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6月20日至21日，由环球时报社和德国博世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德媒体论坛在柏林举行。这场论坛邀集中德双方约20名媒体高层人士，就中国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周边地区安全、媒体产业未来以及新能源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面对挑战，中国已找到前进之路

　　胡锡进(环球时报社总编辑)：欢迎并且感谢大家出席中德媒体论坛。我们已经成为朋友，就更应畅所欲言，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对方在想什么，然后尽可能理解对方为什么那样去想。接下来，我们应当在自己的想法和对方的想法间寻找更加超脱的平衡，来理解东西方思想的差异，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规律。我们要站得更高，站在人类角度上理解世界多样性。我对本届论坛寄予期望，希望大家说出更多有意思的东西。预祝中德媒体论坛圆满成功。

　　英格丽特·汉姆(博世基金会执行董事)：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尤其是新一代领导集体会带来哪些变革。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昨天中德媒体代表已进行深入交流，态度非常坦诚，也谈到双方都需要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思。希望这种精神得到保持，让中德媒体论坛延续过去三届的成功。

　　陈小川(中国青年报社总编辑)：据美国人写的研究文章说，到2040年，美国将成为最大对华出口国，大量美国制造的产品将进入中国供消费者选择。这就是说中国在扩大消费，用消费拉动经济，而不是用资源或投资。现在全世界只有德国和中国还有钱，欧洲人都等着花德国人的钱，世界一些国家则期待花中国人的钱。从希腊、塞浦路斯等国的境遇可以看出，政治体制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走的道路是否正确。

　　戴小京(财讯传媒总裁)：前两天我参加了一次越野车试驾活动。在上陡坡时会看不见前方，不知道路况如何，只能往前开。中国现在面临的恰巧也是这个状态，开始上坡，几乎看不到前面。中国已听说前面有个“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未来十年中国领导人和人民将要面临的基本挑战。要解决问题，最核心的是如何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前30年，中国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理性和强大的政府，未来发展我们仍需要这样的政府，但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白岩松(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中国社会正在凝聚一个共识，那就是用更大的改革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和难题。这个更大的改革应当包括更开放的市场化、更行之有效的法律化，更进一步的民主化等等。不同于美苏，中国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中国有13亿人，城乡和东西部差距很大。以这些为代表的复杂性导致没人能为中国提供现实答案。

　　胡锡进：有些人认为，中国还没找到自己的道路，什么时候能过渡到西方的“标板”状态下，那就成功了。但实际上，中国已经找到自己的道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的东西，有些适合中国，我们也会学习，但中国不会接受整个这套体制。如果中国能再稳定发展二三十年，到那时对于怎样的国家道路才是正确的，人类是否只有西方民主体制一种方式，人们的认识可能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托马斯·施密特(德国《世界报》集团出版人)：公民社会对一个国家的促进作用，政府不应忽略。中国政府目前主要依靠自己作出决策，但世界的大趋势是，今后公民社会将起到比以往更多的重要作用，甚至主宰作用。这一点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很有意义。今后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或许将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更多推动力，中国不应忽略公众参与解决中国现在诸多问题的作用。

　　柴野(《光明日报》驻德国首席记者)：在德国，公民社会可以起到替政府做事的重大作用。很多公民不需直接面对政府，很多事情和纠纷在公民社会内就能得到解决。例如一些邻里矛盾，住房、租房方面的纠纷，用不着打官司，只要到租房委员会进行交涉，事情大多能得到圆满解决。这一点值得中国社会借鉴。

　　中国需积极面对周边问题

　　管克江(《人民日报》驻德国首席记者)：不同国家的人考虑重大问题的时候，会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影响而有很大不同。核电问题上即是如此，德国等国家都反对发展核电，而美国等国家则坚持发展核电，双方理由都很充分。对德国而言，公共安全不是考虑放弃核能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德国曾一度因为要放弃核电而从周边进口核电，陷入道德难题。

　　约阿希姆·多尔弗兹(德国《斯图加特报》总编辑)：中德都是非常关注周边问题的国家。我们注意到，中国这些年在地区开始不断进行各种外交动作。以前经常是外界对中国提要求，但现在中国正要求自己的话语权，要求由自己确定规则。

　　奇科维茨(北德广播电视台总编辑)：现在美国“重返亚太”，势必威胁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这样的大国冲突会不会导致冷战或者热战，现在已成为中国要直面的问题。虽然中国人还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完全的大国，但应更多参与国际事务。

　　辜学武(德国波恩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还不清楚中美如何调整大国关系，但想法已经有了，那就是“新型大国关系”。一方面，中国需要让日本人、菲律宾人看到中美难以离间，这样他们就会软下来，和中国人谈判；另一方面，中美应在战略层次上沟通好，做到尊重对方利益，通过新的交易形成新型大国关系。另外，我要说，中国政府并不民族主义，只是社会上有些这样的气氛。

　　胡锡进：中美关系实际上是双赢的关系。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相比过去欧洲大国的“头破血流”，美苏冷战已是进步，而如今中美更多体现在合作上。中国应对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总体来说是克制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周边相比是适度的，是对周围民族主义的反应。中国人希望平稳发展，跟周边相处好，但这是互动过程。

　　媒体还是内容为王

　　白岩松：德国朋友会说中国媒体不够自由。但是中国大的新媒体一出生就是民办和市场化的，而且在美国上市。在网上，骂中国官员的帖子到处可以看到。我高兴技术在中国带来的这一切，但互联网作为新媒体力量，很难用传统方式进行管理。另一方面，我坚信，在传统媒体中，还是内容为王。只要能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就不愁吃饭问题，甚至吃得更好。我不认为技术新就叫新。头脑新，能提供受众需要的内容才能叫新。有的新媒体一出生就老了，也有的老媒体办得新。

　　约瑟夫·克里格(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新业务主管)：无论传统媒体面对何种挑战，新媒体如何发展，要成为高质量的新闻媒体，必须要有一个高质量的编辑部来制作内容，而这个编辑部必须始终留意读者及其关注点的变化。

　　刘北宪(中国新闻社社长)：我是为纸媒唱挽歌的，但挽歌什么时候唱，沉痛地唱还是欢快地唱，现在没到讨论的时候。起码在中国，纸媒还有发展空间和进步余地。“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用我们的言论和价值观去影响别人，扎扎实实地推动社会进步。不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沃尔夫冈·坎特米席(中德广播电台暨电视台前总编辑、新闻学教授)：传统媒体要接触技术，保持开放态度。以前90%的来信会被扔到废纸篓，但现在不可能再这样做，我们必须对新兴渠道的各种意见给予反馈。新世界变化比我们预言得更快，传统媒体不要误这班车。

　　陈彤(新浪网总编辑)：在互联网领域，中德其实有历史渊源。26年前，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就是由北京发到德国的。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现在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5.6亿。中国互联网市场发展很快，并呈现出移动化、社交化以及视频化三大趋势。互联网为中国年轻人提供了展示才能的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营销空间，为中国社会实现服务和管理转型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为中国媒体与外国媒体相互沟通合作提供新的机会。

　　新能源技术，中国处于领先

　　克劳斯·托普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与中国相同，德国过去也是在能源消费结构中严重依靠煤炭，但是现在越来越重视对清洁燃煤的研究，同时致力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使用。我们必须尽量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提高人类文明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

　　刘北宪：随着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公众和媒体对环保现状的批评日益尖锐。这是解决中国环保问题的重要外部推力，而真正的解决之道是转型升级。中国需要更注重调整能源和产业结构，节约资源，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新能源开发利用，发展循环经济。我们可以汲取德国经验，两国合作拥有无限可能。

　　弗兰克·泽林(德国《商报》专栏作家)：中国没必要等待德国技术，可以自己去发明。比如在环境领域，据我所知，北京是电动自行车之都。无论是昂贵的，还是便宜的，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都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并且实现了量产。中国拥有相当强的实力，不要总等西方国家传递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