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7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文海教授因病逝世。李文海教授生前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为缅怀他在发展中国历史学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6月10日，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张海鹏先生接受了近代中国研究网记者敖凯的专访。

　　记者：李文海教授不幸逝世，学界同仁以不同方式哀悼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追思他为中国历史学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作为相知多年的战友，您如何评价李文海教授的学术生涯、他的道德文章？

　　张海鹏：李文海同志大概是下午4点半去世，随后我就得到消息，5点钟左右我写了一封唁函发给中国人民大学并转李文海夫人，代表中国史学会致以诚挚的慰问和悼念！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收到的第一封唁函。李文海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去世，使中国史学界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学者，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我个人失去了一位经常可以请益的战友！

　　李文海教授与中国史学会

　　记者：李文海教授长期任职于中国史学会，并于2004-2009年期间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请问李文海教授对于中国史学会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

　　张海鹏：李文海同志曾担任中国史学会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理事会理事，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第七届理事会会长，对于推动我国历史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个人在1998年以来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和会长期间，1994-200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所长和第六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都与李文海同志有许多接触。他始终与中国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有着密切的工作和学术联系。我在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期间，在担任中国史学会负责人期间，从李文海同志那里获得许多有益的帮助和教益。

　　中国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是在1998年换届，金冲及同志任会长，李文海和我同时被选为副会长。第七届理事会于2004年换届，李文海同志担任会长，根据分工，我是作为常务副会长和学会法人。中国史学会是个群众性团体，没有编制，工作人员不领工资，也不拿任何的补贴。李文海同志2004年担任会长之后，继续上一任会长会议期间所规划的各项工作，坚持了中国史学会团结全国史学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与进行中外交流，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和繁荣的宗旨。

　　我在唁函中说，李文海同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战线上的一个战士。李文海同志担任会长期间，凡史学界的大事都例行在会长会议上讨论。他非常关注国内史学界的动向，特别关注国内史学界的健康发展，因此对史学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

　　2004-2009年期间，在李文海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史学会在国内主持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研讨会，用以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如：2004年8月，中国史学会与聊城大学合作，举办“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2004年9月，在山东威海召开“甲午战争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李文海同志以中国史学会会长的身份出席并致开幕词。2005年，中国史学会与全国政协一起合办“纪念林则徐诞辰22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代表中国史学会致开幕词。2005年，中国史学会在宁夏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代表中国史学会致开幕词。2006年8月，中国史学会与曲阜师范大学合作，在山东曲阜召开了“儒学与实学及其现代价值”国际学术讨论会，陈祖武同志致开幕词。2006年10月在武汉召开了第四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大会，李文海代表中国史学会致开幕辞。

　　记者：目前，中国史学会正筹备2015年在中国举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作为上一届会长，李文海教授在任期内实现了哪些推进？

　　张海鹏：在李文海同志担任会长期间，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推动了与国际历史学会的沟通与合作。国际历史学会由欧洲的历史学家创建于1896年，每五年召开一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中断外，其他时间都如期召开。中国学者在1949年以前与国际科学大会的联系不多，上世纪30年代，胡适等人曾出席过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以后就没有人参加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长期没有与国际历史学会联系过，经过艰苦努力，中国史学会于1982年成为国际历史学会的国家级会员。1980年首次组团出席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史学会希望在中国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于1995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以及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正式申请在中国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然而未获得多数票数通过，申办失败，这对中国史学会是一种打击，此后我们好几年没有重提此事。

　　2004年后，在李文海同志主持中国史学会期间，我多次建议我们应该重新燃起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火焰，得到李文海同志的有力支持，从此中国史学会加强了与国际历史学会的沟通合作。首先是中国史学会派出代表团参加了2005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20次会议，中国史学会组织了20多人的代表团，我任团长。会议中有一场专题讨论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由我主持，引起了与会者的热议。我还出席了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提出了在2007年在中国举办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的提议，得到通过。接着，中国史学会于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了国际历史学会的代表大会，各成员国代表约100人出席，李文海会长致开幕词，我和其他八九位学者，就中国历史学的某个领域的发展提出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中国史学会组团出席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也是在李文海会长主持的第七届理事会会长会议上决定的。

　　在李文海同志主持下，中国史学会以2007年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学术报告为基础，遴选22个专题，邀请了国内更多学者撰写30年来学术发展综述，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学三十年》一书，对中国历史学各学科的发展状况做了综述性的概括。年近90岁的俄罗斯史学会会长齐赫文斯基也出席这次会议，回国后发表了1万多字的文章，介绍这次会议的成果，作为附录收入《中国历史学三十年》。这些都是在李文海同志主持下实现的。

　　中国史学会目前所做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实际上发端于上一届李文海同志做会长期间所奠定的基础，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们可能不会做下去。所以，即将召开的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李文海同志有着特殊的关系。在第七届理事会与第八届理事会交接期间，李文海会长特别指出，第八届理事会要把开好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作为主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忠诚战士

　　记者：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文海教授对于推动历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您认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海鹏：李文海同志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教授，担任过清史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副主任、主任，后来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在清史所、历史系工作期间，他个人的专业主要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史研究。他发表过不少文章，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有研究，他研究过清代的官场生活，也对近代的爱国主义有所论述，他的文章贯穿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能够正确地把握这些历史问题的学术方向，把对历史问题的论述与今天的社会生活相关照。我刚才说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表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不单纯是学术研究，而是要为我们国家的现实需要服务，要为提高历史学者、也为提高人民大众的思想认识服务。因此，他能从纷纭的史料中发现、确定论题，并以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思想针对史学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提出商榷、批评、矫正。

　　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李文海同志为开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风习、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就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做考察。接着，他又开辟了中国近代灾荒史的研究，对填补中国历史学的空白很有意义。

　　中国一直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即使现在每年也难免会有各种自然灾害发生。李文海同志以及他领导的学术团队，深入挖掘、探索发生在近代的各种自然灾害，研究清政府及社会应对自然灾害的措施和效果，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防灾、减灾提供借鉴，这些研究不仅在开拓中国近代史学科领域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李文海同志在中国历史学、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贡献。

　　记者：李文海教授是青年学者敬仰的前辈，回顾他的学术生涯，您认为当代青年史学工作者应从他身上学习什么？

　　张海鹏：青年史学工作者从李文海同志身上最应该学习的，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是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李文海同志特别关注学术研究是为了什么？为纯粹的学术而学术，还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而从事学术研究。他主张，学术研究要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改善民生服务，在这些方面李文海同志写了不少文章。近年来，他在参加清史编纂工作同时，常常写一些三四千字总结清代历史的小文章，从众多的历史资料中，提炼历史方面的经验教训，涉及清代官场廉政等问题，警醒今人以史为鉴，资治通鉴就是这个目的，通鉴就是通史，写通史是为了资政。李文海同志有很强烈的自觉意识，为此写过很多文章，包括关于爱国主义的论述，他希望年轻的一代史学工作者瞄准方向，不辜负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第二，李文海同志主张史学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他在教学和研究中也扎扎实实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成为学者学习的楷模。青年史学工作者今天已经不大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要向青年史学工作者敲警钟了。在一些大学演讲时，我常常问同学们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很多同学说没有读过，包括我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没有读过的，我都要布置他们去读。我觉得这一点青年史学工作者应该向李文海同志学习。

　　第三，史学研究要非常严谨、非常扎实，经过考订的史料方可使用，这些方面本来就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功。青年史学工作者与前辈学者相比是有距离的。现在网上资源很丰富，不少人写论文靠网上下载一点东西，然后拼凑攒制，没有自己的原创内容，这样做就背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所以，在高校、研究机构倡导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和治学精神非常重要。在这一方面，作为老一辈史学家，李文海同志严格自律，可谓青年学者学习的典范。

　　李文海教授与近代史所

　　记者：李文海教授回忆，1958年他曾参与由中宣部组织、我所刘大年同志牵头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史》项目，在此过程中，他与编写组的蔡美彪、余绳武、曲跻武等先生深入交流，导致他将研究方向由中国古代史转向中国近代史，可见李文海教授与我所有着深厚的渊源，请您再深入地做一介绍。

　　张海鹏：说这个问题前，先要明了一点，就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在1949年以前是一家，都是华北大学。那时候的华北大学在1948年搬到河北的正定，校长是吴玉章，副校长是范文澜、成仿吾，都是资深革命家。1949年北平解放，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率华北大学到达北平，4月范文澜同志带着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进驻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吴玉章同志率人进驻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清史研究所就落到那里。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任命吴玉章为校长。1950年5月，我所成为中国科学院建制下成立的第一个研究所。此后，近代史所与人民大学的历史系、党史系、清史所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李文海同志跟我说过，1958—1960年间他在近代史所工作两整年，在刘大年同志领导下参与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史》。在此期间，他受所里前辈的影响、熏染，打下了思想和工作的基础，以致将研究方向转向中国近代史。

　　何时跟李文海同志直接发生工作关系，我现在记不得很准了。我的印象中，稍微记得清楚的是1991年8月份在美国夏威夷开一个辛亥革命7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日本的卫藤沈吉教授，时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亚细亚大学校长，到北京和刘大年同志筹划这次会议。当时计划日本一方、中国一方（包括台湾）、美国一方，三方共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由中国史学会派出10个人，台湾历史学界派出10个人，日本派出10个人，美国和欧洲合起来10个人。作为中方团长，大年同志在大会开幕式上有一个讲话，特地请李文海同志起草，中华书局李侃同志和我参与了讲话稿的讨论和修改，最后由大年同志定稿。由于身体原因，后来大年同志没有去参加会议，但是这篇讲话稿翻译成英文，在会场上散发。在这以前应该已经认识或有过交往，更早的交往不记得了。

　　以后在我任所长期间，李文海同志担任我所第五、六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他有十年的时间参与我们所学术委员会的活动，那时的学术委员会还兼着职称评审的职能。金冲及、李文海同志多次跟我说过，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会或其他学术活动只要一发通知，我们每次都参加，从不缺席。

　　那些年的学术委员会不仅讨论具体问题，还常常讨论学术方向问题，对学术发展提出方向性建议。每逢评审会，李文海同志总是会前专程到所认真阅读评审材料，现在我所五六十岁这批人的代表作大都经手翻阅过，他在会上郑重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在把握学术方向方面起了作用，当然不止这一方面了。近代史所发起的、或者近代史所和中国史学会、或者近代史所和孙中山研究会共同发起的大型学术会议，我们都请李文海同志出席，李文海同志与近代史所保持者深厚的情谊。由此可见，李文海同志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感谢您接受近代中国研究网的采访，带我们一起追忆李文海教授的学术历程，给读者提供了认识和理解李文海教授思想和学术追求的鲜活资料。

　　张海鹏：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