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2年，蜚声国际的后现代思想家、互文性理论的创始人克里斯蒂娃教授接受复旦大学人文基金最高级别——“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邀请，于11月3—13日赴复旦大学发表系列演讲。其间，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有幸得以向克里斯蒂娃请益，了解她关于互文性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最新阐释。

 　 2012年，蜚声国际的后现代思想家、互文性理论的创始人克里斯蒂娃教授接受复旦大学人文基金最高级别——“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邀请，于11月3—13日赴复旦大学发表系列演讲。其间，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有幸得以向克里斯蒂娃请益，了解她关于互文性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最新阐释。

　　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发展出互文命题

　　我从巴赫金而来，但我发展出了被结构主义忽略的两个方向：一是话语主体；一是历史的维度。

　　祝克懿：克里斯蒂娃教授，1974年，您与罗兰·巴特、索莱尔斯等“原样”（Tel quel）代表团成员一起，以作家身份访华，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批受邀访华的知识分子代表团成员；而您这次是以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的身份到复旦大学讲学，因为您创立的互文性理论日益被中国学界所理解和接受，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关于符号、文本、主体性以及空间意识的思考。另外，我们也想通过讲座的影响强化过去学界有所忽略的您的语言学家、符号学家身份。

　　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是我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理论，这使我想起在法国度过的最初岁月。我于1965年的圣诞节前夜到达巴黎，当时我得到了戴高乐政府授予的一笔奖学金，这笔奖学金资助有法语能力的保加利亚学生去法国攻读博士。我去法国的经历，你在我的小说《武士》中都可以找到。它是用小说的形式加工了我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互文工厂，其中有幸福，也有冒险与暴力，正如一个武士的遭遇……

　　祝克懿：您在《武士》这个“不折不扣的互文工厂”中提到，当您离开保加利亚降落到大雪纷飞的巴黎机场时，口袋里只有5美元。实际上，在您看似空空如也的行李中却带着日后送给法国学界的一件厚重礼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克里斯蒂娃：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我将俄国后形式主义学者巴赫金介绍给了西方世界。我去法国时，法国知识界正为结构主义思潮所统领。俄国刚刚发现了巴赫金的著作，而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价值还完全不为人所了解。我向我所在的大学以及《原样》杂志介绍了巴赫金。我的老师罗兰·巴特特别感兴趣，让我在他的研究课上做一个报告，这便是后来的《词语、对话与小说》。

　　祝克懿：《词语、对话与小说》是互文性理论的重要奠基作。您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首次创设了intertexuality（互文性）这一术语。罗兰·巴特对您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发展出来的互文命题极为肯定，在1970年版的《S/Z》中开始使用互文性术语；在之后的《从作品到文本》、《文本的快乐》中也多次提及；1973年，在为法国最具权威性的百科全书《通用大百科全书》撰写词条时，写下了相当于汉字三万余字的“文本理论”，阐释推广互文性理论。对互文性理论带来的思维革命，罗兰·巴特还如此评价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总是摧毁那一我们以为我们能够从中感到慰藉、引为自豪的最新的偏见。”具体而言，您认为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摧毁作用和革命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这句话让我感到很荣幸，这句话应该是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就像很多外国人一样，我刚到法国时，也有一种被排斥的感觉，但我逐渐改变了看法。对此我在《陌生的自我》一书中曾写道：“没有比在法国更让人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法国人对传统的敬仰会让人觉得排外，但我还这样说：“没有像在法国那样，人们能更好地成为外国人。”即在法国做外国人是很幸运的。因为法国有启蒙的传统，有一种批评、质疑的精神，也有像罗兰·巴特这样的人。罗兰·巴特属于那种非常罕见的教师，会去倾听学生的心声、欣赏学生的研究成果，并不是看学生从自己身上学到了什么，而是希望学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对我也是如此，很认真地听取我的研究报告并给予鼓励。

　　关于你刚才提出的问题，可以说巴赫金的对话性、文本多样性等等启动了后结构主义的时代，但这并不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拒绝、摒弃，而是扩大和发展。巴赫金对我的启发主要体现为使我的文本分析实践不拘泥于语言系统或结构。我从巴赫金而来，但我发展出了被结构主义忽略的两个方向：一是话语主体；一是历史的维度。文本不再局限于自身，它有了其他向度，包括接受，等等。这第二个方向就是我称之为“互文性”的东西，它揭示了某一文本与其前乃至其后文本的对话。互文性理论也使我能够将语言以及所有与意义有关的实践（文学、艺术、电影等）置于文本的历史中，即把它们置于社会、政治甚至宗教的历史中。可以说，主体性和历史性这两点大概是我给结构主义带来的新内容。说“我”这个词，可能会让人感到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但我要说的是，“我”只是研究链条中的一个部分，实际上有很多新来者，他们在主体和历史的维度不断开拓，进行有意义的研究。

　　弗洛伊德让人得以在自身内部旅行

　　弗洛伊德让我看到另一种世界的存在，它既不属于理性，也不属于意识、思辨。他让我们看到了人本身也是多声部的。

　　祝克懿：您曾经说过，您初抵巴黎时，通过课堂报告的形式给法国带去了巴赫金，而法国回馈您的则是弗洛伊德。在中国，实际的情形是，研究互文性的论著较少注意到弗洛伊德对互文性理论的影响。那么，弗洛伊德理论怎样影响了互文性理论的形成？

　　克里斯蒂娃：弗洛伊德对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一个人不是单一的，人至少有两个戏剧舞台：一是意识，一是无意识。它有多种层次和逻辑。这至少有利于发现下列问题：关于我们对内在经验的理解，特别是宗教意义上的经验。以前是通过祈祷，但不仅通过祈祷，也可通过音乐的聆听，通过艺术鉴赏、文学作品的阅读等来实现这种内在经历，而意识正是对这种内在经验的一种适应。弗洛伊德让我看到另一种世界的存在，它既不属于理性，也不属于意识、思辨。前几年，我写了一本小说，其中有位女主人公跟我有点像，我让她说出一句话，从法语的角度来说是一种陌生的句式，这是我的自创句式，译成中文可以是：“我在自己的世界旅行。”即我的旅行不一定是在世界上或在作品中，而是在自身内部。弗洛伊德恰恰能让我们实现在自身内部的旅行。我们每个人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不仅仅是父母所期待、所看到的人，也未必是政府希望我们要成为的那个人，或是我的工作、我的老板所认识、所期待的人。人就像毕加索作品中的人物，同时具有不同侧面。弗洛伊德让我们看到了人本身也是多声部的。

　　祝克懿：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实际上，您关于“人本身也是多声部的”这一论断，是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对您共同影响的结果？这两种理论有无关联性？

　　克里斯蒂娃：巴赫金本人应该知道一些弗洛伊德的理论，但他的一位助手曾写过一篇带有污蔑性的文章批评弗洛伊德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人是由性决定的，性在弗洛伊德的学术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巴赫金的助手就批评弗洛伊德说，人首先是由其工作、生产、社会性决定的。所以，巴赫金本人及其学派，虽在当时的苏联已属于一种异端，但这个异端本身对弗洛伊德还是排斥的。

　　不过，巴赫金的对话研究启动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过渡，也把我推向了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我再谈谈弗洛伊德给我带来的启蒙。我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中重点提到了这一点。巴赫金理论中有一个“阐述主体”的概念，“阐述主体”是与阐述的内容即被言说的内容相对的。但在弗洛伊德看来，“阐述主体”本身或说话者本身也不是单一体，而是双重的，因为它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个层面。用巴赫金的理论来看，作家与读者形成了一对关系，而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则进一步看到作家本身也有无意识与有意识两个层面，作家与自身也有一种对话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对对话理论有了更为丰富的理解。

　　祝克懿：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有趣的联想。您的互文性理论经历了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到罗兰·巴特的“作者死了”，再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历史发展过程；学界称呼您是符号学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社会学家、女性主义者、小说家等；您又是有门诊就诊资质的精神分析医师；您自我介绍时说您是人文学科的侦探“007邦德”；当下，您又是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的教授。可以说，您自身就是一个多声部的人，一个在世界上、在作品中、“在自己的世界旅行”的多声部的人。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译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黄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