本,更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校勘,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1766-1835)就是其中最为重要者之一,其所作校记题跋广为学人征引。那么,顾广圻(字千里,号涧薲)最早在哪一年,开始初次校订《史通》的工作?当年多大年龄?其所校又是哪一版本?这是考察顾广圻校勘《史通》成就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但目前学界尚存在一些疑惑,故笔者试就管见所及,予以重新思考和研究。

  一、顾广圻初校《史通》之时间

  近现代著名藏书家邓邦述(1868-1939)认为,顾广圻在乾隆辛丑即四十六年(1781),“初阅”并“一校”《史通》,至其“再校”于嘉庆九年(1804),已相距二十余年,至道光三年(1823)见到何焯(1661-1722)校本而又跋于其上,先后共历四十三年,“真以校雠为性命者,先辈不可及也”。此即“乾隆辛丑”说。如果此说属实,则《史通》就毫无疑义地成为顾广圻生平所校第一书。但邓氏老友叶景葵(1874-1949)反对其有关初校时间的说法,认为这是邓氏所撰《史通》跋语中“三误”之首。叶景葵说:“考是年涧薲方十六岁,由京回苏。顾校所题‘辛丑’,乃过录孙潜夫(孙潜)识语(之文)。涧薲自识,仅言‘时寓无为州’,未记年月。近人所辑《顾千里年谱》,亦不载侨寓无为事,应再考定。以字体测之,其时距嘉庆甲子似不甚远。”并称“初校于无为州寓庐,未记年月,用墨笔;重校于嘉庆甲子,用朱笔”。这是第二种观点。其内容,一方面指出了邓氏之说的错误原因,是把顾广圻过录的明末清初藏书家孙潜识语中提到的乾隆辛丑,误认为了顾校时间。叶景葵曾收藏顾广圻这一手校本,他既见到顾广圻手校题跋原文,其言应属可信。另一方面,对顾广圻初校《史通》的时间,认为仅知是其寓居无为州时,但具体年月不详,推测是下距嘉庆甲子即嘉庆九年“似不甚远”。

  对上述两种观点,当代顾广圻研究专家李庆认为,顾氏初校《史通》时间“似以叶说为是”。但此说并无具体年月,大概也正是因此,李先生《新订顾千里年谱》对顾广圻第一次校《史通》于无为州事不予记述,而是直接在嘉庆九年(1804)说:“六月,重阅钱遵王(钱曾)旧藏《史通》,略加圈点。”其注释也仅是对这一条记事的出处说明,别无他语。这不禁使人疑窦顿生:此次既是“重阅”,初阅又在何时?即使不知道具体时间,也该疏通文字,有所说明,否则“重阅”二字又从何说起?

  再看该谱,六月共有两条记事,紧接上一条,是“千里携惠松崖(惠栋)校《荀子》客无为州”之记事。据其注释可知,此条源于顾广圻《荀子二十卷(校本)》跋语。查顾氏原文,有“甲子六月,携(惠栋校《荀子》)客无为州”的明确记载。无为州即今安徽芜湖市无为县,清时属安徽庐州府。

  考察顾广圻对这一版本《史通》的六条校记,无论是王欣夫所编《思适斋书跋》卷二《史通二十卷(校本)》、《顾千里集》卷十九《跋五·史通二十卷(校本)》,还是邓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卷六《史通二十卷(四册)》的完整过录,前两条的顺序都是相同的,第一是无为州事,第二才是“嘉庆九年六月重阅”。叶景葵之说当即是按照这个题跋顺序得出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考察出顾广圻何时寓居无为州。

  通观上述内容,依据顾广圻《荀子二十卷(校本)》跋文中“甲子六月,携(之)客无为州”的自述,笔者以为:顾广圻初校与重阅《史通》是在同一时间,即嘉庆九年农历六月寓居无为州时。当月至无为州后,顾广圻开始了初校《史通》的工作,但校阅后所作题跋中未署年月。继而又于当月重阅,并在校记中明确写清了时间:“嘉庆九年六月重阅,略加点定。涧薲记。”叶景葵说,初校于寓居无为州的时间“距嘉庆甲子似不甚远”,实则不是“不甚远”,而就是在同一年的同一月内。李庆《新订顾千里年谱》嘉庆九年六月有两条记事,不但颠倒了前后顺序,而且两条记事之间缺少一条初校《史通》的记事。顾广圻在嘉庆九年六月的行事,至少应是三条:先是携惠栋校本《荀子》做客无为州,继而在那里初校《史通》,接着又在当地当月完成了重阅《史通》并略加点定的工作。按照这一时间考察,《史通》并不是顾广圻生平所校第一书。顾广圻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即已开始了他一生的校书事业,并在当年至少开始了对明刊《管子补注》和元刊《困学纪闻》两部书的校勘工作。

  据顾广圻校记题跋,在嘉庆九年六月两次校阅《史通》之后,他又在七月初一日、初三日两次“重阅”,九月寓居扬州时第四次“重阅”也就是第五次校阅《史通》,完成了其寓居二地(无为州和扬州)、五校《史通》的工作。

  二、顾广圻初校《史通》之年龄

  既然顾广圻初校《史通》于嘉庆九年(1804)六月,则其当时年龄本应容易推知。可惜关于顾广圻生卒年,学术界竟也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认为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这是大多数人所持的意见,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编《顾千里先生年谱》、赵诒琛编《顾千里先生年谱》、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等均主此说;二是认为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卒于道光十九年(1839),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等主此说。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认为前说正确,姜亮夫《综表》有误。李庆亦主前说,但其《新订顾千里年谱》在卒年注释中引录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卒于“道光十五年”的记载后,紧接着在下页传记资料附录中引录的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却作“道光十九年”,仅隔一二页就如此自相矛盾,实在令人生疑。陈其弟则认为姜亮夫《综表》不误,乃专作《顾广圻生卒年考》一文予以辨析,列举《清史稿》卷四八一《顾广圻传》和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都记载顾广圻卒于“道光十九年”为证。其实这两条证据可以认作是一条,因为《清史稿》的记载很可能是来自于李兆洛《墓志铭》。陈先生根据这一证据,称神田喜一郎和赵诒琛二谱所载卒年(道光十五年)为误,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引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作“道光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卒,年七十”,是“得其月日而失其年,盖原引(书)不误,而(叶氏)抄录致误”,称“来先生当是疏于考察而转援二谱断言姜表为误,是以不误为误”。

  2007年8月,黄明标点整理的王欣夫所编刊之顾广圻《思适斋书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其《整理说明》中直接将顾广圻生卒年写为“1770-1839”,这显然是赞同后一说法。当年12月,李庆整理的王欣夫所辑录之顾广圻《顾千里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出版说明》中明确将顾广圻生卒年写为“1766-1835”,这无疑是坚持前一说法。在当代中国古籍出版事业中,向有“北中华”、“南上古”的雅称。而今两家出版社同年刊行同一学者的著作,所著录的生卒年竟然迥然不同,岂非咄咄怪事?如果此事发生在名不甚著的小人物身上,倒也不足为奇,但是顾广圻就不同了,他是“清代校勘学第一人”,甚至被推许为古今校勘学第一人,“其校勘之精严,考订之翔实,一时推为宗匠”,“独步一时,无惭绝学”。对于这样一位顶级大学者,其去世距今也仅仅不足二百年的时间,当今学术界却竟然连其生卒年都不能取得定论,这是不是有些太说不过去,对不起古人呢?

  考察这两种观点和争辩之文,虽然各自所持生卒年相差四年,但对顾广圻享年七十则没有不同意见。由此可以肯定,双方都只是据李兆洛《墓志铭》所记载的卒年而推断生年的,只因传世的李氏记载有“道光十五年”和“道光十九年”两种不同说法,于是造成生年也相应地出现相差四年的两种不同说法。据笔者所见,道光二十九年(1849),经顾广圻孙顾瑞清提供书稿而编刊的《思适斋集》,卷首录载有李兆洛《顾君墓志铭》,卒年写作“道光十五年”,且全篇文字完整无缺漏。而今传道光二十三年活字印、二十四年增修本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续编》卷四《顾君墓志铭》,则写作“道光十九年”,另有个别重要文字缺漏,如称顾广圻“子四,镐”,其实应是“子四,镐,余殇”。李庆《新订顾千里年谱》在卒年注释中引录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作“道光十五年”,虽其自称所用是“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十一《涧薲顾君墓志铭》”,但实则应是《思适斋集》卷首者,而谱后传记资料附录中引录的李氏《墓志铭》,于顾广圻卒年写作“道光十九年”,才是李氏文集本。正因他同时使用两种版本的《墓志铭》,才造成其书中卒年注释与资料附录仅一二页间,即出现两种不同卒年的自相矛盾。由王欣夫辑录,经过其学生徐鹏之手,最后由徐鹏学生李庆整理定稿而出版的《顾千里集》,书后附录中首先收录李兆洛《顾君墓志铭》,其文字与《思适斋集》卷首者完全相同,且未注明资料来源,应该就是移录《思适斋集》卷首者,而不是有文字缺漏的李氏文集本。陈其弟认为顾广圻卒于道光十九年,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引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作“道光十五年”,属于“原引不误,而抄录致误”,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而是他不清楚《墓志铭》有两种版本传世,他自己使用的是李氏文集本,故作“道光十九年”,而叶昌炽应是采用《思适斋集》卷首者,故作“道光十五年”,这并非叶氏“抄录致误”,而是原文如此。神田喜一郎和赵诒琛各自所编《顾千里先生年谱》采用卒于“道光十五年”之说,自然也是依据《思适斋集》卷首录载的李氏《墓志铭》;而姜亮夫采用卒于“道光十九年”之说,则是依据李氏文集本。至于陈先生称来新夏“疏于考察而转援二谱断言姜表为误,是以不误为误”,以及黄明、李庆各自依托“南上古”和“北中华”而出现的观点相左,则在准确考定顾广圻生卒年之后,孰是孰非,自然清楚。

  显而易见,在顾广圻生卒年的问题上,确实还需要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无论这一工作如何开展,由卒年而推导生年的方法虽然科学,但卒年既已难定,推导自然也就难以定案。不过有一点倒是肯定的:只要找到顾广圻本人对自己年龄的记述,就能准确地做出最终判断。

  要做到这一点,可靠的丰富资料是必不可少的。2007年,已故王欣夫先生四十年前辑录的《顾千里集》终于正式出版,虽仅一册四十多万字,却是顾广圻去世后一百八十余年来,其个人文字公开出版的集成之作,为学术界提供了很多前所未见的资料。通观全书,在卷六《与古楼记》中,顾广圻称自己“少壮受学,行且六十”,末署“道光四年岁甲申,十月庚申朔,元和顾千里撰”。据此可知,顾广圻在道光四年(1824)时,年龄将近六十,则其至晚应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而不会是之前。卷十三《古砖录序》末署“道光五年岁次乙酉,醉司明日,元和顾千里书于扬州新城双桥巷口之思适斋,时年六十”,与上文“行且六十”相比,这是一个毫不模糊的准确说法。道光五年为公元1825年,时年六十,则必生于乾隆三十一年即公元1766年无疑。此外,卷六《漆沙砚记》末署“道光丙戌(六年)伏前一日,元和顾千里撰,时年六十有一”,卷十六《跋龙龛道场铭》(第二首)末署“道光九年岁次己丑,八月廿九日,时年六十有四”,《跋任令则神道碑》末署“己丑二月之望,时年六十四”。顾广圻这些自述年龄的文字,皆可证其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因此,如果这些自述属实,顾广圻的生年就不该存在任何疑问。

  顾广圻卒后,经过其孙顾瑞清提供书稿而编刊的《思适斋集》,收录了上述条目中的绝大部分(仅无《跋后山先生集三十卷》一条),但都只有时间记载,而没有年龄说明。王欣夫先生在1935年辑录的《思适斋书跋》中,收录上述《抱朴子外篇五十卷(平津馆刻本)》、《笠泽丛书四卷(校本)》、《孙可之文集十卷(宋刻本)》、《班马字类五卷(景宋钞本)》和《王摩诘文集十卷(北宋刻本)》五篇跋语,其中时间、年龄性文字完全一样。此后编辑《顾千里集》,王先生又增录了上述另外九条有关时间和年龄的文字。这使我们不能不产生疑问,王先生编刊的《思适斋书跋》,以及汇编《思适斋集》和《思适斋书跋》并辅以其他文字而形成的《顾千里集》,其中辑录的这些年龄说明文字,是否可信呢?换句话说,如果王先生辑录的这些年龄说明文字可信,则顾广圻生年存在不同说法的问题,自然就可迎刃而解。

    2013年,《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将该馆馆藏善本古籍上批写的学人题跋,影印出版,为学界提供了原书所题的第一手原始文献。之后,作者又将《真迹》整理标点,出版《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一书。其中,《孙可之集》上的顾广圻“道光丁亥,……时年六十有二”的这条题跋,文字与王先生所辑几乎完全一致,两者仅有个别文字缺漏之别,而无文字错误之分,特别是时间、年龄的表述绝无一字之差。此书的编纂者,只是客观如实地辑录原书所题各家题跋文字,以便与之前出版的《真迹》一书互相配合,并无其他主观目的。因此,这条证据无可辩驳地证明,王先生所辑上述各条中的时间、年龄皆为顾广圻本人在原书所题。是则,前面那些自述年龄的文字,都出自顾广圻本人。如此,则顾广圻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可谓确证无疑。

  顾广圻生年既定,则自然可以引出两个定论:

  一是顾广圻初校《史通》时的年龄可以正确推定。顾氏生年既已确知,其初校《史通》的时间也已考定为嘉庆九年(1804),则初校《史通》之时,顾广圻正是39岁年富力强之期,而不是邓邦述所说的16岁年且弱冠之时。叶景葵虽然否定16岁之说,但因未能考定顾广圻初校《史通》之年,最终也就只能以间接旁证含糊推测。

  二是顾广圻卒年可以正确推定。李兆洛曾与顾广圻“朝夕握手”,其所作《顾君墓志铭》,以及后来的《清史稿》,都说顾广圻卒年七十,则无疑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夏宝晋《奎文阁典籍顾君墓志铭》说他卒于道光十五年,“年六十有九”,当是以周岁计算。《思适斋集》卷首录载的李兆洛《顾君墓志铭》作“道光十五年”,是正确的。今传道光二十三年活字印、二十四年增修本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续编》卷四《顾君墓志铭》,和《清史稿》卷四八一《顾广圻传》,均写作“道光十九年”,实为误书。而两相对比也可知道,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续编》中的《顾君墓志铭》一文,其文字已有脱漏,反不如《思适斋集》卷首录载的《顾君墓志铭》更为完整准确。神田喜一郎、赵诒琛、叶昌炽和来新夏等人关于顾广圻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的说法是正确的,姜亮夫所持生于乾隆三十五年、卒于道光十九年的观点是错误的;陈其弟以专文考证前者错误、后者正确,并称来新夏“疏于考察”、“以不误为误”,实则是他自己疏于考察,以致被“道光十九年”的错误记载所误导,真的“以不误为误”了。黄明标点整理王欣夫所编刊之顾广圻《思适斋书跋》,却忽略了书内顾广圻自己有关年龄、时间的记述,未能用以核实其生年,不免工作疏忽、识见未周,缺乏全局意识。

  三、顾广圻初校《史通》之版本

  对顾广圻在嘉庆九年用墨笔初校《史通》时所使用的版本,近代著名文献学家缪荃孙(1844-1919)曾发出“不知千里所见又何本”的慨叹。邓邦述认为是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校刻本,也就是《史通》今传明代第一刻。他于1908年在北京得到此书顾广圻“手校本”,“前有成都王阁序,后有嘉靖甲午陆深序,又乙未内江高公韶跋,又汉嘉彭汝寔序,又李佶跋,又丙申杨名跋”。第二年五月,邓邦述写跋语记之。之后,叶景葵赞同邓氏之说,也认为此书即是陆本;李庆《新订顾千里年谱》“嘉庆九年”条称之为“嘉靖刻本”,又在《顾千里校书考》中明确称之为“陆深蜀刻本,即《读书敏求记》著录之本”。他们三人的证据,就是顾广圻在该本第一条跋语中所说:“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云:‘陆文裕公刻蜀本《史通》,其《补注》《因习》《曲笔》《鉴识》四篇,残脱疑误,不可复读。文裕题其篇末,而无从是正,举世罕睹全书’云云,即此本也。”显然,顾广圻自己就认为他所校阅的“此本”《史通》,即是钱曾所著录之陆深刻本。

  但另一著名文献学家傅增湘(1872-1949)通过比对自己旧藏陆本,发现钱曾所说陆本的字体、刊工“殊不类,及谛观之,乃万历时张鼎思所覆梓也”,认为钱曾著录之本,也就是顾广圻所校阅的“此本”,并非陆刻原书,而是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重校覆刻陆本。傅增湘所藏《史通》多有真本善本,据藏书家吴慈培(1884-1916)记述:1912年夏,傅增湘将自己所获“义门真本”即何焯手校《史通》“原本”出示于邓邦述。此前,邓氏藏有该书“传临之本”,是“同时过录之善本”,但尚不知悉,自以为所藏乃何氏“手校真迹”。“(邓氏)素能识别何氏书法,谓自藏是真迹,而傅丈所收者赝本乱真。越日,余(吴慈培)访正闇(邓邦述),一见即大呼曰:‘吾过矣。’盖以傅本与自藏互堪,则真者在傅丈,而乱真者转在正闇,因示予以真赝之别,不独书法美好有间,且傅本第七卷后,有义门康熙丙戌、癸巳题识二则及顾千里一跋,为邓本所无也。”对自己所藏过录本,大约半年后,邓邦述还不无感慨地说:“字迹端遒,颇能乱何(焯)之真,去取亦极有斟酌,惜其不肯直书校者姓氏。”“偶能(吴慈培)云,此本有补何校之未备者数十处。是此本又善于何矣。乃不详姓氏,使读者茫然,岂非一憾事耶?”从这个旁证看,傅增湘说钱曾、顾广圻所校乃张鼎思覆刻陆本,应该是可信的。分析傅增湘所揭示的情况,顾广圻误认为他所校《史通》即是陆深原刻本,应该既有刚刚接触《史通》,不熟悉其版本情况的客观原因,也有未能细细审阅,以致被乱真者所误的主观疏失。

  1941年初,史学家洪业自美归国,路过上海时,顾廷龙“延至合众图书馆午餐,出示邓正闇旧藏顾千里手校陆刻本《史通》。其所谓陆刻者,虽有陆深、王阁、李佶、杨名、高公韶、彭汝寔诸氏序跋,虽亦每半叶十行,行廿字,而其字体乃与昔所见原梓、翻修陆刻诸本迥不相同(原注:似吴越,不似川蜀工手)。北归后,检读旧稿,疑其本乃《天一阁书目》中范尧卿(范钦)所谓第三刻本者之流,因函托起潜(顾廷龙)代雇书胥为我影抄一部。覆书谓书手不可得,拟从叶揆初(叶景葵)先生校录之本,手制勘表,以餍吾望。十二月一日寄到,共得廿六叶。……按:揆初先生所用底本,当是万历壬寅十月前张慎吾(张鼎思)豫章初刻之本。……至于其所谓陆本者,果非俨山(陆深)刻本,盖《鉴识》篇后陆跋已删削去,《因习》上篇后陆跋虽存,而篇中所聚错简乃皆已见《曲笔》《鉴识》二篇中,自与跋语相牴牾也。是不仅刻工字体一端,可断其非陆氏蜀刻矣。涧薲题识遽从遵王《敏求记》所述,以文裕(陆深)刻本相当,殆未细读《因习》篇后跋文,而竟为书前后之序跋所欺耳。……今检起潜此表,益证吾说不误。然则涧薲错认在乾嘉之代;……诸家目录校记沿顾之误而亦误者,指不胜数,毋论矣。”洪先生此跋最晚作于1946年春,他将自己如何判断顾广圻手校《史通》并非陆深原刻本的方法和过程,以及顾广圻错误之由,合盘托出,其详明真切,使人不容不信。而其执着于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亦不能不使人油然而生敬意!

  是则,顾广圻初校《史通》所用之本,虽然有陆深、王阁、高公韶、彭汝寔、李佶、杨名等人所作序跋,但并非如他自己和邓邦述、叶景葵所说,是嘉靖时陆深原刻本,而是傅增湘、洪业所确认的万历时期张鼎思覆刻陆本,其刻工字体、内容错简及陆深跋语等异同情况都可作证。而事实上,《史通》虽然在明朝前期有抄本传世,但因讹误较多,陆深初见之时即“苦于难读”,此后一直想寻求善本,二十多年后,他将明初蜀藩司翻刻的宋代蜀刻本《史通》补残刓缪、订其错简、还其缺文,校刻行世,“于是《史通》始可读”,因而当时社会对陆深刻本极为推崇,一些书贾在刊刻张鼎思覆刻陆本时,故意将张鼎思序言抽去,“欲以充陆深原本”。明代《史通》刊刻的这一情况,也为后人误认张鼎思覆刻陆本为陆深原本,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因此,误判也就成为难以避免且容易发生的事情,稍不留神,就可能中招,为书贾所欺。

  据顾广圻自言,他在初校《史通》之前,已经收得一部张鼎思重刻陆本,该本为孙潜手校,“用叶石君(叶树廉)校定本对读者,亦既于脱简处一一补录完好矣,错误处仍皆移正,洵善本也”。在嘉庆九年八月之前的外出行程中,顾广圻“携之行箧,寻览数过,每叹其佳”,于是将孙潜“多所是正”处,“照临一过”,即临写到他正在校订的所谓陆本之上。其实他是一时疏忽,没能看出他正在校订之本也是张鼎思覆刻陆本,而不是陆深原刻本。  

  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作者简介

姓名:王嘉川 邹昕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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