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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高校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三重使命

　　仲伟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教授）

　　在当代世界，学术话语权已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外语高校必须高度重视高端学术精英培养、学术精品传播和跨文化沟通，为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能力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学术精英是一个国家话语生产的思想库、知识生产的主力军，也是建立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支柱。从冷战后中国所遭遇的“话语困扰”来看，不管是国际舆论结构下的“挨骂”，还是西方学术霸权对照下的“理亏”，多多少少与中国学者自身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对话能力不足相关。而外语高校的学术人才由于话语接近性的缘故，其在国际学术交往中往往能更容易发现和跟进最新的研究方法和前沿信息，加之长期研习外语和外国文化，在交流中容易赢得较有效的认同与沟通，有利于推动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开展。外语高校应积极创造条件和环境，鼓励有学术潜力的外语人才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从单纯的外语型人才成长为跨学科的学术精英。

　　学术精品是构建一个国家理论维度和主流价值观的典范，但学术精品不能只重产出不重输出。截至目前，我国图书版权贸易输出仍占引进的小部分，考虑到有部分是原版输出，实际的对外翻译出版更少。学术作品的翻译与其他文学类型的翻译不同，除语言能力外，还要求译者掌握关键概念词、专业知识、学术话语及其修辞法，并对译入语的文化情境、学术氛围、各思想流派的对立互动、话语势力的消长有起码的认识，有此修养，才能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对于外语高校来说，如何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如何遴选和组织学术精品的外译工程，应该成为我们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发展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

　　外语高校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以及送到国外研修的教师，当他们作为个体、作为联合的学术流派或者作为网络中的学术观点去参与各类国际组织活动的时候，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跨文化交际不仅有利于消除认知障碍和心理隔阂，还能透过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和融合产生和创造新的学术概念和学术流派，进而有利于改进西方固有的一些“误解”和“曲解”中国的议题设置、事实说明、规则制定，从而最终实现对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理解以及对话语的引导。

　　史学创新为中国学术开辟新境界

　　魏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现代史学所谓“创新”，所重无非三点：材料、阐释和方法。其中材料是重中之重，没有材料，阐释、方法均无从谈起。傅斯年号召史语所同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材料的发现，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均是其例。

　　不过，近代以来的学术实践却也表明，新材料对于史学研究的推动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如何走出这种尴尬局面？恐怕还是要重视阐释和方法上的“创新”。这就需要历史学者广泛学习其他学科门类的知识，形成自己对于人类社会运行原则的独特“洞见”。持此“洞见”，无论面对新材料还是旧史籍，均将左右逢源、多所发明。当年郭沫若持历史唯物论阐释甲骨学，陈寅恪持“集团”理论提出关陇本位说，胡适持“圣经”学观察“儒”之内涵，就是一些极好的学术案例。而傅斯年辩证“性命”古训，陈垣读后感叹己之“落伍”，也主要是针对傅氏熔语言学、哲学与甲骨新材料于一炉的先进学术方法。

　　私意以为，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毕竟还是要去观察、理解、体悟人类历史上个体与环境、群体、社会秩序的互动过程。在地不爱宝、新材料纷出于世的今天，历史学者有了更多接触古代历史场景的机会，这是值得庆幸的。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工作，如果能够做到材料、阐释和方法三者的兼顾融合，必将为中国学术开辟新境界。

责任编辑：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