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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与江南城镇格局演变
2014年06月17日 07:44 来源:《社会科学》2014年1期 作者:戴鞍钢 字号

内容摘要:上海开埠前,其在江南的城市地位远不及邻近的苏州、杭州及南京。1843年上海开埠后的崛起,对江南原有城镇格局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它促使了经济中心城市由苏州向上海的转移,并相应导致原先以苏州为中心、以运河为纽带的城镇体系转而归向上海。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它推动了这些城镇经济结构的演化,并长期保持了在全国的经济领先地位。

关键词:上海;开埠;江南;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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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上海开埠前,其在江南的城市地位远不及邻近的苏州、杭州及南京。1843年上海开埠后的崛起,对江南原有城镇格局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它促使了经济中心城市由苏州向上海的转移,并相应导致原先以苏州为中心、以运河为纽带的城镇体系转而归向上海。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它推动了这些城镇经济结构的演化,并长期保持了在全国的经济领先地位。

  关 键 词:上海 开埠 江南 城镇

  作者简介: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开埠前,其在江南的城市地位远不及邻近的苏、杭及南京。1843年上海开埠后,受国内外诸因素的推动,很快超越后者,成为江南乃至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江南的城镇格局也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①。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今天,亦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②。

  

  鸦片战争前的苏州,“为水陆冲要之区,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原因之一,在内河水运网络中,苏州的地理位置更有利。它地处苏南平原中心地带,背靠太湖,坐拥大运河,北有无锡、常州、镇江与长江相通,比大运河尾闾、杭嘉湖平原南端的杭州交通更便捷,“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都,而不知杭人不善营运,又僻在东隅,凡自四远返运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如嘉、湖产丝,而绸缎纱绮于苏大备”③。作为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苏州商贸交易活跃,乾隆年间《陕西会馆碑记》载:“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时称:“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④

  苏州商业的发达,是与周围地区丝、棉手工业生产直接相联的。明清以后,江浙地区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主要表现为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日渐增多,粮食生产相对缩减。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基础上,当地的丝、棉手工业生产相当发达,便捷的水路交通将苏州与散处四周、大小不等的江南市镇联结在一起,形成以苏州为中心的市场网络。

  康熙年间,苏州城内有布店76家,苏绣商店108家,经营丝绸的店铺则为数更多⑤。在元和县唯亭镇、嘉定县外冈镇这类农村集镇,都有苏州布号商人设立布庄,收购布匹运回苏州外销。相距较远的松江府的一部分棉布交易也被吸引到苏州,有数十家布商采取“布店在松,发卖在苏”的经营方式⑥。嘉善县城孙圃《魏塘竹枝词》亦有“织成不让丁娘子,只待苏松抄布船”之吟。苏州因而既是外地输入东南地区商品粮的周转、调剂中心,又是长江三角洲丝、棉手工业品主要集散地,以其深厚的经济、地理优势,稳居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地位,“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⑦。商业活动的鼎盛,城市经济的繁华,在全国也屈指可数。

  距苏州不远的上海,自清中叶海禁放开,海运业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直到嘉道年间其城市地位仍在苏州之后,仅人口一项就有很大差距。据估计,当时上海城市人口约27万,而苏州则有50万人之多⑧。国内各省与江浙地区的商品交换,仍汇聚苏州进行。经海路运抵上海港的南北货物,也多以苏州为销售地,“上海本地沙船向以花布、茶叶等货运往关东、山东各处售卖,换买黄豆,往返生理;即闽、广商船亦以糖货为大宗,所有洋布呢羽等货向在苏州售卖,上海行销本不甚多”⑨。上海开埠后,局面大变,原先经由苏州集散的大宗贸易纷纷改趋上海,苏州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地位渐由上海取代。长江流域余粮省份外运粮食多顺江东下抵沪集散,不再由苏州中转,经上海港周转的国内米谷运销量急剧增长,从1869年的37327担,猛增至1890年的4770226担,增长幅度高达百余倍⑩。苏州丝货交易,“本为天下第一,四方商人群至此间购办。迨自上海通商以来,轮船麇集,商贾辐辏,以致丝货均至上海贸易”(11)。具体而言,鸦片战争前,江南产绸地区和北方销绸地区的货运往来,一般都依靠大运河这条干线来承担。苏州地处运河要冲,也是江南产绸地区的中枢,交通便利,客商云集。因之各产绸地区的绸庄大都在苏州设有分庄,以利推销。苏州自然形成为江南地区绸缎集散地。自上海开辟商埠以后,海港码头扩展,水陆交通便利,内外贸易日渐繁盛。因此原在苏州办货的客商,纷纷迁来上海设立办货庄,各产地的绸庄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亦来设立推销机构(12)。

  19世纪60年代伴随上海内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及其相关城市经济的发展,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已由苏州移至上海。目睹这种兴替,地方人士慨叹苏州曩时列肆如栉,货物填溢,楼阁相望,“今则轮船迅驶,北自京畿、南达海徼者又不在苏而在沪矣。固时势为之,有不得不然者乎”(13)。

  应该指出,当时国内战争对苏沪两地所发生的不同影响,客观上也对上海取代苏州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1860年,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迅即挥师东征,兵发苏州、常州。清朝官吏闻之胆丧,还在太平军“未到以前的数星期内,清朝官吏下令烧毁苏州护城河与城墙之间及城郊的一切房屋……因此许多经营商业的街道和房屋都化为灰烬”(14)。当太平军大兵压境时,溃败的清军公然在商业区纵火劫掠。据清人日记载录:“夜间城外兵勇放火烧房屋,彻夜火光烛天,见者胆寒……阊门城外自初四夜放火连烧两日,内外隔绝,不通音讯……所烧房屋皆系昔日繁华之地,山塘、南濠一带尽成焦土,当日逃出被害及情迫自尽者,不知几何。”(15)

  而这时的上海,则因辟有外国租界,西方列强为了维持在上海已有的权益,又着力调兵把守,抵御太平军的进逼,局势显得相对平稳。因此,面对清军的骚扰和破坏,也为了躲避太平军的兵锋,苏州地区许多地主、官僚、富商及一些平民纷纷逃往上海以求安身,人数之多,一度曾使通往上海的“昆山河路为难民挤断,不能往返”(16)。连年战火给苏州造成的困境是严重的,时至19世纪70年代中叶,仍是“田畴犹未尽开垦,颓垣废址触目皆是”(17)。上海则除了免于战火,还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其中不乏携带厚资的地主、官僚和富商,更使它成为“通省子女玉帛之所聚”(18),浙江宁波、乍浦等地的商人也纷至沓来,将其经营重心移至上海,从而加速了上海取代苏州,成为江南经济中心城市的进程。即使在战时,常熟仍有商人冒险去上海贩运货物,由于太平军规定“不得剃发,而商贾有往上海、通州、海门去者,不能不剃;至从上海、通州、海门归者,短发又不便,因有向贼中说明缘故,而取伪凭为据者,曰剃头凭”(19)。

  1861年12月,太平军一度攻占宁波。据英国议会文件和怡和洋行档案的记载:“叛军(诬指太平军——引者)打算在这个港口建立一个海关,据说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计划之一,构成了他们占领宁波的预定计划”;“他们进入宁波后,几乎没有施以什么暴行,丝毫没有侵扰城内的外国人居住区,并且还做了其他一些证明他们愿意与我们和平相处的表示”;“他们已建立海关,对过往的一切货物征收小额的税”(20)。但“钱庄和商人都已离开宁波,不是去上海与舟山,就是逃到乡下”(21)。其间,一些商贸交易移至舟山进行,1862年1月英国驻甬领事称:“当叛军逼近之际,许多有声望的宁波人逃到了那个岛屿上。定海港近来经常有外国船舰和轮船在此进出,因而有相当数额的贸易在该岛的市区成交。”(22)时至战后,“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⑩。浙江乍浦港原有一些宁波商人经营对日贸易,他们经海路运去青田石刻等工艺品,换回日本的海产品等货物。自江南战起,各地商人多迁往上海,这些宁波商人也将对日贸易移至上海,有的在上海设立行号,称之为“东洋庄”,有的还在日本设立了“办庄”(24)。

  上海作为江南经济中心城市的这种地位以后愈益巩固,不仅江浙地区邻近府县,就是苏州本地的商业活动也被纳入上海港内外贸易的直接辐射圈内。苏州城内,“泰西各商均未开行,但恐洋商终不愿来此贸易,以上海各货俱全,本地商人在申购办甚便,洋商之货来此有何益耶?”机器缫丝厂开办后,“几乎全部产品运往上海”。所以当甲午战后苏、杭也被辟为通商口岸时,并未出现外商纷往的景象。外商的这种取向,再次映衬出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的稳固地位,并为海关统计资料所印证。1911年,苏州“洋货由外洋径运进口及由通商口岸运来者,由外洋径入之货自属微细,由通商口岸运入之货其价约增关平银五十余万两,来自上海几占全数”(25)

  20世纪初年,上海的城市面貌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以作为衡量近代城市的几个要素,如资本主义工商业,近代市政设施和管理,新式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等,在这里都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上海已从一个旧式县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近代城市,1910年人口已从开埠初期的27万增至128万余人(26)。无论城市规模还是人口总数,都是苏州不能望其项背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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