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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研究从中共党史研究中发展而来,并与之形成姊妹学科。二者的学科属性尽管有所不同,但治学都以治史为基础,在研究对象与基本内容上密不可分,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互为通鉴,在学科功能上共同从理论上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设规律。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共同发展,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色学科领域。
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学科理论来源于研究实践,具有基础性、宏观性和先导性。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理论学科,推进其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和创新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本文从国史与中共党史之间关系的角度,就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理论建设和研究问题,择其大端作一探讨。
一、党的执政史研究是将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联系起来并区别开来的重要学科领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执政的党,并通过实行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结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和谐政党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执政中,党集中人民的共同意志,形成党领导、执政和治国的指导思想,以及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推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过程既是党史,又是国史,集中表现为党的执政史。在党的执政史中,党是这一历史的主体,通过执政作用于国家和社会。党史是国史的核心,核心就在于党的执政史,并决定着国史的发展方向、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这一客观历史进程表明,党的执政史研究是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之间相互联系而又区分开来的学科领域。
由于历史的缘故,在国史研究中,一个尚没有完全解决好的问题是,国史的编纂与研究近似于中共党史,国史的特色不甚明显。至于如何编纂和研究国史,科学反映和揭示国史与中共党史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历史面貌,仍处在认识与编纂体系的初步探索阶段。加强党的执政史研究,是一条培育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增长点,也是深入认识国史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并形成国史研究特点的学术发展思路。
在党的执政史研究中,党的性质与历史方位问题是党的执政史的首要问题,准确把握这一问题是科学研究党的执政史的重要认识前提。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是党对自身性质与历史方位的科学认识和表述。然而,有一种说法目前却很流行,即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对于这一说法很值得深入思考。“革命党”,狭义上是指开展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政党,一般意义上则是指革命性政党。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党是狭义与一般意义的“革命党”的统一体,而且狭义上的“革命党”是党之所以成为执政党的政治基础与前提。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能把“革命党”与执政党非此即彼地区分开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和工作重心尽管有所不同,但党的性质和宗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在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其他阶级的执政党的本质区别集中体现在党的执政先进性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本质与道路不同于其他阶级的执政党,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研究党的执政史,从根本意义上就要揭示党的执政先进性,重心在于研究党在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各个领域的历史经验,以及这些经验的形成和发展。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苏联解体20周年。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在这一年的发展,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历史经验的研究,其历史的跨度不仅从时间上由新中国成立60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再到辛亥革命100周年,而且从范围上由新中国到苏联,再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以苏联为鉴戒,以防止苏联悲剧的重演。这些经验问题的研究,构成国史和中共党史中经验研究的基本框架,并日趋专题化和具体化。目前的学术热点主要有关于党的群众工作经验、社会管理经验、民族团结工作经验、社会保障工作经验、和谐社会建设经验、人权保障经验等的研究。深化这些经验问题的研究,可资丰富和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建设规律的认识。
与此相联系,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运用于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应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合力的产物,认识历史的角度也应是多样化的。在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中,简单地以一种范式而排斥另一种范式,都会导致片面性和局限性,也是是不可能全面反映国史和中共党史的总体面貌的。
二、当代中国社会形态研究是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当今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当代中国社会形态是国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共党史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其最基本的历史依据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关系也处于变动与调整之中,以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上,一种观点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社会”、“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对此,需要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中进行认识和回答,其中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责无旁贷。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形态问题,就是要考察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与现实,回答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水平,以及社会形态的内在变化,科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内部结构、内在动力和发展趋势。
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研究中国社会形态问题,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何时的研究,繁荣了中国古代史研究,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发展。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围绕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进行研究和争鸣,为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也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当今,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关系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如何划分,也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阶段如何划分,因此是关系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
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除了要研究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解体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条件,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问题。确立了这一认识前提,所谓“回归新民主主义社会”、“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观点就会失去历史依据而站不住脚。否则,按照这一观点的认识逻辑,国史和中共党史就需要改写,其学科理论建设和研究就会失去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方向。
三、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在学科体系建设上相互借鉴、互为基础
理论研究是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中共党史研究先于国史研究,其学科理论对于国史研究具有直接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不仅如此,随着国史研究及其学科理论的发展,中共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在与国史研究的相互借鉴中得到了丰富和拓展。
国史理论研究由关于国史的理论研究和关于国史研究的理论研究等两部分构成,前者是基于国史并对国史问题的理论性认识成果,是后者的重要立论依据和理论指导。从哲学意义上说,前者属于历史本体论,后者则属于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范畴。根据这一构成,国史理论研究包括三个研究方向和八个研究领域。三个研究方向是国史理论(包括国史经验)问题研究、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国史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八个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以及国史通史学、国史史学史、国史史料学、国史编纂学、国史地方史志学、国史比较史学和国史哲学等研究。这些研究领域虽然具有历史学的一般意义,但都具有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特征,与中共党史研究学科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史研究学科体系就是以历史学和中共党史研究为学科基础,由上述研究领域所构成的。其中,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国史通史学、国史史料学和国史哲学在国史学科体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新中国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具体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既是国史学科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国史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国史通史学是国史各研究领域研究的共同对象和课题,对国史学科理论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没有国史通史性研究,难以把握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也难以形成关于这一历史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史学科理论研究与建设就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把国史通史性研究与国史史学理论研究相结合的一项科学研究工作。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立论依据,国史史料学是繁荣发展国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与源泉。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国史研究,必须将史料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整理与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鲜活而翔实的史料真实反映和科学揭示国史的面貌。在国史研究领域,之所以存在片面运用史料,以及运用史料不辨真伪的现象;有的甚至歪曲、篡改史料,伪造历史等,除了立场、观点和认识的局限性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史史料学的不成熟和系统,也可以说尚没有建立起来。这就需要国史研究立足丰富而翔实的国史史料,结合对国史史料的综合性与专题性研究,形成比较系统的国史史料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研究方法上是实证研究、思辨研究和辩证研究的有机结合。没有实证,历史研究就缺乏素材,因此在学科的初创阶段,即使是历史的“碎片”,也需要重视和研究;没有思辨,历史研究不可能达到应有的理论认识深度和高度;没有辩证,历史研究则难以科学化。历史哲学是以这些为基础的理论研究,包括历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历史哲学问题是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构建学科体系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只有二者建立其相互联系的历史哲学的基础,才能够达到本学科体系建设的最高认识体系和理论境界。
责任编辑:田粉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