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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最好的制度 最坏的制度?
2015年01月08日 11:05 来源:社会科学报 作者:罗时进 字号

内容摘要:“科举”是分科考试选拔国家管理人才的制度,说它是教育或文化制度都是片面的正确,从根本上说,因其基本目的是在全民范围“选官”,故自然成为影响巨大的一种政治制度。是什么导致科举“恶谥”缠身人类至今也未能找到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才选拔的制度,许多良好的设计在运行实践中也往往走上“歧途”,但这个事实并不能成为抵挡批评科举制度的坚盾。西方学者认为,唐代以来的科举制度经过历代的长期发展几乎被全世界所接受,许多世纪以后,这一制度为所有西方国家以考试录用人员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样本。科举制并非一无是处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在科举制度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废止科举是历史的必然。宋代采取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因此十分重视科举制度,扩大录取名额,并确立了殿试制度。

关键词:科举制度;进士;文化;阶层;批判;人才选拔;政治制度;考试制度;中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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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天下之公”:一个最好的制度

   “科举”是分科考试选拔国家管理人才的制度,说它是教育或文化制度都是片面的正确,从根本上说,因其基本目的是在全民范围“选官”,故自然成为影响巨大的一种政治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名目繁多,但存续时间之久,对各阶层、各群体、各种利益集团都有深刻影响的制度,则非科举莫属了。

  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形成两个极端:最好的与最坏的。明清两代科举的胜利者对这一制度的赞美以王鏊最有代表性,他在《会试录后序》中说:“百余年来,名臣硕辅、端贞鲠亮、声绩蔚然、昭卓中外者,必进士也;即非焉,十百之一耳。其顽顿选耎、以欲纵败官者,必非进士也;即有焉,亦十百之一耳。”在他看来,人品、政绩、声誉最佳者必属进士,这个比例高达90%以上;而智识低下、品质恶劣者,肯定不是进士,即使进士出身者中难免此类人物,其比例也极低。清代何焯曾举前代于谦、王守仁为例,称其“功业赫赫昭人,虽三代大臣何以远过,而其进身皆不出八比”。

  客观来看,一个在历史上具有一千三百多年生命力的制度,必有其存在和延续的必然性与正当性,晚清邵作舟在《邵氏危言》中比较各种选官制度,称“有以示天下之公者,科举之一途而已”。这个说法道出了科举开放而公正的特点。

  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演变的动力就在于选择和淘汰。在科举制度产生以前,统治者在人才选拔制度上已经走过了世袭世禄制、军功封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漫长过程。每一种制度都适应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特定背景的产物,而每一次选择和淘汰都内涵着历史进步的因素。以被科举制所代替的九品中正制而言,其初是对察举制弊端严重以至“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矫正,试图设置所谓“中正”作为“民意代表”品荐人才,选拔贤良。问题是其时门阀世族从社会底层加以控制,“乡邑清议”变成了世族门第操纵的工具,遂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一貌似先进的制度沦落为世袭制的翻版,成为人才选拔机制的倒退。于是,科举制横空出世,在不断调适发展中与封建社会的历史命脉相系,共荣共衰。

  科举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最可称道的是在高度集权制的社会形态中敞开了具有一定民主色彩的大门,吸附了庶族阶层,取得了平民化效果。科举制度产生之初就基本形成了政府招考,考生几乎可以不限身份、阶层、职业,除所谓“贱民”以外所有人均可以知识为资本参加选拔考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血缘关系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开启了相对公平竞争的社会氛围,使“旦白屋而夕朱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想象,而是可能。何炳棣对社会史的研究表明,“唐以后的社会,性质上之所以不同于唐以前及唐代初期的社会,在于唐代以后对望族少有制度化的方法来延续其地位;到了宋代,文官考试制度已取代家族威望,成为决定社会地位最重要的因素。”他统计出明清两代进士中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占42.9%,而清代约有二分之一的生员出身寒微(《明清社会史论》)。这种常态化的上下流动使社会具有了公平竞争的活力,特别使庶民阶层有了成为“中产阶级”甚至上升为社会统治系统中精英分子的希望。

  这种希望,是由相对公平的评价机制(阅卷评判)和调节制度(地区平衡)等来保证的。所谓评价机制是指从隋唐至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顾颉刚语)。防闲,即防止舞弊,使“有司欲徇私举而不能”(吕思勉语)。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乾隆六十年(1795)学养超卓、为人伉直的左都御史窦光鼐任会试正考官,发榜后发现一百十四人中浙江归安人王以铻与其弟王以衔居第一、第二名。因窦光鼐曾揭发过和珅的私弊,和珅以窦氏长期担任浙江学政,认为其中必有私情而告发,结果“上命解任听部议”,虽然最终证明窦氏阅评并无不公,但仍受到降级而休致的处分。这件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整体来看科举考试在操作层面无论评阅或监督都有严格的程序,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录取的公平性。

  其实,无论以多少理由来质疑和批判科举,只要着眼于开放性、竞争性、公平性的事实,就会承认科举不但是古老华夏帝国长久屹立的础柱,也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其价值甚至超过了我们所创造的许多物质文明成果。不少质疑与批判的逻辑是结果论,而不是过程论,特别是将封建政治体制所无法避免衍生的种种弊害全部归祸于科举制,这种思维方法缺少了客观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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