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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 ——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
2014年06月24日 06:30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期 作者:张凯 字号

内容摘要: 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新旧嬗替,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重要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傅斯年、蒙文通二人皆经历了出入今古、由经入史的学思历程。傅斯年贯彻以历史观点探究中国文化演变,考察思想意识历时演进的轨迹,估价与建构文明价值;蒙文通阐发儒学义理与经史之学,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学以塑造中华文明主体性。若以傅斯年与蒙文通的学术分合与经史纠葛为中心,考察民国学界划分夷夏、辨证性命、沟通汉宋的关联与旨趣,或可阐发“通识”与“专家”、“求其是”与“求其古”等学术理念,重估进而转化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路径,为实现“以国故整理科学”的学术转向提供参考。

关键词:经史关系;中华文明;傅斯年;蒙文通;学术分合;新史学;民国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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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通才与专家

  “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史学界在北平图书馆召开会议,傅斯年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国难当头“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大家讨论的结果之一就是编著一部中国通史。所谓“通史之撰著以专题研究之结果为根据,而任何概括的或确切的结论则有赖于史料之搜集及发现”,故“史料乃史学之根本,专题研究乃其中坚,而通史则其最后之成就也”[8]1。此后北平学术团体多以鲜明的专题为宗旨,最著名的莫过于《禹贡》、《食货》。齐思和以“迩来时贤喜言通史,窃所未安”,特撰文强调“依现代之标准,一国之通史,已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胜任,而有待于专家之分工合作”,并以清史为例,称专家治学必以专题为限,专题研究之风兴盛,数十年后,“学者各就其兴趣之所在,从事窄而深的研究,清史之各方面,皆集聚无数之专题研究,亦即养成无数专门之学者。至是始可言清史之综合,与专家之合作”。齐思和还将通史比喻为屋,专题研究则为砖,“夫砖且无,遑云屋哉”[9]?齐思和将断代与专题研究视为改造国史之有效途径,此论调无疑与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改革相呼应。

  傅斯年强调史学系课程先治断代史,而不主张讲通史。国民政府规定中国通史为必修课,北大校方认为“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6]163,遂聘北平各校专家分段讲授。傅斯年讲通史部分首重“中国史之分期”,强调“地理、经济等事皆不能谓中国史分期之标准”,而当以“民族迁动”为中国史分期的标准,由此将中国史分为“古世——周秦汉魏晋南朝”、“中世——后魏后周隋唐五代宋”、“近世——元明清”,进而“分代叙说中国史上制度、文化、社会组织、人民生活等之变动,及外来影响之结果”⑦。1933年后,钱穆统一讲授文学院一年级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历史系的专业课程仍是断代与专题。傅斯年以新旧史料的融会贯通为基础,开设了“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汉魏史择题研究”课程。钱穆认为,“专家之学,亦当建立于通识之上”,治史者当先识大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有所融会贯通,心知其意,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之真系统”[10]。专家与通识之争辩双方各据其理,难分高下。蒙文通无疑与钱穆同一立场,均主张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

  蒙文通在北大两年分别教授过“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史”、“周秦民族与史学”、“中国史学史”等课程,均属于断代史与专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课程主要“叙述自三国至隋之统一兴替之大概,各民族间之竞争,及其制度之沿革,学术之变迁”;“宋史”课程“注重探讨有宋一代政治之升降,学术之转变,制度之沿革,民族之盛衰”⑧。不过,蒙文通认为研究断代史若不精熟通史,常常不易准确把握一代的特点。蒙文通将宋代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关节,与周秦汉唐之变迁紧密联系。现存蒙文通1938年四川大学《中国史学史》讲义附录有《宋史叙言》就以研究宋史为当世之急务,关于宋代成败之事变,“皆其现象之粗迹”,若求此“现象策动之因存”,则需纵观周秦至唐宋社会心理“一动一静”之升降,以及由此而兴起的思想学术、政治文化变迁[11]397-398。蒙文通授课贯通古今,而非限于一代,超出了“断代”与“专题”的限制。

  “断”与“通”、专攻与博览之间或高下有别,但就高明者而言,此仅为治学次第不同,最终仍殊途同归。傅斯年指示后来者断代而自求通贯⑨;蒙文通强调“只有先将一段深入了,再通观才能有所比较”[12]5,“编通史、教通史都应该注意‘全面’和‘系统’的问题,但具体着手又是分块的、断代的”[12]23。就史法而言,通、断之间的分合,傅、蒙诸人尚可调和;若以“史学”而论,双方则难以弥缝。

  傅斯年在北大实践断代、专题研究,贯彻“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新史学”理念。傅斯年重视扩大史料范围,利用新史料、新知识来进行历史研究,以此改革北大史学系,引导、培养后备人才。《史学方法导论》明确指出:“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13]335。北京大学史学系招生指南即以此为号召:“史学系要求以科学方法及眼光研究及整理中国史料,而同时熟悉西洋史籍,以探西洋史家之独到处。”[14]蒙文通提倡治史不仅仅是识废兴与观成败,更应明古今之变易,考索发展之程序。由“史”升格至“史学”,必须熔铸义理、经制和事功于一炉,兼备内圣外王之道方可称“学”。蒙文通所言“史学”侧重落实《春秋》大义,实践以经驭史、以简执繁。蒙文通认为:“若以史言,史料不过如药物,而使用药物者医学也,而驾驭史料者史学也。”[12]45蒙文通的古史研究往往以传统文献为主体,“新材料”、“古物发掘”为辅助。蒙文通将历史当作哲学讲,“试图通过讲述历史说明一些理论性问题”[12]5。讲授宋史时,以王安石变法为中心,笃守南宋浙东史说,并以南宋浙东诸儒之史论批评王安石“既看不出症结,也抓不住要害,更提不出办法”[15]465。为此,胡适屡次向学生询问蒙文通宋史课程的讲法。傅斯年恰恰反对以“史论”为疏通,“历来谈政之士,多为庞大之词,绝少切时之论;宋之陈同甫、叶水心,清之龚定庵、魏默深,皆大言炎炎,凭空发抒,不问其果能见诸行事否也”[16]24。傅斯年认为王安石用心不可非议,“即其各法,亦多有远见之明,此固非‘不扰民’之哲学所赞许,却暗合近代国家之所以为政也”⑩。

  对待新出土的考古文献运用的态度差异,或许受制于获取新史料的途径悬殊。至于传统文献的解读,傅斯年、蒙文通仍旧貌同心异。古史辨派将传统的古代文献视作传说或神话,傅斯年、蒙文通则力图从中寻找历史遗迹。傅斯年认为:“史公实为一今史学家,非古史学家,为一叙述之史家,非考古之史家也”,司马迁“纯以儒家观点,取舍古代史料,于是古代史料之未经春秋战国儒家之伦理化与论理化者,皆去汰之”,所以,“商代文物惟据《史记》,该史错误甚多,以《殷本纪》为尤甚,余若《左传》、《国语》亦经儒学思想之论理与伦理化。转不若充满早年故事神话之《山海经》及《楚辞》、《天问》诸书为尤佳也”(11)。蒙文通引述“注疏图纬之成说”,对女娲、燧人氏、伏羲、神农、共工等神话传说非但不加以摒弃,且赋予神话人物特定的历史地位,将中国文化的源头定在燧人氏。此举被时人批评为“舍去古未远之孔门儒家传说,而反仞晚出诸子百家之谰言”[17]8。不过,蒙文通依据邹鲁、晋、楚三方民情创立古史三系说,旨在以上古三代的历史文化传统支撑起儒家的历史文化理想。傅斯年将神话故事视作初民的世界观,期望从中“找出社会的背景,宗教的分素,文化的接触,初民的思想等等”(12)。以考古学为基础发现新史料,“知真理乃存在于新旧二派之间”。“古史不尽是,挂漏亦多,新史正可为极大之帮助。而古史亦并非无稽,由许多遗物证之,兼以客观事实,自可消释以往主观之疑谳也。此后中国上古史之康衢,要以发掘遗物,参以经典,而重建其最足传信之上古历史也。”(13)

  蒙文通与傅斯年的分歧关键在于“书中有学”抑或“以书为学”。傅斯年曾说:“川大的老先生们,多认为我们没有读过中国书,其实我们这群人都是从古籍中下过苦功夫来的。我们有我们的治学方法,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14)“老先生们”、“中国书”、“道理”是一系,“我们”、“古籍”、“方法”是一系,而傅斯年用“过”、“来”,二字表明读“古籍”的目的在于“出新”。民国学人多以新学术、新方法将“中国书”分门别类,“书”被视为“古籍”、“国故”,“书”中的“道理”被束之高阁。而在“老辈”及其后学眼中,研究古学若未深入堂奥,何谈出新?蒙文通认为古籍文献自有其“道理”,中国学术贵有一贯之义理。“通才与专家”、“方法与道理”背后更深层次的差异在于如何理解与重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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