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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新媒体异军突起,互联网、智能手机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媒体工作者应具备哪些素质?面对这些变化应作出怎样的调整?传统媒体又该如何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改变与挑战?欧美国家受困经济危机,新兴国家稳定发展,对此我们应该作何反应?本报驻美国华盛顿记者就以上问题专访美国广播界知名人士、萨尔茨堡全球论坛主席、美国公共国际广播电台前总裁史蒂芬·索耶。
1 美国人需要倾听世界的声音
《中国社会科学报》:索耶先生,您好!在新媒体的强势发展下,广播电台在当今时代如何重新进行自我定位、找到发展的空间?
索耶:在智能手机、网络无处不在的今天,传统媒体的确需要认真思考重新定位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广播有其自身的优势,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如把一部小说搬上银屏,观众看后往往失望大于期望。原因何在?小说只有详细的文字描述,无法把确切的画面呈现给读者,正因为如此,读者有了充分想象的空间,从而赋予文字生命力和无限魅力。
同理,广播相比于其他可视媒体,也具有这一特点,当你听电台描述一个故事时,可以展开丰富的想象力。在美国,人们看电视已成为一种习惯,但总体而言,电视不像广播那样有深度,没有时间详细地展开一个故事,而好的广播节目往往能花更长时间、以更大的篇幅来讲一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因而也就更有内涵、更有深度、更有生命力。此外,各种媒介都是很好的信息源与交流工具,但广播节目有其特性和优势。比如,开车时人们既不能看,也不能打字,但却可以听。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台在您的领导下,一跃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行业领头羊。您曾指出,该电台的宗旨是“帮助美国人理解多样性,理解相互依赖的世界”。您为何如此强调国际新闻的重要性?
索耶:我接手时,电台名称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American Public Radio)。后来我们将其改为“国际公共广播电台”(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很多人以为我们要把电台办到国外去,实际上,我们是要把世界介绍到美国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美国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世界超级国家。但是,当我和美国人交流时,却发现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内观型的,他们只关心自己周边发生的事情,最多关心美国发生了什么。他们对英国发生了什么并不了解,更别提中国、南美发生的事情了。与此同时,由于缩减开支、节约成本,越来越多的频道减少了国际新闻的报道时间,这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电台每天专门留一个小时播报国际新闻,把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各种事件及各种观点介绍给美国听众。一开始,听众人数并不多,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力图报道精彩、客观的故事。事实证明,我们的节目受到了听众的欢迎,收听我们节目的人数也日益增多。我认为这方面中国做得更好。中国一直努力把自己介绍给世界,并注意在广播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2 为服务公众加入萨尔茨堡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广播界干得风生水起时,为什么突然转而出任萨尔茨堡全球论坛主席?
索耶:2005年,萨尔茨堡论坛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有兴趣担任论坛下届主席,我非常认真地考虑了他们的提议,并和妻子商量后,最终决定接受他们的邀请,后来当选。
当初之所以接受其邀请,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我24岁时有幸参加了萨尔茨堡论坛。当时参加论坛的大部分人来自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只有三名美国人,而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次论坛的主题是“大众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在这次为期三周的论坛中,我遇到媒体领域很多优秀的欧洲青年,获益匪浅。论坛结束返回美国时,我决定把今后的事业定位在媒体或相关领域,这些年虽然并非一路坦途,但我从未放弃过,我知道,这就是我要做的。
所以说,这个论坛对我个人的影响很大,而且我相信,它对其他与会成员或多或少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当我接到担任主席的邀请,回家和妻子商量时,没想到她竟然也参加过这个论坛(这是在我们相识以前,她也从未告诉过我)。她对我说,我必须认真考虑这一建议,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论坛。这也是我接受邀请的第二个原因,即从为公众服务的角度考虑。
自2005年担任论坛主席以来,我们一直接受着各种挑战,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是筹集活动资金。没有哪个机构或者个人主动给我们资助,政府也不会给我们补助。我们必须到处活动去筹集经费,因此我们的资金来源是十分多样的,包括个人、公司、基金、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募捐很费精力和时间,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每个参加论坛的人都会有很大收获。
3 新兴国家成为论坛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自您担任萨尔茨堡论坛主席以来,对论坛各方面都进行了战略性的改革,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改革?
索耶:在我加入萨尔茨堡论坛时,这个论坛已经相当成功。但是,时代在发展,我们也需要与时俱进。这就迫使我们时刻自省: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哪些话题在过去的背景下很重要,但不一定适合当今以及今后的时代?哪些话题在今后依然会十分重要?
2005年我来到萨尔茨堡论坛后,确实作了一些改革,我们的宗旨是促使现任和未来的领导人提出创新的想法,以更好地解决全球性问题。
在我受聘时,论坛的全称是“萨尔茨堡论坛”(Salzburg Seminar),这个名称自论坛1947年创建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之间的交流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欧洲或欧美,因此,我们要放眼全球,我们对外部的理解应该涵盖整个世界,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对欧美世界的理解。于是,我们将论坛名称改成了“萨尔茨堡全球论坛”。
改变不仅仅停留于此。我们还扩大了董事成员的地理分布。起初,董事成员主要来自欧洲,随后扩大到美国,再后来也有一两名来自其他地区;办事机构由原来的一个(奥地利萨尔茨堡)扩展到两个(新增美国华盛顿特区)。如今,我们正努力扩大董事成员的全球代表性。就中国而言,我们已经有一名来自香港的成员,并且正在寻找来自内地的人选。我们在挑选董事成员时,看重的不是其目前担任何等重要的职位,而是其是否有好的想法,是否善于独立思考。
就具体项目而言,我们十分注重随时调整自己的定位,努力提出好的话题。我们知道,世界正经历快速的变化,中国经济强势发展,亚洲毫无疑问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我们的关注点当然也要跟上时代潮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谈到论坛宗旨是“促使现任和未来的领导人提出创新的想法,以更好地解决全球性问题”,这一宗旨如何得以体现?
索耶:从战略上讲,我们力求发起有益解决全球性问题并能产生显著效果的项目。以将在2012年举办的两个论坛为例,一个是区域经济事务方面的,另一个与中国有关。
之所以选择区域经济事务,主要是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处境艰难,欧美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正经历着衰退,存在很高的失业率。我们清楚,要改变目前经济不景气状况,就要改变管理世界经济的现有模式,让新兴国家更多地参与进来,为他们让出更多空间,给它们更多发言权,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新兴国家不仅要稳定和发展本国经济,还要为稳定、发展世界经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有人认为我们可能无法找到答案。但是,我们希望能为这样的讨论创造一个环境,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我们的讨论是不公开的,所以大家能够畅所欲言。通常,就某个问题,人们往往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看法,觉得英国人会怎么说、美国人会怎么说、中国人会怎么说。与往届一样,我们希望与会人员打破成见和固有思维模式,交流各自真实的想法,让对话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找到新的定位,以便将事物的更多方面展现给每个人,推动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还有一个是将于12月举行的关于中国的论坛。这个论坛的主题将围绕世界权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和正在发生的事并不都十分了解,对“我们是谁”的概念,掌握得也不一定准确。所以,我们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与其他国家的人们分享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关注点、我们的思维模式等,从而让他人更好地认识我们、尊重我们、理解我们。希望12月的论坛将为与会者提供一个相互聆听、增进互动,从而促进互相理解的机会;同时,我们也将努力提出受众和媒体实际关心的问题。
4 年轻人为论坛带来激情与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为与会者提供开放平台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
索耶:萨尔茨堡论坛在过去64年间,一直努力搭建一个平台,让参与者进行真诚的对话与交流,我们不希望受邀者来这里发表一些人云亦云或者冠冕堂皇的言论。在斟酌邀请名单时,我们并不只关注来自政府的、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相反,我们更关注年轻人。当然,有经验的人士也会在我们邀请之列,但年轻人是我们的主力军,我们发现他们有各种充满创新性的点子,往往会给论坛带来激情与活力,让讨论变得异常热烈、有趣,并且会激发更多引人深思的新话题。
我们还通过设置各种假设的场景,让与会者扮演来自其他某一国家的代表,就某些问题进行模拟谈判,鼓励他们更好地站在他者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对方。因为在模拟谈判时,大家会发现,原来谈判并不容易,很小的让步都可能让国内某一团体(如农民)的利益蒙受损失,商量的空间并不大。但是,大家总的体会是合作胜过对抗。
《中国社会科学报》:论坛人数通常为多少,与会者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索耶:通常我们会将参与人数控制在60人左右,这样,经过三四天的密集交流后,大家可以较好地相互了解。这些与会人员分别来自20多个国家,大多数情况是每个国家有一个名额,也有几个国家有三四名代表。同时,我们也会充分考虑与会者背景的多样性,涵盖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以及非政府组织成员。我相信,这对展开积极、有成效的讨论很重要。有一次,一位来自印度的经济学教授在参加完论坛后对我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教授银行政策调整方面的课程,自以为对这一领域人士的想法很了解。当我来到这个论坛,和不同国家金融界人士进行交流后,才发现原来他们作决策时的思维和我认为的并不一样。这次论坛对我影响很大,我相信我以后的教学和研究都会有所不同。”他的这番话让我也备受鼓舞,我们的论坛能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平时与决策者、企业家交流有限的学者,带来启发和新思维,这一点让我很高兴。
还有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教授最近给我回信说,参加萨尔茨堡论坛对他而言是一次很重要的经历。如今,他正为准备参加国际英文辩论的学生提供培训,在培训过程中,他与学生们分享了从论坛上得到的一些体会和经验。
我知道,这些年轻人回到自己国家和工作单位后,多少会因这几天的讨论而有所变化。这些改变,无论大小,都让我感动。
5 论坛与研究并举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举办论坛外,您的团队还在进行哪些项目和研究?
索耶:我们与马里兰大学正在进行一个合作项目,主要针对全世界新闻专业的学生。我们认识到,记者通常地域性比较强,他们关注的是某一范围内的事件,受其本身的文化影响很大,有一定的读者群,写读者期待的故事。因此,扩大他们的视野、增进不同地区记者的交流是很有必要的。
如今,来自全世界的12所大学参与了我们的项目,包括美国的马里兰大学、中国的清华大学、墨西哥和智利的天主教大学等。2012年,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也将加入进来。这一项目的宗旨是为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以及他们的教师提供交流的平台,让他们一起讨论、研究,发展并完善各自的教学大纲,从而培养更有国际竞争力的记者。来自全世界的师生经过3个暑期的努力,现已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提出了一个面向全球的媒体素质课程。
我们也一直在做一些有意思的项目和调研。2008年,我们就世界不同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做了一项调研。起初是因为一位老师对我说:“我觉得世界很多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有失客观,太过负面了。”我说,好的,那我们就来做个调研,看看结果是否真是这样。我们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而且都是媒体专业的,因此,无论在语言技能还是专业知识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优势。于是,我们花了一个星期进行密集跟踪,对每一篇报道,包括图片新闻,都进行了分析。一周后,我们发现,有些报道确实太过负面,但也有很多对中国是相当友好的,并且报道也十分客观。无论正面还是负面,这些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2010年,我们发动所有参与这一项目的大学搞了一个“24小时断电”的活动,即让他们的学生在24小时内不接触任何电子产品,包括智能手机、电脑、电视、收音机等,然后让学生们写一篇日志,谈谈自己的感受。这次活动有1000多名学生参加,他们中有人感到坐立不安,有人对世界有了意外的新发现。一位学生写道:“当我摘下耳机时,突然,我听到了小鸟在歌唱,虽然每天都穿梭于同一校园,今天我却仿佛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总体而言,学生们对电子产品存在或多或少的精神依赖,而且大部分人承认,依靠自我控制力很难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基于大家的日志,我们发表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转载率很高,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还有一些学者正在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我们在进行一项新的研究,主题是社会媒体的应用。通过对英语、汉语、阿拉伯语等不同语言报道的分析,我们希望找到各种报道的深层次目的以及它们试图传递怎样的信息,在传递的方式、表达的内容上有何特性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萨尔茨堡论坛曾举办过一次主题为“有质量的信息”的研讨会。您如何定义“有质量的信息”?
索耶:在传播信息时,我们至少要注意两点。首先,不要把受众当做单纯的“接收者”,在信息时代,他们往往也是参与者,甚至是节目的“共同缔造者”。其次,要尽可能从多种渠道获得信息,将各种信息汇总后传递给受众,让他们有选择的空间,自己判断并接受他们想要的,而不是仅仅给他们一种观点、一种立场或一种看法。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将自己希望受众接受的塞给他们,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史蒂芬·索耶(Stephen Salyer),毕业于戴维森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2003年获戴维森学院名誉博士学位;纽约大学法学院根蒂尔登学者(Root Tilden Scholar)。
2005年至今,索耶任萨尔茨堡全球论坛(Salzburg Global Seminar)主席及首席执行官。此前任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台(PRI)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纽约市公共广播电台(PBS)电视网络WNET/13的副总裁。作为该电台教育频道的负责人,他于1983年组建WNET学习实验室,开创了基于早期计算机进行的媒体互动模式。
索耶在美国广播界备受赞誉。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台在他的领导下成为该行业领头羊,旗下的《世界》(The World)成为唯一一份面向美国市场的国际新闻日报;“360工作室”(Studio 360)成为传播优秀艺术与文化的中心。此外,他把世界新闻带给了美国听众,包括推出美国800多家电台都能收到的BBC全球服务24小时新闻频道。
责任编辑:何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