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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本世纪头 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党中央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战略判断。十八大报告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理解这一战略判断的意义？

　　章沁生：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报告中深刻指出，“要准确判断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坚定必胜信念，积极开拓进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努力奋斗。这些重要战略思想，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包含着用新的视角和发展的观点看待和解读战略机遇期。可以这样理解：第一，我国处于发展机遇期基本面没有改变；第二，要看到时局的变化对机遇期的影响因素，在抗争中赢得机遇；第三，中央全部工作的着眼点在于确保到 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抓住战略机遇是关键。

　　记者：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有利时空态势，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良好机会和境遇，并由此对国家前途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的战略影响。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内涵有哪些？

　　章沁生：一是战略机遇期客观存在。战略机遇期不是对哪一个国家的特殊恩惠，不论大国小国、陆地国家还是海洋国家，在一定时期都会出现战略机遇期。农业文明时期生产工具的进步，大航海时代远洋航行的发展，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解放，当今世界蓬勃兴起的信息化浪潮，这一次又一次的战略机遇与产业革命相关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对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总体是平等的。善于抓住机遇就能发展崛起，错失机遇就会落后于时代，甚至被历史淘汰。二是战略机遇期贵在争取。战略机遇期不是凭空而来、唾手可得的，取决于国家领导集团的战略智慧和民族的进取精神与创造力。15世纪以来500年间，中国错失了三次战略机遇：第一次是明朝中叶，西欧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进而创造了西方工业文明模式，而我国在经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之后闭关锁国，错失发展良机；第二次是 19世纪中叶，英国通过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日不落帝国”，而中国依然陶醉在封建社会的落日辉煌之中，马克思称“这是连诗人都无法想象的奇异的对联式的历史悲歌”；第三次是清朝后期，中日两国都搞洋务运动，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崛起，而中国封建王朝在“戊戌变革”失败中走到了历史尽头。我国上世纪和平建设年代特别是本世纪出现的重大战略机遇，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争取得来的。三是战略机遇期充满斗争。国家的生存发展利益，取决于国际战略大棋局中的博弈，各种力量此消彼长、此分彼合，对抗、合作、斗争都是一种战略选择。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同志积极运筹与西方国家关系，打开中美关系大门，降低了北线与苏联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在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周旋中赢得了战略主动，为中国的生存发展赢得了战略空间。四是战略机遇期具有决定意义。战略机遇期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契机，抓住和用好机遇期对国家的跨越发展、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意义。二战后德国经济崩溃、民心涣散，英国工党曾经预测，清除柏林的废墟至少需要30年。但实际上不到20年时间，一个新兴的德国崛起了，阿登纳领导德国人民败中奋起，致力发展，成为战后欧洲发展最快的国家。日本战后成为“世界孤儿”，经济生活十分艰难，政治信心完全丧失，吉田茂曾称为“日已没而月犹未升”的极度黑暗。吉田茂提出教育立国、经济复国战略，利用两大阵营对峙的契机，在战争废墟上创造了复兴奇迹。国家强盛是一个绵延不断的发展过程，但最为紧要的就是关键的几步。

　　记者：战略机遇期是党基于自身历史任务和客观环境，对中国所处时代背景和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科学判断。我们党对争取战略机遇期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章沁生：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本质是和平发展，这个思想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邓小平以大战略家的眼光，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作出新的科学判断，果断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摆脱了阶级斗争和战争近迫的思想羁绊。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在同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一二十年，就很可能错过了整整一个时代。”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进一步强调，必须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新的变化，全党同志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关于抓住战略机遇、推动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凝聚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

　　记者：学习理解战略机遇期思想、回顾争取战略机遇期的伟大实践，带给我们哪些重要启迪？

　　章沁生：第一，战略机遇期是我们党对时代与环境的正确把握，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第二，战略机遇期的本质是和平发展，核心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第三，战略机遇期是极其珍贵的、稀有的、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必须紧紧抓住不能错失；第四，战略机遇期是中央对国家工作全局和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判断，绝不能因一时一事而动摇、而偏离、而改变。

　　记者：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并不是说我们面前就没有挑战了。如何看待我们面临的矛盾和风险？

　　章沁生：我们已经赢得了本世纪初前十年的机遇期，争取后十年的机遇期会更加艰难、更为不易。一是国际形势变动引发的矛盾。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战略形势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呈现加速发展趋势，但多极化格局尚未形成，传统大国仍然主导着世界格局，新兴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作用力很有限，多极化进程中新旧矛盾增加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国际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的基点体现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取向，打破旧有势力的利益格局实为不易，构建各国共赢发展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的路程还很艰难；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西方经济运作失误带给国际社会的，由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各国分担，危机暴露了西方经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对世界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冲击影响不可低估；强权政治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运用战争手段解决冲突频繁发生，世界和平还是人们的一种期盼和愿景。

　　二是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阻力。西方国家不会轻易放弃主导国际事务的地位，他们竭力阻挠和遏制中国发展，提高“门坎”、实施贸易保护、制定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强迫中国承担超出实力的责任，企图将中国拖入各种矛盾的漩涡，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这给中国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社会安全等多个领域带来严峻挑战。

　　三是中国与一些国家集团的战略冲突。一些国家集团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长期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例如，美国西线战略完全得手并对俄罗斯形成挤压的战略态势，经过两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在中间地带形成了瞰制的战略态势，开始加速推进东线战略，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高调重返亚太，介入南海事务，加大对中国战略围堵力度，中美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碰撞很难避免。

　　四是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干扰因素。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始终伴随着围绕祖国统一的斗争，始终存在着海洋权益和领土争端的斗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对台工作的主题，如果台海发生大的战事，会严重影响机遇期。朝鲜半岛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如果半岛出现重大危机，我国应对不妥也会影响机遇期。南海形势非常严峻，东盟化、国际化趋势加速发展，解决南海事务更加棘手。周边国家掠夺性开采油气资源，对我国海洋资源造成严重损失，并形成对主要岛礁、重要海域的实际控制。我国在捍卫国家海洋权益的斗争中与周边国家会出现利益冲突和危机事态。

　　五是改革开放事业遇到的现实问题。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分配不均等问题，容易造成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不稳定因素。随着国际互联网广泛应用，各种文化思潮互为激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境内外敌对势力挑战我们党的执政地位，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十分明显。强化党的执政意识，强化国家利益观念、强化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立场，显得紧迫而重要。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