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土团”，作为中唐以降地方团练兵的一种，因部分地区兵力不足而成为其兵役的实际承担者，它们主要通过政府依户征集而来，属于国家无需供养的地方民兵，其人数往往并不固定，多存在于晚唐的南方地区。起初，“土团”虽为地方兵力重要的补充来源，但只是作为辅助的军力参与戡乱。随着晚唐中央对地方逐渐失去控制，其统领者开始由朝廷的命官转化为地方豪强，“土团”也开始由国家遏制地方动乱的重要支柱，蜕变为支持割据、颠覆帝国的重要帮凶。到五代时期，“土团”对地方社会影响更甚，尤其在南方地区事实上成为取代旧势力，建立新割据的军力基础与推动力量。

　　【关 键 词】唐五代/土团/招集与统领/地方社会

　　【作者简介】朱德军，男，1969年生，安徽滁州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博士后，西安文理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土团”作为“团练化”的武装力量①，原本是中唐以后地方应对动乱困局重要的依赖力量，但自黄巢之乱后，随着帝国对地方逐渐失去控制，遂蜕变为支持割据、颠覆帝国的重要帮凶；五代“土团”对地方影响更甚，成为一些地方势力称雄一方的军事支柱，甚至以此建立割据政权。遗憾的是，这个对唐五代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地方武装，学界却关注不够②，系统性研究尚属空白，故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一、“土团”的招集与统领

　　军人的来源方式，作为中古军制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它对构成这一制度的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故有必要考察唐五代地方特色分明③、具有团练色彩的地方民兵——“土团”的招集方式。

　　1.“土团”之招集

　　“土团”，作为中唐以后地方“团结兵最重要的一种”④，传统典籍对此很少记述，而涉及其招集情况的资料则更为少见，目前仅有五则史料对此稍有涉及。如会昌四年(844)，武宗戡平昭义之乱，为迅速恢复地方秩序，朝廷颁布敕令，责令其“所籍土团并纵遣归农”⑤。咸通元年(860)，浙东发生裘甫之乱，王式受命南下，“阅诸营见卒及土团子弟，得四千人，使导军分路讨贼；府下无守兵，更籍土团千人以补之”⑥。中和三年(883)，浙西裨将王郢作乱，杭州临安人董昌，“始籍土团军，以功擢累石镜镇将”⑦。大顺元年(890)五月《资治通鉴》考异引《唐末见闻录》曰：“昭义状申军变，杀节使，当日点汾州五县土团将士赴昭义”⑧。考诸上述史料，无论会昌四年昭义“所籍”的“土团”，还是咸通元年浙东“更籍”、中和三年杭州“始籍”以及大顺元年汾州“(征)点”之“土团”，它们都是通过“籍”与“(征)点”的方式招集而来。倘若据此推论，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土团”均属政府依户征集之性质，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如在乾符之末，“黄巢乱江南，永兴民皆亡为盗，(鄂州)刺史崔绍募民强雄者为土团军，贼不敢侵”⑨。鄂州刺史崔绍在面临黄巢寇掠之时，何以放弃此前屡屡由“籍”、“始籍”、“更籍”，或点(籍)之惯例，而是采取招募之法？由于未见其他诸史记载，或许这仅是一个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