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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丁宁宁研究员受邀就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未来政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中国经济走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

　　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丁宁宁：中国经济现在是不是到了有些人所说的，应该进入中速或低速增长时期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简单是个经济波动问题，而是要走下坡路了，速度低了也应该。如果不是因为老龄化，不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低速增长期，而是因为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不好，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又比较高；受国际形势影响我们的速度降了下来；那么我们就应当或者有可能调整现行经济政策，努力去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问：对于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比如物价问题、通胀问题等，您怎么看？

　　丁宁宁：我认为，首先要把长远问题想清楚了，近期问题才能看得清楚。这就是薛暮桥、马洪同志一直要求我们的：发展中心工作的基点是放在“长远、战略、全局、综合”这八个字上。长远问题搞清楚了，现在的问题属于哪个阶段、应当如何处理就明白了。战略问题搞清楚了，具体的某一个政策、对策的正确与否也就清楚了。比如现在还有人嚷嚷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开放资本项。我觉得这些人还是惯性思维，西方的资本秩序都乱掉了，你还要跟着乱吗？缺乏以我为主的战略意识。全局、综合问题不同于具体的地区、行业问题，两者之间虽然有联系，但表现形式上有超前或者滞后的可能。比如说现在大水一淹，很多地区的农业或者近期的菜价会受影响，但也可能有利于秋收作物。俗话说：水淹一条线，旱灾一大片。从中国北方来说，怕的不是水灾而是旱灾。所以说，有好多事情要从全局和综合的角度才能看清楚。

　　问：您如何评价过去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

　　丁宁宁：首先，我们讲一下十年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四个成就。

　　第一，进出口总额、经济增长和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这一点起初大家并没有料到，对于加入世贸组织是福是祸，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努力失败后，我们必须重新加入世贸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迫使我们做出了很多让步。国办发2001（69）号文，就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减让条款的一个摘要。大家知道，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文件这么厚一本，好几百页，谁有功夫去查一下中国政府究竟做了哪些让步呢？好了，国办发2001（69）号文可以扼要地告诉你。尽管我们做了不少让步，但是大家别忘了，有篇老文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讲过：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多，勤劳节俭、重视教育等等。加入世贸组织后，所有这些优秀品质都得到了回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向披靡。所以这个文件也就自然消失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了。

　　从2001年加入世贸开始，在出口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开始了两位数的增长。对于这一点，应该说中央也是思想准备不足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不是很多人骂嘛，美债利率低成这样，为什么买了那么多美债？当时外汇储备增加太快，确实不知道买什么好。比如为此有人说把6万亿分给大家，但这种储备是分不了的。最简单的道理：企业已经结汇了，个人拿到工资了，政府也拿到税金了，外汇储备是国家贸易出超和人家投资入超造成的一个差额，它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可能分配给大家。

　　以后有工夫再给大家讲讲后金融危机的理论反思。今天可以先介绍两本书给大家看看。一本是1996年出的一本很薄的小书：罗伯特·特里芬的《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另一本是迈克尔·赫德森的《金融帝国》。看了这两本书就会明白，人民币国际化没那么容易，改革开放以来的好多事情我们得重新思考。比如说我们搞养老体制改革要搞什么个人账户，根据是什么呢？投资回报要比银行利息高。我的一些美国朋友，凡是入了401K的全都惨了，美国证券市场现在跌得一塌糊涂，参加401K计划的都不敢退休。为什么呢？我可以简单跟大家说说。自从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对黄金的比价，40年贬值了50倍。不管经济增长需要增加多少货币，这肯定是个被国际经济学界忽略了的慢性通货膨胀过程。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证券市场呈现“慢牛”态势的根本原因。这个“慢牛”态势造出了很多神话，其中之一是个人投资证券市场的回报要比银行利率高。问题是这个“慢牛”态势一旦不存在了，不光银行零利率，整个证券市场都跌得不成样子了，401K的那些个人投资就全打了水漂了。所以说，很多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人民币想国际化，有那么容易吗？你贸易顺差，投资逆差，外国钱一个劲儿地往你这儿跑，人民币怎么国际化？理论上就说不通。特里芬悖论讲得很清楚：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想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它就必须是国际收支逆差，即贸易逆差、投资顺差；但这样长此以往，又会损害该国货币的国际信誉。我们现在不过是搞一点双币兑换，减少点儿美元汇兑损失，还谈不上什么人民币国际化。对外开放以后，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理出头绪。现在最重要的课题是：在西方不断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情况下，如何维持人民币的国内币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

　　第二，实现了从GDP第一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转变。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工资10年来涨了三倍，企业老板知道，地方政府也知道。社会矛盾缓和了，企业生存环境恶化了。市场经济嘛，很多事情不可能大家都说好，总是要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寻找平衡点。本届政府可以自豪的是实现了义务教育全覆盖、基本医疗全覆盖。最近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咱们的香港同胞都开始夸中国了：中国的医改真不容易！推动医改的第一份报告是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完成的。后来的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我们也是一个重要的建议方，其中一个重要依据是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批评。怎么回事呢？咱们往下再说。

　　第三，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个不用再讲了，大家都清楚，中国经济表现最好，国际上全乱套了。我们就算是增长百分之七点五、百分之七、甚至百分之六，在全世界也是第一。当然我们也存在一些政策上的问题，不可能一点问题没有。

　　第四，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件事大家没注意。当时研究中国2050年是不是能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时候，在计委（现在叫发改委）讨论过。其实更早的2000年中国研究的时候就说过这件事，能否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你的增长速度，另一个是美元的贬值速度。近10年中国每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这是人均GDP自然就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美元贬值。原来一比八点多，现在变成一比六点几，10年美元贬值了近1/4。没等到2050年，中国就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不是我个人说的，是世界银行去年的年度报告公布的。现在继续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就比较困难了，下中等收入时还可以沾上点儿发展中国家的边。你现在变成上中等收入国家了，今后再打发展中国家这面旗子就比较困难，但说是发展中国家的朋友总没有错吧？目前就是这样讲的。

　　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

　　丁宁宁：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归结为四个。

　　第一，社会政策出台缺乏连续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这不完全是本届政府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社会政策从改革初期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直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出现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特点就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连续性的问题还可以说是本届政府的事儿，系统性的问题就不完全是本届政府的事儿了。改革开放伊始，养老统筹就是一个为经济体制改革配套的措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非集中化，英文是decentralization，或者用财政口的说法，叫“分灶吃饭、分级包干”。这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学来的。我们当时把经济体制看得太简单了，以为家庭承包的经验拿到经济体制改革上也行。结果三年以后出问题了，发现中央手里没钱了，应付不了事儿了。于是（19）94年搞了个分税制，又把钱收上来了。既然经济体制是分灶吃饭，分级包干，为经济体制配套的养老统筹等社会政策就必然是碎片化的。没办法，中国改革不是什么都想好了才开始的，而是摸着石头过河摸过来的，摸着、摸着就摸出个碎片化了。现在怎么解决碎片化问题呢？这个问题一下子解决不了，得慢慢地整合，从县市统筹，提高到省统筹，再往全国统筹努力。首先要解决异地支付问题，异地标准如何折算的问题。

　　总的来说，社会政策领域有了很大进步，但执行中发现很多事情很难办。比如说农民工流动性大，他们的社保问题，养老金异地支付问题，地区之间待遇差别这么大，怎么办？所以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央应该强调一下社会政策的统一性。否则各地都在加大对社会领域的投入，但实际结果是苦乐不均的。有的地方承诺标准过高，没考虑到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例如卫生改革过多地强调保大病，地区之间攀比，你一年报销30万，我就一年报销40万。这样比下去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我们2005年医改报告的基调不是“保大病”，而是“预防为主”。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评价最高的有两次：一次2005年的医改报告，另一次是1982年在山东淄博开的中国赤脚医生经验推广会。当时虽然没什么钱，但“预防为主”的思路符合医疗卫生规律。甭说现在医学科技上有多大进步，人类多一半的病是治不好的，能治好的还是常见病、多发病。

　　第二个问题，房地产上的过度投机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这个问题我（曾）讲过了。现在（的问题）是过于强调行政控制，缺少一些疏导性和建设性的方法。例如私人租房，你禁止得了吗？但可以加强管理，将房屋出租者纳入个人所得税的监督范围，以减少出租房屋致富的冲动。否则会增加贫富差距上的矛盾。比如一个外地青年，一个北京青年。北京青年的老爹老妈到北京郊区花20万块钱找一农家院租了10年或者20年，把自己的两室一厅留给这个孩子。即使这个孩子结婚了，小两口收入不高，也能过得不错。外地青年就不一样了，甭说结婚，就是自己跟别人合租房子，这个房租就不得了。现在三环以内的房子，一间房子的房租一个月就得一两千。如果结了婚，五环以外的两室一厅一个月也得两三千。买房子就更买不起了。你说这合理吗？所以说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规制，自由得有，但不能太大了。如果中国要学美国放开枪支管理的话，那得比美国还热闹。一个人的自由必须以其他人的自由为界限。

　　更重要的是加大政府廉租房的建设。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政策，廉租房的地皮应当政府划拨。拍卖地皮上盖的廉租房，怎么可能廉租吗？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抱怨廉租房搞不起？盖了廉租房过两年就偷偷卖了。就是没弄清楚中国土地的特殊性质：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全民所有。全民所有是什么意思？就是最低限度的居住面积应该是公民的权利，它不是一个非得拿钱买的权利。这里有一个公民权利界定的问题。我个人建议，可以搞一个有一个明确面积规定的房产税条例。比如说使用面积60平米以内，两口或者三口之家，即两个大人或者加一个孩子这样的面积是免税的。使用面积超过60平米逐步提高房产税，比如120平米以内是象征性的；超过120平米就不是了，超过240平米税率就更高了。用税收来调节住房供求。你愿意住大房子可以，但要多交税。比尔·盖茨那套房子2000多万，他每年要交不少房产税呢。不是随便想住大房子就能随便住的。加上前面讲过的将房屋出租人纳入个人所得税的监控范围，就可以有效地抑制住房投机。像我们现在一个劲儿地行政控制，不让盖房子，不让卖房子，是不正确的。现在住房是刚性需求，因为城市化过程还在继续。关键是不能让人囤积房子谋取暴利。就像解放初期一样，谁囤积粮食把谁抓起来，现在谁囤积房子就应当受到惩罚。城市化进程中最可恨的就是拿住房投机倒把。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必须下决心才行。首先要讲清楚控制土地投机的道理。房租或者土地租金本质上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早在工业革命以前就有了。地主不就是收地租嘛。从市场经济角度讲，地租是企业的成本。如果这个东西太高了的话，就会影响企业的运营。极而言之，如果现在我们所有的产业剩余、个人收入剩余全都被房地产榨干了的话，你拿什么来投资高新科技？你拿什么来扩大内需？所以说，对房地产的调控是工业化的需要，是城市化的需要，是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并不是看人家挣了钱眼红。美国历史上也有过地产大鳄时代，《摩根财团》那本书里就讲过，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了？因为美国人也看到了房屋投机对市场运行、社会生活的影响太大。于是美国人以反垄断的名义将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住房设计、住房建设、住房销售等各个环节交给不同的企业来做，地产大鳄自然就消失了。像目前中国这类官商勾结的地产大颚，不仅仅是官员腐败的产物，也是政府规制能力低下的产物，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

　　第三个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限制了消费扩张和内需扩大。这个问题就不多说了。道理很简单：收入少的钱基本上都得花出去，收入多的人特别是暴发户，一般都不知道怎么花钱。所以收入差距大了以后，必然抑制你的消费。现代工业生产是靠大众消费来带动的，而不是靠奢侈品消费来带动的。靠奢侈品生产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有没有？有，都是小国。例如瑞士，靠的是手表，装饰品品牌，但销售对象是全球市场。

　　第四个问题，制造业大而不强，结构调整困难，这是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这个和我们企业的毛病有关系，和我们中国的文化有关系。我跟很多领导讲过，中国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放松管制问题。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对企业进行窗口指导，否则中国人竞争起来比日本人还可怕。日本是单一民族，小国寡民，彼此之间还讲点情面，一说日本话就亲热起来了。中国不同，是一个大国，而且这个国大得有点过分，所以谁都想搭便车，但谁也不想负责任。我不是批评大家，我当企业部部长的时候就问过企业家，有人说你们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鬼子来了汉奸多”，是不是这么回事？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这个话确实不好听，但是话糙理不糙。国内企业之间勾心斗角的本事大着呢，什么损招儿都能使得出来。一说跟外国人竞争就都傻了，于是就争着跟人家合资去了，一点儿都不想想和国家安全有没有关系。所以说人家外国企业要来中国投资太容易了！咱们现在除了军工骨干企业人家不跟你合资外，基本上都被合资了。只要是人家跟你合资了，你这个行业肯定就完了。咱们汽车工业是引进合资最早的，1984年上汽就引进桑塔纳了，比韩国“现代”引进福特生产线晚不了几年，但越跟人家合资就越没有出息。“上汽”多少年了，“上汽”生产上海牌小轿车的时候，“现代”还没生出来呢！现在我们的“北汽”又跟人家“现代”合资了，韩国人也成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了。

　　有意思的是：凡是人家不和你合资的行业，反而自己搞上去了。比如军工、航空、航天这类高精尖行业，外国人就怕你这个，就是不跟你合资。我不知道大家去过这些企业没有。我们的军工企业、航空、航天企业多数在山沟里，条件是很艰苦的，工资也不高。我们造飞机的工人十年前一个月不过七八百块钱的工资，现在也高不了多少。但不仅坦克、军舰、飞机搞出了新型号，神八、神九也上天了。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现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群体，但一直缺乏有远见的、可操作的科技发展规划。我们863以后的那些带编号的东西都没用。真正的科技发展规划应该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对话的产物。政治家说我想要个什么；科学家说我有可能提供什么，两方面的思想互相碰撞，最后碰出一个结果来，才是具有预见性的、可操作的。比如我们过去搞的两弹一星。

　　问：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哪些长期挑战？

　　丁宁宁：王建同志编了一本书叫《大国忧思》，这本书的第六部分是“难关重重，更多的难题中国必须面对”，其中选了本人一篇文章“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四化”。这是为“十二五”规划所做的一篇研究文章，提出这四化的关口我们都不太好过。第一是全球化。大家都知道了，中国资源进口量高居国际市场榜首，一直缺乏定价权，中国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很多产品位居世界首位，同样没有定价权。我们刚刚尝到自由贸易的甜头，“先生”却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几乎所有的出口企业都感到了压力。从轮胎特保案开始，几乎所有的中国产品都受到过西方保护主义政策的威胁。有意思的是：美国金融危机第一次把中国和美国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是作为债权国的中国却没有多少自我选择权利。这种现实中的尴尬说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就像一只大象误入了狼群，不仅自己不适应，人家也不适应，大象说我不称霸，狼说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第二是城市化。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有类似的论述，是北京大学的陈平写的，题目好像是为中国模式辩护。其中特别提到，2亿农村人口在一、二十年之内一下子涌入城市，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英国工业革命前的人口不到1200万，虽然工业革命使英国的人口迅速扩张，但过了100年，人口也不过4000万左右。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向西部扩张，欺负印第安人，史称新边疆政策，持续了100年左右，大概是2美元就可以买一英亩地，移民人口总数也不过2400万。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是20年里2个亿的农村人口集中涌入城市，确实是工业文明以来的第一次。现在我们的城市秩序确实乱，但比当时的英国、美国好多了，比当时的德国、日本好多了。这么多矛盾这么折腾，再加上这么现代化的媒体武器，国家不是还没有大乱嘛！当然，要想避免西方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阶级斗争、道德沦丧、犯罪率增加等等，还需要中国政府更多地去探索和创新。而中国现代化如果成功了，整个世界就有希望。

　　第三是老龄化。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在搞计划生育研究的时候感觉到了。查了很多国际组织的文件，发现联合国社发理事会和各个国际组织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提出过各种不同的建议，唯独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的建议。我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受当时文化革命后“左”的思想影响很大，是一项错误的决策。当然，我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那个“一个不少，两个更好”的口号。当时我参加计划生育农村开小口子会的时候，国内的人口专家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当时一些人口专家说，只要规定两次生育之间的时间不少于五年，效果和独生子女政策差不多，而且还找了山西还是什么地方的三个县搞了试点，试点是成功的。当时我们对于城市化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家庭少子化的趋势理解不深，现在都明白了。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效果很多。就拿教育说吧，不要整天骂教育。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之一。为什么出现应试教育？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择校问题？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父母重视教育，把子女的教育当回事，更重要的是：就这么一个孩子！

　　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了，经济增长速度还降不下来？大家可以回去Google一下什么叫“劳动参与率”。原因很简单：伟大的中国革命使中国妇女的解放早于西方国家。我们49年开始就男女同工同酬了，所以中国的劳动参与率非常高。美国直到死了一个总统（肯尼迪）后，在约翰逊搞“伟大社会”的时候，才解决了黑人和所有不工作妇女的选举权问题。这个事实，大家可以去查。所以西方的劳动参与率一直比中国低，一般的劳动参与率在50%左右。中国老龄化以前，劳动参与率接近70%，现在还有64%，比西方高10多个百分点。这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了，经济还能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根本原因。况且中国人太勤快，现在很多退休的老同志，还在发挥余热呢！等中国的劳动参与率降到和西方差不多（50%左右）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降下来。这个事情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没有搞明白，因为经济学里一般不讲这个事儿。我能把这个事讲明白，得益于2008年以后当了10年的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从社会学中学到的新知识。

　　有人说现在调整独生子女政策来不及了，这是计划生育部门的腔调，是完全错误的。首先是你现在的劳动参与率还比较高，多生几个孩子还能能养得起。其次是目前育龄妇女群体的年龄偏大，很多育龄妇女超过了40岁。再晚10年放开二胎，人家想生也生不出来了。现在是2010年，放开二胎不仅养得起，而且多生的孩子可以在2030年以后，人口深度老龄化的时候发挥作用。我个人认为必须撤销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个机构，把它变成卫生部的优生优育司。机构撤销当然与人员无关，计生委的干部是好的，140万的计划生育队伍经过培训，可以充实农村、社区的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队伍。今后不仅要要管小孩儿，还要管老人。最可怕的是深度老龄化，特别是失能老人怎么办？这个事儿还真得想点儿新招儿。

　　第四是信息化。信息化带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确实不得了。举个简单的例子。1998年我们去过沈阳机床厂，卖的卖，拆的拆，下岗分流、人员遣散，惨得很。最近有消息说，沈阳机床厂的数字机床又出口了。现在看来，不管是合资还是组织原来的技术力量，这个厂又振兴起来了。怎么振兴的？信息化。过去咱能耐不够，但做事认真，生产的传统机床出口，人家加上计算机控制，价钱就翻了好几倍。现在咱也有工业计算机了，自己就把数字机床搞出来出口了。数字机床不是计算机、机床二者的简单相加，它对传统的机加工技术是一种颠覆。原来想得到、做不到的事情，在计算机网络条件下现在都可以干了。信息化给传统产业带来了质的变化。

　　我们现在对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重视不够。柳传志以前的合作伙伴倪光南是个好学者，他一直强调要搞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软件。我们现在自己搞的基础软件，除了部队用谁都不用。我觉得中国也太国际化了，连欧洲都不这样。欧洲的基础软件还在抵抗，我们这儿是全线崩溃。你没有这个东西，就基本上无密可保，何谈国家安全？改革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高科技、关键技术领域，市场换技术根本不可能。中国现在连个汽车都设计不了。卖得最好的小轿车，你就是不灵。而且浮躁的市场气氛，弄得我们的民族资本也耐不住寂寞。比如奇瑞。我当企业部部长时候，也参加过他们的会。我说你们得耐得住寂寞。你中高档的赶不上外国品牌，人家都几十年了，现在第一步得走量，走平民化路线，民族品牌才真能搞上去。老百姓认什么？北京开始卖得最好的是夏利，后来是捷达，再后来也接受二汽的富康了。原因是都当过出租车，“抗造”。老百姓现在对车的要求不高，皮实、便宜就行。奇瑞的旗云开始卖得不错，但也禁不住诱惑，因为利润太低。一辆高中档车的利润顶它几百辆旗云的利润，干嘛不干高中档车？看人家凌志卖得挺好，也造出了个中华之子，卖第三世界还可以，在中国根本卖不动。现在又想重新上普通轿车，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说，有时候真要想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得耐得住寂寞。

　　问：未来政府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丁宁宁：第一，后雅尔塔时代如何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问题是美国一直把中国当作它的主要威胁。它不直接打你中国，它要打海湾战争，打你的能源供应链。虽然9.11帮了咱们一把，他的主要精力对付基地组织去了，我们也趁机来对付疆独，藏独。但现在人家又回来了，伊朗这一仗恐怕难以避免。美国人之所以要打伊朗，不仅仅是因为伊朗的核计划，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伊朗在伊斯兰国家中是孤立的。这一点很有意思。伊朗这个历史上古老的波斯帝国，皈依伊斯兰教时选择了一个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都不同的什叶派。而无论是伊拉克、沙特，还是其他海湾国家都是逊尼派，所以一直和伊朗对着干。西方国家的最大利益，就是鼓动发展中国家打内战，搞分裂。这样它才好卖武器、抢资源、占市场。我们和西方国家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在外交问题上也需要有长远眼光。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大宗商品涨价。这是没辙的。因为美元和欧元都在搞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是玩虚拟经济玩过火了，曾经有40%，甚至一半人从事金融业。根据美国前总审计长、彼得·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大卫·沃尔克的估计，美国现在债务最少也有5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7倍，这么高的一个债务，如果真要靠实体经济去还，每年拿出GDP的10%来还账，也要还三四十年，那就什么都用不干了。所以只有靠量化宽松政策。什么叫量化宽松，说白了就是印票子，用通货膨胀来冲销债务。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和人民币没什么区别，都是主权信用货币，靠的都是政府信用。40年来我们把美元当作硬通货，其实是一种货币幻觉。靠着这种货币幻觉，美国人拿着票子随便买别人的东西。有人觉得美国东西比中国便宜，不但比中国便宜，比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东西都便宜。现在搞出这么多债务，又搞什么量化宽松政策，美元的信誉就彻底不行了。现在有人说欧洲债务源自欧洲社保欠账，不完全正确。因为法国、德国这些核心国和北欧国家，虽然老龄化问题很严重，但是他已经推迟了退休年龄，税也能收得上来，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债务问题。现在出问题的欧猪五国。这些国家的问题是国家治理水平太差，学人家搞社会保障体制不错，但他费收不上来，税也收不上来。他税一年能收上个60%、70%就不错，债务就是这么来的。在发债问题上又叫美国人玩了一把，能不危机吗？这几天油价低了，低于8块了，特高兴。这是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结果，但长远趋势是上涨的。为什么涨？因为美元和欧元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会改变。涨价怎么办？需要认真研究。

　　第三，如何解决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这个刚才说过了，不再重复。其实是个决心问题。谁的决心问题？中共核心领导的决心问题。你既然要搞市场经济，又要走共同富裕之路，那穷人、富人之间的差距就不能太大。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完善社会政策，保障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外，必须坚决打击官商勾结，严厉惩处腐败官员，维护市场平等竞争秩序。这是一个底线。

　　第四，如何延缓经济减速和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比较难。根据我的估算，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要降到50%左右的话，大概是2025年左右。最多也就还有十来年的发展时间，速度早晚要减下来。按照咱们现在的速度搞个十来年，你达不到高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所以这事比较麻烦。你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上去，立刻面临人口深度老龄化。当你的劳动参与率降到跟西方国家差不多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国家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口素质的竞争。我们中国人重视教育，但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失业。为什么？因为经济结构不行，因为没有长远眼光。比如你现在成立一个中国基础软件研究院，立刻招他两万人，不就解决就业了吗。微软在旧金山地区总部也就是两万人。你搞基础研究，得有人来出钱。这个钱企业家是不会出的，因为短期内见不到回报，所以必须由政府来出。不能把政府开支都用在“铁公基”身上。“铁公基”，铁道，公用设施，基础设施是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增加“软件”方面、基础科研方面的投资才行。光靠“铁公基”成不了高收入国家。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既无法在工资上同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于是在经济上止步不前。社会政策的出台与完善，必然导致最低工资的上升。由于食品、住房价格的提高，工资水平的上升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根本出路是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加快科技进步和产品升级换代的步伐，在效率上赶上并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有没有可能，有，前面已经讲过，靠信息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虽然基础差一点，但基本上是同时起步的，现在中国手机用户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群体。

　　问：您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形势做何判研?

　　丁宁宁：第一，在西方经济恢复以前，中国经济减速不可避免。经济增长保持2位数，不可能。然而，经济适当减速对中国过热的经济是一剂良药。不仅有利于消除房地产泡沫和产业结构升级，也有利于社会政策的调整与完善。不要认为两位数最好，两位数可能带来新的问题。现在7%、8%速度，不一定是坏事。比如南车集团订单下降，那是世界经济减速，不可能需要那么多动车组。但订单还得靠出口。你出不去怎么办？那就要等西方经济恢复，也希望发展中国家来用。巴基斯坦也行，印度也行，只要谈成了就有订单。我们现在动车组的制造能力，超出中国高铁发展速度，你没有国际市场做补充，很难保景气。

　　第二，由于城市化过程的继续、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经验的积累、收入分配政策上的调整，以及老龄化虽然开始，但劳动参与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中国近、中期依然会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7%、8%应该不成问题。

　　第三，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则不容乐观。原因是我们将面对人类历史上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老龄社会，而且没有把握在此之前完成产业的第三次（信息化）转型，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责任编辑：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