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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搞廉政研究，不能光靠埋头书本和综述文献搞理论创新，只有把调研工作做深做实做透彻，才能产出有益于廉政研究的成果。

　　原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廉政研究为反腐败助力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理事长李秋芳

　　党的十八大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军号角，反腐倡廉建设将为推动这一历史进程提供有力保障。廉政研究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时代的强力呼唤正日益得到重视和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推进廉政研究工作，经历了从组织起来到形成队伍、从国情调研到国际借鉴、从服务于决策到面向社会传播成果的发展历程，其社会影响力日趋扩大。有着长期研究阅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理事长李秋芳，是这项事业的重要推动者和亲身实践者。为此，本报记者近日对李秋芳进行了访问。

　　1应落实惩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之运而兴，以社会科学优势有组织地开展廉政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廉政研究事业发展很快，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请您谈谈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的源起及发展历程。

　　李秋芳：在有组织的廉政研究事业开启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邵道生、王春瑜等几位老学者从社会学、历史学等专业对廉政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在缺经费、缺组织、长期单兵作战的情况下坚持研究，产出了自己的廉政研究专著和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组织地开展廉政研究工作，发端于党的十六大期间中央关于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部署及其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分解任务，而廉政研究的深度和质量，则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团队为反腐倡廉建设服务的高度政治自觉。

　　2005年初，中央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央纪委在对中央国家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分解落实《实施纲要》的任务时，首次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列为责任单位。为了落实惩防体系《实施纲要》分解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廉政研究协调领导小组，时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的冷溶任组长，我和党组成员、时任科研局局长的黄浩涛任副组长，十几位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和职能局局长是协调领导小组成员。院长办公会议决定，在科研局和监察局设立廉政研究协调办公室，并拨出专门课题经费支持廉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由此开启了有组织的廉政研究进程。2007年后，廉政研究协调领导小组由现任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任组长，进一步加大了对廉政研究的协调领导力度。

　　为了适应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决策和实践的需求，更加有效地组织廉政研究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9年12月8日成立中国廉政研究中心。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的何勇莅临会议，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一起为中国廉政研究中心揭牌，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勉励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为反腐倡廉建设献计献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多谋长远之计，多下务实之功，多提管用之策”。

　　根据反腐倡廉建设的需求，针对以往廉政研究力量分散、廉政研究成果偏虚的状况，我作为主持协调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副组长和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理事长，明确提出廉政研究必须坚持“三为主”方针，即课题立项“以对策研究为主”；组织研究力量“以团队合作为主”；产出研究成果“以向决策机关报送为主”。中国廉政研究中心成立后，坚持 “六个服务”的目标，即“服务于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的科学构建，服务于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重要决策，服务于地方反腐倡廉建设的具体实践，服务于廉政研究优秀人才的成长，服务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强院战略”。中国廉政研究中心每年都举办廉政研究论坛，与地方纪委、社科院、高校共建了若干调研基地，开展了多项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

　　2 专家学者+专职纪检干部，锻造一支别样的廉政研究团队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高校、党校、纪检、社科系统廉政研究队伍都在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有怎样一支廉政研究队伍呢？

　　李秋芳：廉政研究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支信念坚定、作风扎实、能力过硬的队伍。廉政研究属于交叉学科，涉及较多领域，需要专家学者与纪检实务工作者优势互补。我们一方面组织专家学者参与廉政研究，培养了一支专家学者骨干队伍，另一方面鼓励纪检干部参与研究，在廉政研究中提高实务素质。专家学者与专职纪检干部相结合开展廉政研究，既开阔了专家学者的研究视野，也提高了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的研究水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各学部及相关研究院所的重视与支持下，参与廉政研究的专家学者队伍不断壮大。李扬、李培林、张宇燕、高培勇、金碚、陈甦、卜宪群、房宁、姜辉等一批学术领军人才带头参与廉政研究，辛向阳、汪朝光、党国英、申恩威、吕艳滨、葛道顺、范雷、陈志刚、王朝阳、陈建波等一批学者进行了长时间的廉政研究。有些专家学者被聘请为中央纪委专家组成员，或受邀为有关部委作专题讲座。八年来，全院共有800余人次参与廉政研究，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已建立了“廉政研究专家学者库”。可以说，一支有责任感、有参与热情、有研究能力的复合型廉政研究骨干队伍正在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干部参与廉政研究的情况如何？

　　李秋芳：我们坚持数年组织院所两级纪检干部深入实际调研各地惩防体系建设特色经验，以廉政研究提升反腐倡廉工作水平。驻院纪检组、监察局、直属机关纪委20多位专职干部几乎都参与到廉政研究工作中来，刘克平、王延中、孙壮志、吴海星、李世茹、马援、王海生是廉政研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近年来，通过竞聘引进的多位获博士硕士学位、综合素质好的年轻干部，在研究和实务中迅速提升了研究水平和业务能力，高波、蒋来用、叶聪岚、曹永、范三国、王继锋、王田田、田坤、陈振等一批“70后”和“80后”，便是在廉政研究和实务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两栖”优秀青年人才。

　　3 精心选题，使廉政研究为反腐倡廉建设决策和实践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的选题有什么特点？

　　李秋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的选题始终锁定反腐倡廉建设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其来源有三类：一是中央和中央纪委专门交办任务；二是从党和国家反腐倡廉重大决策部署中提炼选题；三是从调研中选择带倾向性和方向性的问题进行深度开发。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先后实施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与阶段性特征”、“中外预防和打击腐败措施比较”、“我国惩防体系建设成效测评机制”等重大课题，开展了“预防腐败理论”、“公职人员诚信管理”、“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党内民主监督”等课题研究。我们坚持把为全国反腐倡廉建设决策服务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风廉政建设服务结合起来，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风建设、“小金库”成因与治理等展开专题调研，配合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开展了“创新科研体制与管理合规性保障研究”，已转化为创新决策和管理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廉政研究成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秋芳：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走出了一条廉政研究“应用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相结合、影响决策者与影响社会公众相结合”的独特道路。党的十六大以来，廉政研究成果在《要报》、《信息专报》、《研究报告》上刊发88篇，其中57篇先后得到习近平、吴官正、李长春、贺国强、李源潮、何勇、华建敏、回良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央纪委多位负责同志的批示。30余篇成果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奖”。编辑出版了5部廉政研究文集，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廉政研究工作连续数年获得中央纪委颁发的“调研工作突出成绩奖”和“优秀调研单位奖”，中央纪委多次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相关研讨会上作研究成果交流。

　　2008年初，中央领导同志交办了“国家吏治改革研究”课题。我与课题组成员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反复论证、广泛调研和深度讨论，形成了《我国古代社会矛盾突出时期的吏治》、《当前培养年轻干部亟需解决的几个问题》、《选任领导干部公信力不强现象及其消极影响》、《“识人不准”的弊端与治理对策》、《应继续推进领导干部正常退出权力》、《干部队伍激励机制仍需进一步改革》系列专题调研报告，对历史和现实吏治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剖析干部选拔任用、退出机制及激励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深层原因，提出具针对性的思路和举措。课题组成员受邀到中组部介绍了课题研究成果，研究报告得到中央主管领导同志的批示。

　　2010年中央颁布“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后，党内和社会上议论较多。我们对世界90多个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及地区作了数万字的资料收集分析，并实地考察了几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财产申报的具体做法，把这些情况与我国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进行对比。我们看到，国外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申报主体有部分也有全体公职人员，所申报财产的范围有宽有窄，对于申报的信息有全部上网公开也有内部掌握。我国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包括了婚姻变化、因私出境、配偶子女从业、移居国（境）外和受司法处罚等内容，比国外财产申报内容要宽泛。同时，我国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也存在效力不足的问题。我们建议，回应社会关切，在对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予以客观解读的同时继续完善，抽验个人报告信息的真实性，明确虚假报告的责任承担，对新提拔的干部审核报告信息，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这篇报告得到决策机关和纪检干部的广泛认同。

　　2011年，国家预防腐败局委托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研究事业单位防治腐败问题。我们将研究重点聚焦在卫生、教育、科研、新闻媒体、中介组织等重点领域，实地调研了我国事业单位防治腐败的情况，考察了西班牙、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等国公共服务领域防治腐败的做法，形成《事业单位防治腐败》主报告及6篇专题报告，系统分析事业单位腐败问题发生的特点和成因，提出改革体制、健全内部管控制度、形成约束与保障并举的科学机制等对策建议，在国家预防腐败局组织的调研报告评选中获“特等奖”。

　　2012年以来，在扎实调研的基础上，课题组撰写了“十八大党风廉政建设对策与借鉴研究”系列报告，《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应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监督职能》、《国资委试行央企外部董事制度防范重大决策和廉政风险》、《江西省建立“三个权力”制约协调机制的实践探索》、《以公务用车治理实效促公车综合配套改革》、《关于治理公款奢侈吃喝之风的建议》等调研报告，受到多位中央领导同志批示。

　　4 扎实开展国情调研，让廉政研究植根于实践的沃土

　　《中国社会科学报》：让好的选题产生好的研究成果，您觉得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李秋芳：关键在于扎实的调查研究。搞廉政研究，不能光靠埋头书本和综述文献搞理论创新，不能凭道听途说和主观感受判断形势，也不能借浅尝辄止的调研就建言献策。只有把调研工作做深做实做透彻，才能产出有益于廉政研究的成果。

　　“国情调研”是廉政研究的基本途径。多年来，我们组织不同专题课题组踏行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多个市县，与省市县乡村五级干部进行广泛的访谈或座谈，深入到农村、社区、学校、医院直接接触基层群众，了解亟待解决的反腐败难点热点问题，提炼有价值的思想，发掘可拓展的反腐败举措。我们组织的国情调研组，先后调研了青海“规范管理强农惠农资金”，海南“清土地、清贷款、清红包、清高考移民”，湖南监督约束“一把手”权力等有效做法。“廉政文化研究”课题组与上海、宁波、南京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深入座谈，就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内容、实现方式反复讨论，撰写出《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建议》的总报告及专题报告。我们主张，不能搞“干部有病，让群众吃药”的廉政文化建设，应把各级党政干部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施主体，不能使廉政文化建设停留在文化样式的制作上，而要以普遍的行为去践行先进文化、改变落后文化尤其是“潜规则”。

　　为把握我国“科技反腐”的发展态势，课题组实地调研了上海的“制度+科技”，山东“六大功能”的电子监察系统，湖北的“五统一”电子招投标系统，江西的公共资源网络交易平台，中化集团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ERP上线管理，从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公共资金监管、城市规划与土地管理、出入境管理、对外投资项目等对科技反腐实践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科技反腐的战略价值。

　　2011年初，课题组依托院社会调查数据平台，随机抽取100个县市区、400个村居委会7500个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选取15个县区、10个市直机关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部分企业管理人员、新闻工作者、专家学者进行专题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927份，组织专题座谈和访谈70余次，较为真实地了解到不同群体对反腐败的认知及干部工作、生活和心理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组织反腐倡廉国情调研中，有哪些好做法？

　　李秋芳：在组织廉政研究的国情调研中，我们形成了一套特有的调研方法。

　　一是坚持专家学者与实务工作者良性互动。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甘肃省纪委合作开展了“甘肃省预防腐败创新工程”课题研究。课题组紧紧围绕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问题的易发环节、主要特点及预防腐败的实践开展研究，专门邀请国家发改委工程稽查专家、基建管理干部参与调研，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清华大学等专家提意见，组织19位专家学者和纪检干部与甘肃试点地区700名干部座谈。通过专家学者与实务工作者的互动，协助甘肃省完成了预防腐败指标论证任务，也为全国预防腐败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是坚持现场捕捉问题与集体分析沉淀相衔接。我们调研时，常改变参会人员念稿子式的发言，抓住有意义的问题深追细问，鼓励参会人员“即席发挥”。课题组往往白天座谈，晚上个别访谈，或集体梳理信息、沉淀思想到深夜。搞“国家吏治改革”调研时，课题组到黑龙江、贵州、上海等地反复征询意见，从与会者不经意的发言中，捕捉核心概念，提炼关键指标，经过10多次研讨修改，终于形成了以行为观察为主要特征的调查问卷。

　　三是坚持课题组成员集中调研与补充调研相结合。为了提高调研质量，调研组每到一处，马不停蹄旋即展开调研，一日三餐或行车途中也成为获取有用信息的好机会。实地调研回京后，调研组马上“趁热打铁”撰写调研报告，并与调研地区保持热线联系，及时更新数据信息，必要时“杀个回马枪”作补充调研。正是坚持科学严谨的调查研究，八年来组织专家学者通过国情调研实施了225项廉政研究课题，产出学术文章和研究报告180余篇。

　　5 向社会传播廉政研究成果，积极行使学术话语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社会传播了哪些廉政研究成果，反响如何？

　　李秋芳：当前在反腐败诸多问题上，主流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存在认知差异，我国对反腐倡廉建设的艰辛探索与实际效果，难以被社会普遍了解，降低了公众对反腐败的信心。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运用多年廉政研究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先后撰写编辑了《反腐败思考与对策》、《反腐倡廉建设新经验与新对策研究》、《廉政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等几部文集，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底发布的首部《反腐倡廉建设蓝皮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能介绍一下吗？

　　李秋芳：2011年底，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发布了首部反腐倡廉蓝皮书。反腐倡廉蓝皮书以“建设”为主题，以鲜活、翔实、具体的材料和数据，从学术视角客观反映了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进展状况。蓝皮书总报告以“惩治与专项治理、多主体综合监督、公共权力规制、公共资财资源监管、公职人员诚信管理、社会廉洁文化建设”作为“六根支柱”进行全景式综述。专项报告对“治理小金库”、“制止公款出国（境）”等作了专项综述，专题报告则总结推介了陕西人均20元的乡镇廉政灶、浙江农村的便民服务网络、山西煤焦领域等反腐特色做法。地方社科院与地方纪委合作，撰写了反腐倡廉建设“地方篇”。蓝皮书发布后，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纪检监察报》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争相报道。最近，中国廉政研究中心要推出第二部反腐倡廉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作英文翻译并向国外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廉政研究的组织领导者，您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期待？

　　李秋芳：党的十八大关于“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鲜明政治立场，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反腐倡廉建设标准，向廉政研究提出了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重要研究课题。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推进，将呈现一个不断与腐败现象进行制度、文化和技术博弈从而最终战胜腐败的历史过程。对于中国的反腐倡廉进程，需要参与，需要行动，需要建设。面对时代对廉政研究新的呼唤，中国社会科学院应与全国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一道，拿出高质量的廉政研究成果，对反腐倡廉建设决策和实践产生更深刻、更广泛的实际影响力，为使我国一些地区和领域尽快走出腐败易发多发期作出无悔的贡献。

责任编辑：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