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辉:杰克·戈尔斯通在《回应:从社会学推理历史》一文中对演绎论提出了批评,认为演绎论的解释无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讨论演绎方法与归纳方法之间的差异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社会科学家在实践中是以相互关联的方式同时运用两种方法。您是如何看待演绎论与归纳论之间的关系的? 

　　菲利普·考斯基:理解理论的理论非常重要。对于何为社会理论,有一种特定的理论,这也是演绎论所倚重的。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理论与科学理论普遍构成为命题,人们由此出发对将要发生的情况作出逻辑的推演。在我看来,这种理解完全是刚愎自用,不但在社会科学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都是错误的。 

　　我认为,理论有着多层的含义,理论做什么,首先是个本体论问题,是关于世界上事实存在的问题。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其存在往往无法直接观察到,只能通过间接的观察。就物理实体而言,比如说亚原子的粒子,我们只有通过精密仪器检测它们移动的轨迹,才能间接观察到它们的存在。在社会科学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你能观察到人的价值倾向、身份认同吗?能看到一个社会群体、一种社会制度吗?不,我们都无法直接看到,但我们相信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们间接看到它们在可观察的世界里留下的痕迹。我们可以运用各种调查方法和分析策略,发现人们的立场,以便尽力理解他们为何以某种方式行动,或者我们尝试找到规则的历史形成过程,理解它为何以及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优势就是,发现之前所未知的构成实体,加深我们对事物的理解。 

　　我想再举两个晚近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社会场与社会网络的发现,都是我们不可能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但如果用布迪厄的社会场理论,我们就能明白,精英统治的社会应该对一切人开放,但不平等却是不断被再生产的;我们就能理解,诸如情感和服从的东西是以一种非常反直觉的方式,通过社会网络得以传播。这就是理论最为基础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