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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否正确有密切关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采取的政策，是我们党政治路线的一部分，也是衡量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要形成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认识，并制定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并非容易。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极为复杂，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不稳定，政治态度左右摇摆，因而人们不易在短期内准确地把握它的特性；另一方面，在马列著作和国际共运史的其他文献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有赖于实践经验的积累。

　　如何认识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党在自己活动的初期就已经遇到的问题。１９２２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就初步提出了要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党的三大把这种主张付诸实践，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可是，党当时还处在幼年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犯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联合不斗争，使革命遭受了失败。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又一度走向另一个极端，先后犯了三次“左”倾错误，对民族资产阶级只斗争不联合，导致了革命的严重挫折。到了１９３５年党的瓦窑堡会议，终于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了正确的认识，党的政策也由此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固然，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正确认识的形成和正确政策的制定，其主要原因是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开始摆脱了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形势的推动，使得我们党制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了。但是我们也还要看到，从１９３３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这段时间尽管是“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但由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各项“左”的政策在实践中屡次受挫，遭到了一些同志的抵制，已经使当时的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发生了某些积极的变化，这也为正确政策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瓦窑堡会议期间和会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能够迅速为全党所接受这样一个道理。本文试图对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４年中共中央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认识和政策的某些积极变化作一简要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民族工业也遭到了极大的摧残。这进一步促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抗日问题上，他们提出要实行全民族武装抗日；在对蒋介石独裁统治问题上，他们提出要取消一党专政，实施宪政，建立国防政府；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他们提出要停止反共内战，一致对外，改变了对中共的敌视态度。所有这些表明，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可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没能适时地实行策略上的转变，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更“左”的政策。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夺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集中地反映了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思想。第一，当前正处于苏维埃政权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的决战阶段，客观形势有利于苏维埃。因此夺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时机已经到来。第二，党的工作“应该集中到工厂去”，领导工人阶级开展总罢工，矛头对准资本家。在苏区则要执行劳动法，改善工人生活，反对资本家剥削。第三，在这种尖锐的阶级对立的情况下，一切反革命的派别都团结在国民党的周围，这些妥协的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来打击它”。第四，“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革命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第４５０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推行，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残酷的现实和严重的挫折迫使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相对于以前发生了某些积极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初步认识到了民族资产阶级普遍具有抗日的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某些爱国将领表现尤为突出，要团结他们一致抗日。

　　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０日，《中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及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指出：“许多部队与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赞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注：《红旗周报》第５５、５６期合刊，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１日。】这说明我们党认识到了国民党军队内部是有矛盾的，有一部分是愿意抗日的。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７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宣言，正式提出中国红军准备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证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三项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后，中央还进一步提出，党“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的，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如果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当这部分人还用武装的方法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那么，这不仅是表明共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且特别是表明为着夺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而用特殊的方式来与这资产阶级奋斗”【注：《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续），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５日，见《斗争》第十九期。】。

　　中共中央基于这种认识，进行了若干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军事上的代表人物的工作。１９３３年８月，十九路军派代表陈公培到延平附近的王台会见了彭德怀，受到热情接待，彭向陈重申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１月１７日提出的三项条件，并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中共中央进行停战谈判，共同抗日【注：《彭德怀自述》第１８２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１９３３年１０月，红军同十九路军签定了“反日反蒋”的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初期，中央曾向他们表示：“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的第一电》，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０日，见《红色中华》第１４９期。】

　　然而事后不久，“左”倾领导者的行动却来了大转变，“他们昨天还说对十九路军不够重视”，随后“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多的欺骗性”【注：《彭德怀自述》第１８２页。】，“是最危险的敌人”【注：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星火燎原》１９８２年第１期。】。当福建人民政府陷于危急境地向红军求援时，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应把红军主力挺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注：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毛泽东选集》第２１９～２２０页。】。但是党的“左”倾领导人对此加以拒绝，结果使我们党丧失了大好时机。这些相互矛盾的政策和行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央在当时还没有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指导思想加以清算，没有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策略上的根本转变。从整体上说来，还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做敌人看待的。由此，当民族资产阶级军事代表人物在某些方面不按照我们的意愿行动时，就怀疑他们是在耍阴谋，并且提出要予以坚决的打击。虽然如此，这个时期中央的认识毕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原则上承认了反动营垒内部是有矛盾的，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内部矛盾日益紧张化”，我们要利用这种矛盾【注：《斗争》第３６期，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６日。】。第二，认识到了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同民族资产阶级军事上的代表人物进行合作，并且还把这种认识付诸实践，同民族资产阶级军事上的代表人物开始进行了接触。应当承认，这同以前相比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中共中央之所以首先对民族资产阶级军事上的代表人物的认识发生变化，决不是偶然的，是同历史发展的逻辑相一致的。由于日本的军事侵略，民族资产阶级军事上代表人物的抗日活动表现得很积极。同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又首先面临着反对军事“围剿”的形势，军事上的压力也最为明显。因此，这就迫使临时中央要在这方面调整自己的政策。

　　二、对民族资本家本身，即工商业资产阶级有了新的认识，制定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某些正确的政策。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保障红军军用物资的来源，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基础，都有着重要意义。可是由于“左”倾领导者推行了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使得革命根据地的一些私营工商业由于无利可图而纷纷歇业倒闭。以长汀市为例，到１６３２年１２月，由于资本家逃跑，使有的工厂关门、倒闭。造纸行业中的许多工人都陷于半失业状态，纺织业中的工人失业竟占五分之四。结果就造成了根据地与外部的贸易萧条，工业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局面。１９３２年下半年，苏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种状况直接威胁到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事实证明了“左”倾领导者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这就迫使我们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进行一次重新的认识和调整。

　　１９３３年４月，党内开展了对私营工商业政策的讨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写了《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一文。他在文章中虽然仍旧说什么民主革命也就是“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认为在必要时，要“没收他们的企业”等等。但同时他也指出，对地主和资产阶级要区别对待，“苏维埃政权对于这两个阶级（地主与资产阶级）的态度不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对于地主我们采取坚决无情的消灭地主这一阶级的政策”，“至于对资产阶级，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便是不适当与不能采用的，所以，‘左’的空谈消灭资产阶级是有害的”【注：《斗争》第１６期，１９３３年５月１日。】。张闻天也陆续发表了《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论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当谈到对于私营工商业的某些过“左”的倾向时，虽然还认为有时对私营工商业者施以武装威吓、没收等过“左”的政策也是必要的，但他认识到了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是解决苏区经济困难的“主要出路之一”。因此，他主张给资本家“以特别的权利，使他们发展他们的企业，扩大他们的生产”。更可贵的是，他还批评了过“左”的劳动法，指出“要使私人资本家投资到生产中或商业中来，那必须使他们有利可图，而不是亏本的。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资本家，他们投资是为了亏本”【注：《斗争》第１０期，１９３３年５月１日。】。换言之，也就是要允许资本家剥削。张闻天的观点，较之博古，有了更大的转变。

　　自１９３３年春开始的党内对私营工商业者政策的讨论和对过去“左”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促使我们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具有积极意义的变化：第一，修改了《劳动法》。修改后的《劳动法》与原来的《劳动法》相比，废除了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一些过高要求。原规定工人、职员参加选举、开会或被法庭叫去当证人等，“无论时间之久暂，都不得克扣工资”，后改为“有权领以一周为限的工资”；第二，制定了更为开放、因而也更为完善的对外贸易政策。１９３４年１月召开的“二苏大”通过决议：“苏维埃政府除以关税政策来调剂各种商品的输出入外，保证商业自由”【注：《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１９３４年１月，《红色中华》第１５０期。】；第三，提出了某些奖励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发的《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地主兼工商业者，其土地及与土地相连的房屋财产没收。其工商业及与工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二苏大”又强调指出：“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以“尽量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使苏区资本更加活动”，使私人经济的发展与公营经济“同时并进”。这些政策的实施，使“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开始走向恢复”。“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注：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中央和一些主要领导人仍然认为民族资本家是反动的，只不过在一定条件下要利用他们。改变后的政策同样也受“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它们在很多方面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些也仅仅限于根据地内部，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政策还没有明确涉及到。但是，他们的认识毕竟是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转变了，特别是初步认识到了民主革命时期私营工商业对革命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认识到了以前实行的政策，特别是过“左”的劳动政策是行不通的。这表明我们党开始用新的目光审视这一在民主革命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就为以后党对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三、放弃了“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口号，主张不分政治倾向、派别，一致对日作战。这标志着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策略也开始发生变化。

　　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５日，我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中提出：“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组成“反帝统一战线”。【注：《斗争》第５９期，１９３４年５月５日。】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５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的《为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更明确地提出了“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到反日团体中来”的号召【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第６５５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这就是说，这个时期党已经不再沿用自党的六大以来，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以来，一直从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对立的错误估计出发，把“中间派别”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口号，不再主张用主要的力量反对他们。

　　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之所以在这时能放弃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口号，主要是与他们对形势的重新估计相联系的。在此之前，“左”倾领导者之所以把中间派别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来打击，这是同他们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分不开的。他们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于俄国十月革命前夕的时期。他们认为，随着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已经“日渐崩溃”，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剧了中国的国内矛盾。这样，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革命和反革命最后决战的时刻。实际上，中国革命还处于积累力量时期，远远没有达到夺取政权的条件。基于错误的估计，他们又认为，“中间派别”反对我们进行这种决战，“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统治”；同时，中间派又是以伪装的面目出现，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所以“是最危险的敌人”【注：《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１月。】。而在这时，中央苏区的反“围剿”遭受了严重挫折，严峻的现实迫使他们重新估计形势，这样，自然要放弃脱离实际的口号，并提出切合实际的方针。尽管这时提出的号召还较为笼统，但同以前那种十分错误的认识相比，终究是大大的前进了一步。这种号召的提出，对推动抗日形势的向前发展， 对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展开，都有积极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中，与上述政策上的某些调整相适应的，在思想理论上，我们党也开始改变以前始终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作法，进而提出了也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如在讨论私营工商业政策时，张闻天就发表了《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文，批评了“左”比右好的错误观点【注：《斗争》第６７期，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０日。】。１９３３年上半年，《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多次提到：“我们现在是还没有打破狭隘的关门主义。”【注：《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７——１９３３）第１７０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福建事变失败后，党内有一些人认为同十九路军签定协定是错误的，是右倾，多数同志还是坚持了较为正确的意见，认为“要利用反动派内部的矛盾”，革命的后备军包括“中间分子”。【注：凯丰：《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公布的对十九路军的协定》，《斗争》第４８期，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３日。】

　　整个说来，党当时对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分析，对于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指导思想也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算，但是这时期中央领导人在认识上的变化和中央在政策上的某些调整，为以后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做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没有这个时期的准备，就很难设想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正确意见能迅速地被党内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我们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思想上产生的变化和中央政策上的调整，一方面是由于客观情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日益增长，根据地的建设又迫切需要发展生产；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１９３３年以后，临时中央搬到了苏区，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接触实际，因而对复杂而严峻的客观现实有了初步的认识。没有后一个条件，也是不可能产生思想上认识上的这种变化的。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