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多中心的时代，即使素有“史学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实际上也无法全部有效展现全球史学的新潮。但此次在济南召开的国际会议，还是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那就是在近年才兴起的“情感史”研究，被组织者列为大会的几大主题之一。

　　情感史研究似乎从一开始就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史学流派。当代史学是否出现了一个“情感的转折”（emotional turn）？这个转折与以前的“语言的转折”有何联系、而它本身又有何特点呢？首先考虑并提出“情感的转折”这一概念的是出生于德国、现任教于伦敦大学的伊彦·普兰普尔。2010年，普兰普尔在美国的《历史与理论》杂志上对情感史研究的几位专家做了一个采访，对情感史研究的现状和特点做了细致的归纳，并提出了“情感的转折”这样的观点，得到了受访者的基本认可。但情感史研究的正式开展，则早于2010年。1985年，美国社会史家、长期担任《社会史杂志》主编的彼得·斯特恩斯和妻子凯萝·斯特恩斯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提出“情感学”研究的必要，便是一例。彼得·斯特恩斯还主编情感史研究的书系，推动该研究的开展。因此，情感史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国际史学潮流。

　　其实，“情感”（emotion）、“感情”（feeling）和“情绪”（affect）等因素，自古以来就是考察人类行为的一个角度。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东方的孔子、孟子，都有相关论述。比如孟子讨论“人性善”，就提出了著名的“四端说”，用人对事情的情绪反应来阐明人性（西方情感史的研究者对东方的传统一直比较重视）。但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情感有其普遍性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呢？这个问题成了情感史研究的关键。如果强调情感为人类共性而且古今皆然，那么历史研究便无从谈起，因为史学关注的是事物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中所呈现出来的变化。但是探究人类的共性，又在科学研究中十分常见。近年来，神经科学家对人的情感及其表现做了深入的探究，对情感史的研究者颇有影响。普兰普尔著有《情感史导论》一书，其中对神经科学家的相关研究，做了详细的讨论。换言之，情感史的开展，与医学科学研究在近年的突破，亦有关联。

　　如果科学家是“普遍主义者”，那么史学家则更多的是“建构主义者”，亦即注重情感的生成和表现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目睹了纳粹主义的勃兴，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家吕西安·费弗尔在1941年指出，史家应该对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加以重视。显然，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时对人们情感的有效掌控，使得后来者看到了情感史研究的必要。如果承认人的情感在某个时期可以发生突变，那么“建构主义”的视角便显示出其说服力了。德国社会学家诺贝尔特·埃利亚斯亦是情感史研究的先驱。他的名著《文明的进程》出版于1939年，描述近代的人如何在社交场合逐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的发现与荷兰史家约翰·赫伊津哈颇为类似；后者在《中世纪的秋天》中指出，中世纪的人们情感宣泄十分直接、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