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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2014年04月18日 07:57 来源:《史学月刊》2013年11期 作者:孙卫国 字号

内容摘要:域外丰富的汉文史籍为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东亚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正符合当今中国学术新的发展趋向。因为东亚有丰富的中国史籍和汉文史籍,可以进一步完善清理中国史学遗产的任务,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史学演进的研究,并能更为全面地探究中国史学的规律。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将关注中国史籍的流播、演变,周边各国对中国史学的学习与改进,并系统考察周边各国修史制度对中国的模仿和变异,从而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和方向。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东亚视野;域外汉籍;“从周边看中国”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域外丰富的汉文史籍为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东亚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正符合当今中国学术新的发展趋向。因为东亚有丰富的中国史籍和汉文史籍,可以进一步完善清理中国史学遗产的任务,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史学演进的研究,并能更为全面地探究中国史学的规律。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将关注中国史籍的流播、演变,周边各国对中国史学的学习与改进,并系统考察周边各国修史制度对中国的模仿和变异,从而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和方向。

  关 键 词:中国史学史 东亚视野 域外汉籍 “从周边看中国”

  作者简介:孙卫国,历史学与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国史学史研究,自上世纪初梁启超等学者开创以来,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在已经相当成熟,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目的、内容等学科基本问题,学术界早已形成共识,出版了许多论著①。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历史学由一个一级学科分成三个一级学科后,作为原来八个二级学科之一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也被一分为二,原来同在一起的中国史学史与外国史学史,被分在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之中,对于本学科的发展也产生了冲击,亦将影响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学科面临新的机遇之时,同时也带来新的危机,如何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是一个亟待考虑的问题。而在东亚视野下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或许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一 东亚视野下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可能性

  东亚是一个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区域,这是因为它有着自身完全不同的特点。德国哲学家卡尔·亚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指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时期内,几乎同时在印度、西方和中国出现了精神的自觉,涌现了一批伟大的哲学家,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问题,创立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民族,或与之保持差距,或与之有所接触,被拖入历史②。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先后被“拖入”了以中国为轴心的东亚文明之中。也正因此,东亚世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景象,诚如西嶋定生所言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度,构成了东亚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③,而汉字则是最为基础的“支柱”,正因为有了汉字,流传下来丰富的汉籍,成为东亚世界共同的财富。亚斯贝斯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④当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学术与历史走向时,尤其是在西方理论和话语冲击之下,我们越来越迷失的时候,放眼东亚,发现有如此丰富的域外汉籍,几乎还处于我们主流学术关怀之外,这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失误,也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上有所局限,因此,域外汉籍的研究,既可以带来新的丰富资料,开阔我们的视野,矫正我们认识上的偏差,也可以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空间与资源。

  首先,域外汉籍为从东亚视野下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上的保证。这些域外汉籍数量庞大,资料丰富,按照张伯伟先生的说法,大体上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琉球、马来半岛等地的文人,以及17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从主体来看,他们集中在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汉字文化圈内。第二,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第三,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包括残卷),这些本来完全属于中国的文献,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有的在中国无存⑤。

  第一类,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这些典籍数量十分庞大,也效法中国,分经、史、子、集四部,皆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资料。第二类,中国汉文典籍在域外的刊本,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资料。历史上,在外交往来、经济贸易往来中,周边各国人士来到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搜求中国的书籍,带回本国去,或变卖,或刊行,所以许多中国古籍都成为周边各国的经典,例如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国的正史、野史等各类史书,文集以及其他四部书籍,所以研究这些中国典籍在周边各国的流传、刊行、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现在对中日书籍交流研究出版了不少成果⑥,而对于朝鲜与越南、琉球的书籍流传,研究尚十分有限,值得大力开拓。第三类就是在中国已经失传或者并不为人所知,而在周边依然留存,甚至影响很大的著述的研究,这类著作也相当之多,值得好好发掘。

  其次,从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来说,从东亚视野下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正是当代学术发展的新趋势。

  传统的中国是完全“在中国发现历史”,天朝大国的傲慢使得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周边的历史,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也缺乏一种参照对象,因而不乏片面与偏见。按照葛兆光先生的说法,那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⑦,认为中国很大,周边很小,中国文明,周边野蛮等等。既是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是儒家所倡导的华夷观、宗藩观念。然后在此观念下,在政治上,形成以中国为宗主国的朝贡制度。这种大国心态在观念、制度和习惯上的局限性,导致了后来的很多问题,比如鸦片战争爆发前的“闭关自守”等。这个时代非常漫长,几乎相当于整个传统时代。美国学者费正清编过一部论文集,题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⑧,集中了西方学者的一些论断,影响深远。由于汉文明传统的强大,在没有其他文化传统对比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另一方面形成了以自身为天朝大国的朝贡体制。在很长时间里,尽管实际的世界知识早已经超越了汉族中国,但是在观念的知识世界里面,中国人仍然习惯地想象一个处在天下之中的“中国”。

  20世纪初所建立的现代学术,完全是在西方学术体系下所建立的,西方的理论既是我们学术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认识结论的评判标准,尽管它有很大的贡献,但在某种程度上则是一种迷失自我的学术⑨。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梁漱溟等人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念,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批判”热,一直到90年代,西方文明仍然是我们观看自身的唯一参照。但是我们与西方文明原本是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之下,差异十分明显。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学术界去解释中西差异时,往往去探寻彼此相同的部分,力图按照西方的历史模式去塑造出一套中国历史的发展模式出来,这样势必扭曲了历史的真相,我们的历史研究只是西方历史研究的比附与注脚,无法探寻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

  周边的日本、韩国与越南,与中国有着共同历史背景的东亚,有着相似的文化观念,历史中彼此共存,文献中记载着彼此,留存下来丰富的汉籍,不正是新时代应当大力发展研究的领域吗?把东亚汉籍作为研究的新视野,不仅可以打破“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迷雾,也可以摒弃西方话语的天马行空,从而将中国学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在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新的学术热潮,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倡导“从周边看中国”⑩,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提倡“异域之眼”(11)。这种“异域之眼”不是“西方”,而是东方,是中国的近邻地区。葛先生重史学,张先生重文学,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利用域外汉文史料重新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给我们展现了完全不同的层面,从而可以深化中国历史许多问题的研究。研究的视角由西方转向东亚,研究资料则是域外汉籍,而研究对象依然还是中国本身。资料的丰富、视角的独特,使得这一时代的观察和认识,将更为清楚明白,也更加能够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不仅仅是对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当然也包括现实的中国。这是新世纪的新学术取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也将引领中国学术走向新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新的学术趋势下,开始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就不失为一个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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