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7日，是个让人心酸的日子：我所敬重的章培恒先生悄然走了。

　　我和先生交往，缘于参与教育部2005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的重大课题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实体研究”，我承担了其中一项子课题 “楚辞文献研究”。那时，先生已身罹二竖，正在治疗之中，身体日见虚弱。但是，从课题的设计、人员的安排、经费的分配乃至论文的发表、书稿的出版，先生事无巨细，逐一过问、落实，连外聘专家何时去复旦、住哪家宾馆等琐事都考虑在内，对于一个重症在身的人来说，实在太过于操劳。

　　我负责的课题内容2007年就完成了，2009年书稿以“楚辞集校”为名送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期间，在先生的鼓励下，我先后9次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为研究生讲 《楚辞》课。我的课排在星期五上午，星期四下午须起程去上海。一般情况下，先生在星期三下午或晚上给我打电话，要我告诉他去上海的车次及安排我住宿的宾馆，先生会亲自到宾馆等我，和我一起用晚餐。

　　记得第一次讲课时，一早，他便在光华楼等我了，并自始至终与学生一起听我讲完第一堂课。课后，先生说：“听你讲课，想起了蒋天枢先生，他当年给我们讲课，就是一字一句讲。”先生要求我以后就这样讲下去，这也许是对我的鼓励吧。第二次讲课时，章先生再次随堂听课。因为担心先生的身体，第三次讲课时在我再三恳请下先生没有来，但在后来的几节课，先生安排陈广宏一直随堂听课，这也是对我的鞭策和督促。由此，每次讲课前，我便反复斟酌，认真备课，尽量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展示出来。

　　最后一次课后，先生为我饯行，席间，先生讲述了当年跟蒋天枢先生学《楚辞》的经历，于是便问我：黄省曾的《楚辞章句》明刻本与清金陵书局同治十一年翻刻汲古阁的 《楚辞补注》本比较，到底哪个本子好？我认为同治本错误相对少了一些。先生说蒋天枢先生喜欢用明正德黄省曾《楚辞章句》本。在先生提醒下，我重新把明刻本《楚辞章句》翻阅一通，确有胜过清刻《楚辞补注》本的地方。所以，整理《楚辞》文献，二本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可偏颇，需要仔细甄别，充分利用其长处。后来，我在撰写《楚辞集校》时，对《楚辞章句》尤为重视，也是接受了先生的批评意见。先生还特别问到，我讲课时涉及《楚辞》十七卷流传问题，对汤炳正的汉代“五个阶段”说提出了异议，这一观点是否已经成文？我说思虑未周，是讲课时偶然想到的问题，尚未下笔。先生说，论文的形成多是这样。后来在先生的催促下，我完成《楚辞十七卷成书考》，并在《复旦大学学报》发表。

　　先生为人谦虚，真诚相待，表里如一。虽貌似文弱书生，但与人交谈，仿佛有一种侠骨义胆之气直逼而来。先生的学问深不可测，对《楚辞》也素有研究。如考证《哀郢》的论文，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拜读了，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之前我也误以为《哀郢》作于秦白起破郢以后，是清代王夫之的发明，拜读其文后恍然大悟。我想，先生开设《楚辞》课，也绰绰有余，而邀请我去复旦讲授《楚辞》，实在是抬举了我。

　　再后来，陆陆续续见过先生几次，他的身体愈来愈羼弱，便轻易不敢去惊动他。只在逢节之时，给先生发短信问候，也仅此而已。岁月荏苒，先生去世已三年。今年端午节，想起与先生交往的历历旧事，感慨系之，赋诗一首以寄哀思：

　　先生一去不再还，墓草深深年复年。黄浦滩头饯淡水，光华楼上遗清言。诚心诚意真君子，独立独行类屈原。又到江南重午节，长思伦表独潸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