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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华语研究的拓展与加深
2020年07月08日 11:17 来源:《华文教学与研究》 作者:刁晏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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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时至今日,全球华语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犹有所待,因此应该而且必须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加深。“拓展”包括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前者主要指覆盖区域与覆盖内容的扩大,而后者则包括相对宏观的对全球华语起源与形成及其扩展分布路径等的考察,以及比较微观的对具体语言项目的显、隐以及发展变化的描写;“加深”则涉及“理论”与“事实”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指华语及其研究理论基础的确定与深化、相关理论的应用、建设与创新等,后者则是寻找新的角度及手段,以求对相关语言事实作进一步高清晰度或细颗粒度的考察、分析与描写。上述拓展与加深的共同目标是把全球华语研究做大做强,使之提高到新的水平和层次。

  关键词:全球华语;全球华语史;语言共时研究;语言历时研究

  作者简介: 刁晏斌,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的共时状况及历时发展。

  华语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起步算起,到现在才不过30年时间,而真正在全球华语观念和视野下的相关研究,却是开始于本世纪(祝晓宏、周同燕,2017),所以,全球华语的研究从开始到现在,满打满算也不过20年的时间。

  今年是一个“整数”时间阶段的开局之年,按照我们国家的传统,往往会提前规划未来一个整数时间里的工作或目标,如五年计划,十年规划等,这当然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在这样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全球华语研究似乎也应该在其第二个20年到来之际,或者说在第三个10年、第五个5年到来之际,“瞻前顾后”,确定下一步的主攻目标与努力方向。

  李宇明(2017)一口气提出了全球视角下华语研究的许多新课题:大华语的总体面貌怎样?大华语及各华语变体的语音、词汇、语法及应用方面有哪些特点?老华语社区与新华语社区有何不同的特点?如何协调各华语社区间的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和语言研究?每个华语社区如何纵向传承华语、如何协力向世界传播华语、如何建造汉语国际传播更多的传播源和接力站?如何划分华语社区?如何看待华语变体?大华语与“大英语”“大法语”“大西班牙语”“大德语”“大俄语”等形成途径的异同、现实影响的异同以及发展走势的异同?大语言对其内部的语言变体有何影响、对国际语言生活有何影响?这一连串的问题包括了华语及其研究的方方面面,既揭示了华语研究的内涵,也指出了其用力的方向与目标。

  如果说上述目标太过宏大的话,那么还可以不同程度地具体化一些。王晓梅(2017)根据郭熙(2006)的表述,以及由笔者任中文主编的国际期刊Global Chinese(《全球华语》)创刊号所刊登征文启示中明确的收文范围,把华语研究的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微观的本体研究,二是宏观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与语言管理研究,三是语言教学与学习研究。

  本文立足于第一方面,讨论下一阶段全球华语(下文中有时为了简约,我们用“华语”指称)本体研究的努力方向与目标,简而言之就是在已有基础之上的拓展与加深。

  1. 全球华语研究的拓展 

  这里所说的拓展,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横向的拓展,二是纵向的拓展,以下就这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全球华语研究的横向拓展具体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地域覆盖面的拓展,二是研究内容覆盖面的拓展。

  华语研究的地域覆盖面还不够大,甚至说还很小,离最大化的目标更是相去甚远,以下仅以2010年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收词为例进行说明。王世凯、方磊(2012)建议《全球华语词典》可以考虑收录更多地区的华语社区词,以副“全球华语”之实;刘晓梅(2013)对此说得更为直接具体:“严格来说,《华语》(按指《全球华语词典》)并非真正收录全球华语词汇,主要集中于亚洲,美洲、澳洲的收了一小部分,欧洲、非洲的是空白。而即便是亚洲也不均衡,集中于东南亚,华人相对集中的日本则很少,韩国、朝鲜也是零收录。”2016年出版的《全球华语大词典》虽然大幅扩容,但是上述不均衡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华语研究覆盖面确实有限。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已有的华语研究主要立足于东南亚,如果说得再具体一点,主要集中于新马,东南亚其他国家相对较少,而本区域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就更少了,由此就形成了分布极不均衡的局面。赵敏(2018)就此指出,当前的多区域华语研究不均衡,即有的区域华语研究学者多、研究成果多,有的区域研究学者少、成果少,至于菲律宾、柬埔寨、越南、缅甸等区域华语的研究成果几近于无。在全球华语的背景下,这种不均衡的状态显得越发明显与突出,因此亟待改变,而这无疑是需要大力拓展的一个方面。徐大明(2006)指出,“华语”作为一个去除其地域性特征的术语,用来指称“华人”的“民族共同语”这样一个国际性规范语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化的概念。作为国际性语言及其研究,当然应当具有国际视野,而不应偏于一隅。汪惠迪(2012:217)则就此发出呼吁:“我们要放眼台湾地区和港澳特区,要放眼东南亚华人社区,要放眼欧美和大洋洲华人社区。我们不能关门搞规范,要瞻前顾后,举目四顾,认真调查,多加协调。”这里虽然说的是“规范”,但是在其他方面也理应如此。

  内容的覆盖方面,现有的本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华语词汇、语法等与中国普通话的对比,此外也有少量语音方面的对比研究等,其他方面基本就很少见到了。另外,即使是在上述几个方面,也未能实现对研究内容更大范围的覆盖。

  比如,差不多与全球华语研究同时,有人提出了“领域语言研究”的概念,即指在一定的语境中研究语言,或者研究一定语境中的语言,比如文学语言、科技语言、新闻语言、广告语言、法律语言、公文语言、网络语言等(李宇明、周建民,2004),而早在此之前,现代汉语研究中就不乏这样的成果,进入新世纪以后更是明显增加。反观华语研究,基本都是超语境的、“纯化”的,这虽然是语言研究的重要路径,但却不是唯一的路径。

  以下再举一个例子。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在报道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时,用到以下的标题形式:

  法力无边克敌捧杯(《光华日报》2018.7.16)

  这里的“法力”借用已有词形,表达的大致是“法国力量”之意,因为法国队在本次世界杯上“克敌捧杯”,即夺得冠军。

  当代汉语中,不乏类似的形式,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李静、杨文全(2011)把此类现象称为“词语的意表化”,即在具体的语境中,词语并非使用它原有的意义,而是指向它的字面意义,文中所举的例子如:

  手术刀为宝宝开胃(《成都商报》2002.7.2)

  按,“开胃”本来的意思是“增进食欲”,而这里表示的却是“用手术刀把胃切开”,文中把这一现象定位为修辞上的别解。

  刁晏斌(2015)考察与梳理了更多此类现象(如“霸道”指车辆非法占道停放,“添堵”指加剧交通堵塞,“治气”指治理大气环境,“房事”指房子的事情),统称之为“借形赋义”,即借用已有词形赋予新义,认为是一种“词义表面化”的发展变化,其结果是造成了已有词的“升格”(变词为词组)使用,由此而达到“出新”的表达效果。据我们的初步考察,普通话中这一现象近年来多见,与港台及海外华语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上举马来西亚华语的用例大致也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但是在华语研究中我们却没有看到有人从修辞或词义发展的角度对此进行讨论。

  邱克威(2012)指出,马来西亚华语研究“成果则集中于词汇比较与应用调查”,并列出其四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领域局限而未见全面开拓,二是零星论述而缺乏系统阐发,三是片面浅汲而不作穷尽深入,四是各自表述而较少交流汇集。如果说这还是稍早一点的认识,那么邱克威(2017)则着重强调了以下一点:“以词汇研究而论,至今仍停留于举例式共时比较描写层面”。这样的表述虽然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但是根据我们对一般情况的了解和认识,基本上是可以认同的。

  总之,站在新的5/10/20年的起点,回顾以往,全球华语研究在横向上还有巨大的拓展空间,而这也就是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重要的努力方向之一。

  简单说完横向的拓展,下边我们再用较多的篇幅讨论全球华语研究的纵向拓展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方面的研究尚在初始甚至萌芽阶段,因此尤需关注。

  任何语言及其变体都会有发展变化,因此都有其历史。马来西亚学者邱克威指出,东南亚华语脱离现代汉语发展已有上百年历史1,而另一位马来西亚学者更是直接提出了“马新华语史”的概念,并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与讨论(徐威雄,2012)。香港学者姚德怀(2007)也提出了华语百年来演变的问题,认为研究各华语地区语言现象的异同,“归根结底便是内地、台湾、香港以及各华语地区的汉语/华语近百年来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最终又怎样达到各地区当代华语的现况。”

  在上述思想与表述的启发下,结合笔者长期从事的现代汉语史研究,刁晏斌(2017a)正式提出了“全球华语史”的概念,具体表述如下:

  全球华语史是以全球华语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全球华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也是整个汉语/华语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全球华语史的核心内容就是全面考察全球华语的发展演变,分析和解释造成发展演变的内部及外部原因,在此基础上,再对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加以总结。

  关于提出这一概念的实际意义和价值,上文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确立一个观念视角,由此可以进一步强调历时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最终使之成为全球华语及全球华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进一步充实和丰富全球华语及全球华语学的内涵;

  其三,从一个方面来加强全球华语学的理论建设。

  上引徐威雄(2012)虽然提出了马新华语史的概念,但立足点并不在语言本身,而是从历史、文化等角度讨论了本地华语的奠定原因与条件等,因此还不属于严格意义的语言史研究,另外其所形成的基本认识(特别是华语形成以及发展的阶段划分)一时也难成定论,至于其他学者偶有表述,也都语焉不详。总之,这方面基本还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另外,与马新华语史不同,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全球华语的历史,认为后者是前者的“扩展版”和“升级版”,而支持其成立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依据是,全球华语的形成及发展演变过程有一个完整的链条,每一个环节都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并且其背后有很强的规律性和丰富的理论内涵。关于这一点,刁晏斌(2018:130-206)作过初步的考察与阐述,基本结论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全球华语有史,全球华语应该建史。

  然而,就现实的情况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构想、呼吁和初步尝试阶段。就前者而言,比如刘晓梅(2016)结合《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依据,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应当先从语料库的建设着手:“笔者建议,《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不光要依据共时的静态语料库,还要依据历时的动态语料库。可以考虑各区域分为早期(20世纪40年代及以前)、中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近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收词和例句都均衡地分布在各个时期,并强化最初用例。这样,读者就能从词典的描写中看到共时的面貌和历时的变化,也更利于体现词语或用法吸收、共享的来源和方向性。”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期及以此为基础的阶段性研究,不仅仅是辞书编纂以及与之相关的语料库建设问题,更应该是一种“实体性”或本体性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无疑是对现有研究方向与内容的纵向拓展。

  在全球华语史的框架下,上述拓展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相对宏观的研究,包括全球华语的起源与形成(起于一个具体的区域范围,据目前的研究和认识,是东南亚地区),以及它的扩展分布(大致是由最初的区域向全球的扩展路径、过程以及重要的时间节点)等。在这方面,目前偶能见到一些概括性的简单表述。比如,李宇明(2017)指出:“大华语拥有多个华语变体,最重要的是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国语、港澳华语、新马印尼文莱华语等,北美华语正在形成,欧洲华语略有雏形。”陈京生(2009)则结合移民的来源及流向,对海外华文媒体语言变迁概括如下: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海外华人的移民活动主要来自东南亚的华侨,以及港澳地区的居民。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还处于较为严格的移民管制下,向海外的移民数量不多。海外的华语媒体在语言上还没有向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转移。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中国台湾政治气氛逐步宽松和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台湾和大陆移民数量开始增加。同时,也使海外媒体主流语言开始由闽粤方言向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转移。经过20年的增长,海外华人中来自大陆的移民数量已经占据主流,媒体语言向普通话转移的趋向也越来越明显。

  这样的表述一方面很有见地,另一方面则极其简约,还缺少具体语言事实以及研究成果的支撑,因此大致只是停留在“构想”阶段,而现在更需要的是“实施”,即着眼于某一或某些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这是全球华语研究纵向拓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二是具体微观的研究,即对具体语言事实的显、隐以及发展变化的考察、描写、分析。以往的华语研究中,一般不太注意历时的考察或历时视角的分析,而由此就有可能得出不太客观、准确的认识或结论。比如,有人在讨论新加坡华语中“分别”的意义和用法时,指出其可以做宾语,如“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分别?”“没有分别”等,认为这个用法可能是受台湾地区“国语”影响,因为在后者中这样的用法是很普遍的。(周烈婷,1999)

  其实,“分别”与普通话中“区别”一词基本相同的意义和用法,是早期国语原有的2,当今台湾“国语”中这样的用法之所以很普遍,正是对前者的保留与沿用,而普通话中一般不这样用,则是其发展变化所致。随着早期国语在南洋地区的扩散与传播,这也成为当地华语的基本意义和用法。

  早期国语中,与上述新加坡用法相同的例子如:

  上海之无奇不有:试看雌雄有何分别(《民权画报》1912年九月号)

  科学界:某机匠精制一个小火车引擎,所有机件与眞火车没有分别(《良友》1927年第15期)

  以下是见于新加坡早期媒体的相同用例:

  那岛是一班新青年所辟,大众都是平等劳工,没有什么富贵贫贱的分别,真是个极乐世界呀!(李垂拱《一个车夫的梦》,《南洋商报》1925.3.4-6)

  种类上,还有二种表现,在内已经有了“宇宙论”,“经院哲学”……的等等分别。(如焚《南洋文艺特征的商榷》,《叻报》1929.7.24)

  在这方面,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的考察与表述,着眼于“初期”的如上引徐威雄(2012)对马新华语一些代表性词汇现象的考察,车淑娅、周琼(2018)对清末民初新加坡华文报章时间词历时变化的讨论;此外多是着眼于近一段时间或当下的,比如周清海(2008)对新马地区“领导”一词的发展进行了说明:过去只有动词用法,现在受普通话的影响,出现了“他是我的领导”,但演讲词开端的“各位领导”新马仍然不用。李计伟(2018a)比较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华语中“帮忙”一词与普通话的异同,指出其与普通话不同的几种用法虽然不能排除英语影响、习得偏误等原因,但主要源自早期现代汉语。这种探源性的工作以及对具体语言事实的发掘,无疑很有史的内涵,只是目前还很少见。

  类似的研究如果积少成多,就有可能形成一些相对完整的史的叙述,进而建构起一条完整的史的链条。我们相信,这样的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在下一个5/10/20年中一定会越来越多,而这也会成为华语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极。

  2. 全球华语研究的加深 

  这里的“加深”大致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理论方面,二是语言事实。

  就前一方面而言,主要是华语及其研究理论基础的确定与深化,以及相关理论的应用、建设与创新。目前的一般研究状况基本如上引邱克威(2017)所说,“停留于举例式共时比较描写层面”,词汇方面是这样,其他方面大致也是如此,总体而言事实的描写多,而理论性的分析、解释与阐述相对较少。时至今日,我们认为是重视及加强后一方面的时候了,具体原因如崔应贤(2003)所说:“任何一门学科都是这样,与实践直接联系的技术操作达到一定阶段、一定的水平层次的时候,便会出现对理论建设的急切盼待与呼唤。两者之间的理想状态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良性的机制:坚实的基础技术性操作不断为科学的理论系统提供有力的理据保障,而完备的理论系统反过来又可以指导和增进具体技术操作中的科学含量。”正因为如此,所以“判断一个现代学科的价值,关键要看它能否在现代学术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成果,并以此发展新的理论和方法。”(朱玲、李洛枫,2013)

  其实,这样的认识在全球华语研究中已经开始变为实际的目标了。邢福义、汪国胜(2012)为他们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设计了“两步走”的策略,并概括为“实论结合”:“通过对华语内部的不同变体、华语与外族语言的相互接触以及华语的变异形态等问题的考察,力求得出一些关于语言发展的新的认识。”前者无疑是对语言事实的揭示(实),而后者则是理论性的探究(论),只是目前还主要处于“第一步”的阶段和层次。

  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华语研究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已有理论的应用地与验证场,同时也是新理论的“孵化器”。简言之,如果是做“纯本体”的研究,则一切在语言本体研究中业已使用并被证明具有一定甚至相当分析力与解释力的理论与方法均可在此大有用武之地;如果着眼于某一地区华语与普通话之间的对比,或者是不同华语区之间两点或多点的对比,则很多语言对比与比较,以及语言接触等的理论均可用之;如果立足于华语的历时发展变化,则从经典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到新兴的演化语言学理论等,也都能够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方法,并且还极有可能结合具体的语言事实的描写及规律的总结而为相关理念增添新的内涵。就新理论的“孵化”与创造而言,比如着眼于不同的华语言语社区,徐大明、王晓梅(2009)指出,言语社区理论“一旦全面、成熟地发展起来,必然成为社会语言学的核心理论,而且会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中取得重要地位”。刁晏斌(2017b)提出并论述了建立“全球华语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主要的立足点之一,就是强调并突出这一研究的理论建构与创新。

  如果这里的“理论”也包括“方法”的话,刁晏斌(2006:72-100)讨论了现代汉语史的研究方法,总结归纳为三类,一是“传统”的方法,二是“现代”的方法,三是具有现代汉语史特色的方法。以上三点也可以迁移用之于华语研究:进行华语研究并要在理论方面有所加深、有所创造,一方面离不开“传统”与“现代”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还应结合独特的语言事实,创造出具有全球华语特色的理论与方法。

  理论的问题比较复杂,也比较宏大,笔者将另文专门讨论,以下主要围绕语言事实的发掘,来谈如何加深的问题。

  刁晏斌(2016a)针对海峡两岸词汇对比研究,提出了一个“深度对比”概念,其重要着力点,就是倡导关注并花大气力研究“隐性差异”词语。李行健(2013)立足于海峡两岸对比词典的编纂实践,最早提出“显性差异词”和“隐性差异词”这一对概念,前者包括同名异实词、异名同实词、一方特有词等三小类;后者则包括义项差异词、色彩差异词、搭配差异词、应用频率差异词、方言差异词和异形差异词等共六小类。其实,在以往的现代汉语词汇“本体性”研究中,人们虽然主要着眼于“显性”方面,但是也不同程度地关注过显性与隐性的对立以及后者的具体表现等。比如,孙维张(1981)讨论过隐性词义形象色彩问题,王艾录(1989)讨论过隐性关系的复词,而丁金国(1995)则提出并初步讨论了“隐性语义”问题。

  以往的华语词汇对比研究,往往都着眼于显性差异,比如周清海(2002)指出,新加坡华语词汇中约有几千条词语与大陆普通话有差异,就其所举例子看,基本都属于“显性差异”词语。近年来,最初用于两岸词汇对比的隐性差异对比开始推展到华语研究中,这是非常可喜的变化。比如,李计伟(2018b)把现代汉语词汇的“衰亡”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词项的消失(如“运动家、俾、在在、单只”),二是义位的消失(如“素质、装置”),三是搭配的变化(如“收藏、优越、丰盛”),四是使用频率的降低(如“当儿、您们、打从”)。虽然李文是立足于现代汉语,把东南亚华语作为“窗口”来观察前者,但是就具体的考察对象及范围而言,以上四个方面至少有三个包括在上引李行健(2013)所概括的六项隐性差异之中,换言之,李文的考察多属两地词汇的隐性差异。然而,相对于东南亚华语词汇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在与普通话对比中所呈现出的多样性,这样的研究确如文中所说,只是举例性的,而就目前整个的研究状况看,这样的考察与探索还很少见,所以这方面亟待加强。

  与上述隐性差异相关,刁晏斌(2012)还提出了一个“微观对比”概念,呼吁和倡导对那些具体的、有代表性的“特征词”进行高清晰度或细颗粒度的描写与分析。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把微观对比从“词”的层面深入到其内部,即语素/义素的层面,并借用语法研究的本位观,表述为由“词本位”到“语素/义素本位”。(刁晏斌,2016b)

  比如,在海峡两岸的词汇对比研究中,人们一般都是对一个一个具体词语的意义及用法等进行对比,这样虽然也能发现一些差异,但却往往不具有“整体”观,由此导致有些时候认识模糊且不成系统;借助“语素本位”的考察与分析,则有助于上述问题的改观。例如语素“案”,如果用语义特征来表示的话,普通话中多是与法律相关的[+案件]义,而我国台湾地区“国语”则是[±案件]义。这样,一方面,在后者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且少见于普通话的“案”类词语族,如“研究案、请辞案、开发案、投资案、合资案、招标案、采购案、高铁财改案、两人同行优惠案”,其中的“案”均为[-案件]的“项目、事项”义;另一方面,由于语素“案”的意义不同,两岸几个常用的“案”族词如“案子、案件、专案”等,经常表达不同的意义。总之,通过对语素“案”和以它为核心构成的系列词语的分析,更能够从“底层”而不是“表层”抓住其中某一个或一些成员的核心差异,并形成“类”的对比,由此达到以简驭繁的效果。

  马来西亚华语中,以“礼”为语素构成的词语特别多,如“首映礼、推介礼、推展礼、颁奖礼、开幕礼、闭幕礼、动工礼、动土礼、分手礼、毕业礼、入学礼、升旗礼、授旗礼、开球礼、奠基礼、殡仪礼、启用礼、就职礼、宣誓礼、宣誓就职礼、内阁宣誓礼”,而这些词语普通话中基本没有(趋向于用“-式”),由此体现了二者在简缩性语素选择及使用上的不同取向。如果从这一点入手,一方面可以由词的比较进入词语族的比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语素层面进一步发掘二者之间的差异。

  义素分析也是词汇对比研究中彰显词义隐性差异的利器。贾彦德(1999:20)指出:“义素是义位的组成成分,是分解义位得到的。由于义素不像其他语义单位那样差不多都直接依附可以感知的语音形式上,因而人们不容易觉察到它。”正因为“不易觉察到”,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经常被人们忽略了。比如“乡亲”一词,《现汉》的释义是“(1)同乡的人:招待远来的~。(2)对农村中当地人民的称呼:~们|父老~。”《全球华语大词典》的释义与《现汉》相同,且未加使用地区标注,显然视之为华语通用词。现在,义项一基本不常用,常用的是义项二,由其释义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两个义素:一是作为称呼语使用,二是用于称呼“农村人”,可以记为[+称呼][+农村人]。在我国台湾地区“国语”中,具体使用中的“乡亲”经常是[-称呼][-农村人]的,例如:

  让台湾观众与海外乡亲都能感受客家、体验客家。(《自立晚报》2015.9.21)

  台北市上午飘起细雨,仍有乡亲冒雨站在路旁帮朱立伦加油、打气。(同上2016.1.15)

  以上虽然说的是台湾“国语”,但是我们认为基本也适用于华语与普通话使用情况的对比。祝晓宏、周同燕(2017)指出,华语研究视野至少经历了三次转移:从境外华语到海外华语,再到全球华语,而这也与本人的研究经历基本吻合:由海峡两岸到两岸四地,再由两岸四地到全球华语。以上视野转移以及笔者研究范围拓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台港澳三地的民族共同语与海外华语有极高的相似度和一致性(前边所说纵向拓展能够梳理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并对上述相似度与一致性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我们始终认为,四地语言对比是两岸语言对比的放大,而全球华语的对比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海峡两岸或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的放大,因为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相似,所用的方法相近,所以上述两岸语言的微观对比无疑也可以用之于全球华语的对比研究。

  比如,在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中,“乡亲”的意义与用法就与我国台湾地区“国语”完全相同,例如:

  “我们必须报答年长乡亲长久以来对公会的贡献,让他们感到安慰。”黄小娟强调前人种树后人方得大树遮荫,希望年轻四邑乡亲要孝顺自己父母,尊敬长辈,同时踊跃加入公会为公会作出贡献及造福乡亲。(《华侨日报》2011.1.17)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总会长拿督林秋雅说,乡亲若不说海南话,它将越来越单薄,也许有一天会消失。(《光明日报》2017.10.1)

  词义对比是全球华语词汇对比研究的重头戏,下边我们再从义素对比分析的角度来举例说明。

  “充斥”《全球华语大词典》释义为“充满(含厌恶义)”,这里括号中给出的说明,其实就是该词的一个重要义素。词典也未标此词的使用范围,这样也是把它作为华语通用词。换言之,即不认为其在各地的使用中有什么不同。然而,在马来西亚华语中,虽然多数情况下此词都是在上述意义下使用,但有时也并非如此,而是[-厌恶]的中性义。例如:

  现今社会科技发达,传媒视像无处不在,娱乐文化充斥人们生活每一部分,有时难想象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可造成的影响力多大。(《华侨日报》2013.12.31)

  现代的科学家都相信,人类身处的地球是个球状的星体。然而,近年互联网上充斥另一种主张,认为地球实际上是一个平面。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早前就举行了首届“平面地球国际研讨会”,500名“平面地球论家”聚首一堂,就此交换意见。(《光华日报》2017.11.20)

  以上是着眼于共时的考察,如果着眼于历时研究,则“义素分析法”具有更大的功用,因为很多词语意义及用法等的发展变化通常就表现为义素的增减。比如动词“搞”,早期国语中用得极少,且多含[+贬斥]义素,例如:

  徐州劣绅勾结军队搞诈被控卢永辞派员提讯《大公报(天津)》1925.5.23)

  巴大维到东京任职同麦克阿瑟搞对华阴谋(《进步日报》1949.4.24)

  新马华语中,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延续上述情况,比如方修主编《马华新文学大系》(1971)中3,1919—1929年间的作品中没有一个用例,而在1930年后仅有2例,且出自同一部作品,都是[+贬斥]的,例如:

  他们一般人搞毁了,不是我说的,像老李那一般人懂得什么戏剧?(林晨《导演先生》,《狮声》1941.1.28)

  其他文本中,“搞”的用例也都是偶尔见到,例如:

  铁抗对于“希腊人”的批评是颇有见地的,但不知怎的对于“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却始终搞不清楚,以致有些论点显得非常模糊。(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1964)

  本世纪以来,这一情况有所改变,“搞”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加,有些仍具[+贬斥]义素,例如:

  过往每逢大赛,英媒总是大玩自己国家队的花边新闻,不然就添柴落火搞国家队分化,搞派系,搞人家的女人,最后搞到国家队踢不出好成绩。(《光华日报》2018.7.1)

  搞不定朝鲜搞中国特朗普准备对华打贸易战(同上2017.8.12)

  但是,也有很多时候这一义素已经脱落,即由[+贬斥]变为[-贬斥],以下均为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的用例:

  新政府如果要开创新的国产车,能否考虑把美中不足的交通系统先搞好呢?(2018.6.27)

  红毛芭居民协会除了拼治安,还把环保资源分类搞得有声有色,今年更获得槟州政府颁发的威省社区环保资源回收冠军。(2017.9.27)

  另外,在具体的使用中,有一些“搞”及其组合形式的意义似乎有所拓展,多少超出了普通话的使用范围。以下是见于《光华日报》标题的两个用例:

  陆兆福:廖中莱花80万公帑借专栏搞个人形象(2018.6.12)

  ——正文所用的表述形式是“提高形象”。

  L.A.Boyz林智文法国完婚城堡马车搞王室婚礼(2018.5.22)

  ——正文中说“他在法国举行王室风婚礼,还出动马车,梦幻又浪漫。”

  这样的发展变化自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和总结,而义素分析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其实,我们不仅应该研究华语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从而反映其真实的内涵及准确的实时使用状况,更应该通过相关的研究总结提升为理性的认识,如隐性差异词包括哪些方面的哪些种类,其形成的原因及可能的发展路径是什么,其间有什么规律性的内涵,应该确立什么样的发现程序和工作模式,由此可以给词义以及词义对比研究带来哪些新知等,总之也完全可以纳入“实论结合”的“两步走”模式。

  3. 结语 

  上文分别讨论了今后一段时间全球华语研究的拓展与加深问题,基本认识是应该而且必须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加深。具体而言,“拓展”包括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每个维度下又各包含两个主要方面:横向拓展既包括覆盖的区域也包括覆盖的内容,纵向拓展则包括相对宏观的对全球华语起源与形成及其扩展分布路径等的考察,以及比较微观的对具体语言事实的显、隐以及发展变化的描写;“加深”则包括“理论”与“事实”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指华语及其研究理论基础的确定与深化、相关理论的应用、建设与创新等,后者则是提出新的概念,寻找新的角度或手段,以求对相关语言事实作进一步的高清晰度或细颗粒度的考察、分析与描写。

  拓展与加深并不是对立的,而是服务于同一主体的两个不同方面,其共同目标是把全球华语研究做大做强,使之提高到新的水平和层次。另外,拓展与加深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一致性:一方面,拓展即是加深,不拓展就难以加深;另一方面,加深也意味着要有所拓展,并且在新的拓展中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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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见《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12年总第15期“马来西亚华语研究专号”前言。

  2(1)这里的“早期国语”指的是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的国家通用语,经常是着眼于跟当下台湾地区“国语”对比而言的。

  3(1)吉隆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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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刁晏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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