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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文明背后的特殊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2022年04月30日 00: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阮益嫘 字号
2022年04月30日 00: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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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阮益嫘)今天的世界,疫情全球蔓延,局部战争不断,这些迫使我们再次思考“人类是如何走过来的”,我们的先人如何应对暴力、战争、传染病、灾害、危机等冲击。4月17日,在“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研讨会上,香港大学经管学院讲席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对其新著《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既有文明史叙事只注重生产率标准的不足”这一观点进行阐释,并引入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解释人类文明化进程背后的风险逻辑。专家学者就人类文明化如何发生,将向何处演变等问题展开讨论。

  风险、暴力与文明起源

  人类从狩猎采集转向定居农耕,发明了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国家、商业、金融、全球化等,这些创举在怎样的背景下兴起,如何帮助人们应对自然和社会风险,又如何互相竞争与排斥,从而形塑了各家文明以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陈志武谈到,如果人类自古就只生活在“正常”状态,就不会有苦难、暴力和战争;可是,现实并非如此,恰恰是那些不断出现的偏离“正常”的事件把人类逼上苦难绝路,带来暴力甚至战争,让“人之初,性本善”的人类变得野蛮。而这些“不正常”事件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风险,是风险把人逼得走投无路,威胁人类的生存。陈志武谈到,人类为什么会诉求暴力甚至战争?是生存所迫!原始社会以来,气候变化、地球异动、季节轮换,这些“不正常”造成的苦难迫使人类寻求降低天灾人祸带来的打击的办法,通过这些创举尽量使风险事件不至于影响生存。这就是风险催生文明创举的逻辑。文明是特定群体在过去所作的各种创新的汇集体,或者说是众多“虚构故事”的汇集,而这些“虚构故事”给社会带来了生存秩序。文明包含着两个关键要素:“创新”和“秩序”,即那些促进社会秩序、消除混乱的创新累积到一起,就构成文明。人类文明化发展史,是一部努力提升生产力的历史,更是一部跟风险博弈的历史!而之所以如此,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千年里,人类有过众多创举,包括儒家文化的发明和发展、家庭与宗族的发展、基督教等宗教的发明和发展,等等,可是,这些创举并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所以,以生产率这一指标判断,这些创举是无用功,但是,这些创举大大提升了人类的风险应对力,改善生存安全,至少部分解决了孔子说到的“不患贫而患不安”的问题;在风险应对力这个维度上,这些创举是推进了文明化进程。

  以风险作为理解文明的基准线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朱浒认为,从灾害现象来透视相关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是灾害史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取向。这种社会变迁取向的主体思路,是以历史上灾害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应对问题为重心,通过揭示灾害与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诸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认知相关时期社会变迁的具体进程及其脉络。

  中国在14世纪到18世纪在经济和科技上领先,却为何没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牛津万灵学院院士马德斌介绍,中国的帝制政治结构,作为一个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成长的一体化中央集权,给关注政治制度与经济长期发展关系的研究带来了一个特殊案例。

  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是阶层分化、国家产生之后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介绍,关于国家与文明形成的考古学探索,属于社会考古学范畴。文明、国家和城市这三个在含义上有密切关联的概念,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历史现象所做的解释。城市的出现与国家和文明社会的出现同步。国家是文明时代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存在强制性的统治与管理机构(权力中心)。城市,则是文明时代特有的、与国家相应的高级聚落形态,是国家的物化形式。

  婚姻、家庭、宗教的避险逻辑

  婚姻、家庭、宗教等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它们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跟风险挑战有何关系?这些都是《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探讨的重点话题,与会学者在这次研讨会上做了广泛讨论。

  在我国当前的家庭领域中,传统与现代并存,不同类型的家庭行为,既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而变化,也有着对传统的延续。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在民间信仰中尤为重要,与封建时期儒家思想和国家官僚制度并列为三大支柱。家庭主要的社会功能是“社会组织”,包括但不限于抵御经济上的风险,族群认同和管理,它也是规范普通人道德与处理民事的主要社会机制。

  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陈浩武认为,宗教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不仅在于抗拒风险的维度,它还是理解人类文明的重要途径。

  在历史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相关多学科发展的促力下,中国宗教研究已经开始突破专重文本解读的传统,开启系统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曹南来认为,宗教具有天然的国际性与世界性。我国正处于快速且大规模的城市化阶段,城市化对乡村及都市社会中的宗教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商业、金融与文明化

  追求利润的商业和金融时常遭到道德指责。那么,它们在历史演变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是否提升了人类风险应对力,进而减少暴力、促进文明?

  陈志武在《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谈到,从定居/农耕文明以来到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在家庭、婚姻、宗族、金融、商业等诸方面经历重大变迁,但因为对于生产率提升缺乏显著作用而无法纳入“文明进步”的范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认为,从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视角衡量文明,对于工业革命之后可能更为有效,对于18世纪之前文明的“识别度”极为有限。因为,18世纪之前人类绝大多数地区人均消费量和人均农业产出保持高度稳定。金融工具(借贷、有限责任、股票市场)的发明促进了一国之内风险分散和资金集聚,对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功不可没。但金融带来的经济一体化和生产专业化使得系统性风险几率增大,金融资本也可能引发国家间的持久战争。文明的进步具有多样性特征,但不存在普适和唯一的路径。《金融时报》中文网(FT)财经版主编徐瑾从企业家视角出发,认为金融的本质不仅是避险,而是“支持冒险”,购买力的提供者支持购买力的使用者进行冒险。商业与金融本身,就是人群合作秩序扩展的实现方式,也是人群合作秩序扩展本身,从而也就是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

  11世纪中国税收国家的兴起,展示了一种以间接税为基础的财政制度模式。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光临介绍,宋朝国家财政制度以间接税为主要收入来源,摆脱了对土地税的依赖。这种制度的背景在于战争动员方式改变而带来的全面持久的财政危机,其成立的关键在于采取以间接税为基础、通过中央集权减低对市场征税成本的管治体制。宋朝模式的最大意义在于,国家可以通过有效率的税收制度和复杂的信用工具从市场扩张中汲取财政资源,中央政府视经济发展为急务,采用刺激市场扩张和城市消费等经济政策,堪称早期现代国家的成功典范。

  风险、福利与国家发展

  “国家为何起源”一直是热门话题,“大禹治水”“战争造就国家”等学说流行多年。风险挑战是否为这些学说背后的共同逻辑?福利国家、货币国家、财政国家的兴起又是怎么回事?《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认为风险是国家及相关创新背后的主要驱动力。

  国家治理不仅是建立在正式官僚组织、科层系统、文本程序等制度之上, 而且是在诸多微观事件、互动机制及其不同层次上的多重过程的汇集碰撞中产生。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认为,历史上,中国古代社会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特征是“皇权止于县政”,因此地方社会自身存在许多社会规范来解决各类问题。

  中国有世界上最悠久的社会共同体治理历史,长久以来致力于建构财政视角的国家治理模式。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炜光谈道,“量入以为出”是著名的“商周之变”中制度革新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治国理财实践意义和思想价值,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理财原则之一。“量入以为出”是周人对后世中国人下达的“行政命令”,其所倡导的将财政置于经济发展水平之上和对财政征收有所约束的精神,构成财政学理论中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解释模型,值得今天的人们继续传承和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探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彭凯翔认为,19世纪之前的明清时期并不仅仅依赖财政汲取来实现其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作为,对于这一时期治理能力的实质性考察,应当进行包括财政收入在内的多维度衡量。不同的发展路径不仅对国家能力有要求,更对应着实现这一能力的不同方式。在各种版本的现代国家理论中,国家—战争固然是现代增长的一种原动力,但这本身是因为经济成为了国家的目标,经济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重要来源,在解释不同现代国家形成路径上占据关键地位。

  文明化变迁的未来走向

  风险挑战催生创新,给人类社会带来规则与秩序,使文明逐渐战胜野蛮。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跟以前大为不同,未来将何去何从?

  儒、释、道三教交融并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含着“自我克制”“自我抑制”和“自我牺牲”等精神,与西方文化传统中“个人自主”“个人独立”以及对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等形成鲜明对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认为,儒家思想通过“礼”规制和调节传统人际间经济、政治关系和社会交往,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序结构,从精神上规定并支撑着传统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秩序。从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视角来看,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获得独立的人格、自主权利,进行独立的市场交换,才能生发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钱端升讲座教授丛日云谈到,现代文明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是由人类各个文明参与的合力形成,它必然符合各文明内部共同需要。考察文明交流的历史会发现,一种文明的要素完全可能在没有基础的异质文明中扎根。

  长江商学院学术事务副院长王一江认为,正当人们满怀信心地憧憬21世纪的美丽新世界之际,情势急转直下: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余波未了,新冠肺炎疫情又给人类带来巨大挑战。一时间,一些极端势力肆虐,逆全球化风起云涌,全球合作秩序遇到挑战,面临崩塌危险。所幸,重大历史变迁都会促使我们重新理解人类自身,进而重塑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突破将不会来自技术,而是源于对“生而为人”更深刻、更本质、更准确的理解。

  文明发展史不只是生产力上升的历史,更是风险应对力提升的历史。人类历史虽然时有迂回,但并非缺乏规律,文明最终还是会战胜野蛮!

  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风学社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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