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12月16日刊发了《解析西方国家对外颠覆模式、确保我国国家安全——访中国大旗文化产业集团董事局主席颜建国》一文，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事实上，颜建国在很多研究领域都作过系统、深入的思考，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并将之概括、提炼为模式图。本期我们围绕着“国家品牌与执政基础”这一重要课题展开谈话。

　　颜建国，知名学者，文化产业运营专家，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活化石”、“文化产业第一人”，现任大旗文化产业集团董事局主席。主张构建中国文化产业链，倡导文化资源整合，振兴视觉文化产业。著有《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不可能》、《大旗五千年》、《绿色原子弹》、《音乐文化产业与执政效能》等多部理论专著。

品牌是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生命线

　　王广：最近见不少人都在谈论您的《国家品牌与执政基础模式图》，我们有一个疑问，把执政与品牌放在一起，是不是有些用企业眼光看国家的意思？这样做是不是有些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混为一谈？

　　颜建国：把运用于企业的品牌概念导入国家执政层面，这不是我个人的发明，其实之前很早就有人做过了，只是都有些浅尝辄止，我只是做了一些系统化的工作而已。

　　王广：能否说说为什么要导入国家品牌概念？

　　颜建国：其实自然界的万物都有自己的品牌。世界按一定的规律、在一定的轨道中运行，道路总是需要设定路标的，品牌就是我们的路标和界限。品牌不是人类所独有的现象，其实在植物界、动物界中，品牌也是存在的。它是生命力的外在表现，是一种生命密码，一种遗传基因。任何生命，要想在激烈的生物竞争中，保证自己物种的发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必须发展扩张自己的品牌。观察动物界，雄孔雀有漂亮的尾屏，牛有锐利的犄角，等等。动物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为的是快速找到异性，交配繁衍，同时让其他同性和敌人望风而逃。这就是动物的品牌。不光动物，植物界也是如此，为了生命的繁衍，苍耳子见到什么都沾，蒲公英有风就飞，这都是自然界生命品牌无意识扩张的表现。

　　王广：那么，人类的品牌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颜建国：在我看来，人类品牌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结绳记事，生火取暖，到逐步建立语言文字，以及一些非语言文字的符号，如图腾、文身，还有音乐、舞蹈、旗号、建筑、服装、饮食，等等。不同的群体，逐步发展出不同的品牌。从氏族、部落，最后发展到民族、国家，人类的品牌不断强化。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品牌迎来了一个井喷式的大发展时期。品牌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从人文文化、历史文化辐射到自然文化领域，连环境都成为我们的品牌。品牌强则民族强，品牌弱则民族弱，甚至完全消亡。这一点，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尤其如此。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一方面强化了自己的新品牌，另一方面也消灭了周朝、六国的旧品牌。此后，中国历朝历代都注重自己的国家品牌。我们能够拥有今天，多亏祖先们在品牌建设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在古代社会，世界各民族文明程度都十分有限，而只有中华民族品牌是最强势的，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那个时代，提起中国，世界人民首先联想到什么？最早是丝绸、茶、瓷器，强盛的国家，富足的生活。王维用这样的诗句描写中国古代的盛况：“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那时候，人类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也没有现代的航海、航空技术，然而，仍然从世界各地不辞辛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日本人来中国，阿拉伯人来中国，都是带着朝圣的心理。两宋之后的元朝，西方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简直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兴奋、激动。回去之后，他写了一部游记描写中国、美化中国，就像现在的一些中国人美化美国一样。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写，逐步激起了西方海盗们的贪婪，他们渴望寻找新大陆，并付诸行动。进而，人类社会才从古代文明时代，进入近代文明时代。

　　王广：那个时候，中国品牌还是个非常强势的品牌。

　　颜建国：是的，然而由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在近代落后了。所以，当西方殖民者真的来到中国之后，很快发现了中国的致命缺陷，态度也从崇敬、害怕到欺压、掠夺、侵略，在鸦片战争及后来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大开杀戒。从此，中国的国家品牌也走上了从衰落到复兴的道路，至今还是处于“在路上”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