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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句尾动词“为”的疑问语气词化
2020年01月08日 15:42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王红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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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何 (以) X为”中“为”起初是个动词, 这种句式的最初形成是语用机制驱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 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进一步促使句尾动词“为”语法化为疑问语气词:首先, “何 (以) X为”中动词“为”的地位降低, 而“X”的核心地位及动作性凸显和提升;其次, 语言单位“何”包含若干言语单位, 通过联想机制, 其中作宾语的“何1”逐渐被作状语的“何2”代替;最后, 在句意自足的条件下, 句尾“为”成为羡余成分并被赋予表疑问语气的特定价值, “何1”虽已被“何2”代替, 但“何1”的疑问特征会传染给“为”, 使句尾“为”也带上疑问特征, 最终使“为”进一步语法化为疑问语气词。

  关键词:句尾动词“为”;语气词;语用机制;语法化;成分感染

  作者简介:王红生,博士, 讲师。研究方向:语言理论及汉语史。

  基  金:陕西省教育厅项目“关中方言领属结构的生命度及其个性” (16JZ005) ;陕西省教育厅项目“关陇方言与陕南方言词汇比较研究” (17JZ007)。

 

  自从朱运申在《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发表《关于疑问句尾的“为”》一文以来, 汉语学者围绕“何以……为”“何……为”等疑问句式对句尾“为”进行了广泛而持续的讨论。从讨论的视角看, 人们的做法可别为两类:一类着眼上古 (先秦两汉) 汉语的共时态, 试图解释句尾“为”在这种时间态中的稳定属性。这是多数人的做法。基于这种视角, 人们对句尾“为”形成两种主要看法:一种认为句尾“为”应是个动词, 另一种认为句尾“为”是个语气词。这两种看法各有其坚定的支持者。另一类着眼上古汉语内部的历时态, 认为句尾“为”在上古汉语中存在历时演变, 比如认为句尾“为”最早是个动词, 后来在历时中演变为疑问语气词, 这是种历时、动态地讨论句尾“为”的视角或办法, 目前基于这种视角讨论句尾“为”的尚居少数, 这方面的较新成果尤以贾齐华的讨论为代表[1]。在这两种视角的取舍上, 本文原则上跟贾齐华相同, 主张应历时、动态地看待句尾“为”的演变, 同样也认为动词、语气词的用法构成句尾“为”语法化过程的前、后两端, 但在句尾“为”如何从动词语法化语气词这种关键问题上, 本文却与贾先生的观点有很大分歧。下面就这一问题谈一些我的看法。

  一、语法规则框架内讨论“何 (以) X为”的困境

  句尾“为”在上古汉语中所能出现的典型语境是像“何以……为”“何……为”这些疑问句式, 其中疑问代词“何”也可能被置换成其他疑问词。为方便讨论, 本文在很多场合将“何 (或别的疑问代词) 以……为”“何 (或别的疑问代词) ……为”等疑问句式统一记为“何 (以) X为”, 只在有必要分述时才采用各自形式。“何 (以) X为”中的“为”起初是个动词, 这可用以下两例来说明:

  (1) 俄而子来有病, 喘喘然将死, 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 (《庄子·大宗师》)

  (2)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生议兵, 常以仁义为本。……然则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 为争夺也。” (《荀子·议兵》)

  例 (1) 中“何 (以) X为”的疑问代词“何”被替换成疑问代词“奚”。其中“奚以汝为”“奚以汝适”并举, “适”是动词, 相同位置上的“为”也应是动词, 下文接应的“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是对上文“奚以汝为”的选择式回答。另外, 据这些语句对应成分的关系也可推知, “奚以汝为”是从基础形式“以……为……”派生的, 其办法是把动词“为”的宾语, 即疑问代词“奚”从“为”后易位至句首。例 (2) 中“凡所为有兵者, 为争夺也”是对“何以兵为”的回答, 这两句的3个“为”具有同一性, 其中“为争夺也”的“为”是动词, 意思是“为了”, 而“所为有兵”是个应分析为“所为/有兵”的名词性结构, 其中“为”也是义为“为了”的动词, 整个结构的意思是“拥有军备的目的”, 照此类推, “何以兵为”的“为”也应是义为“为了”动词, 意思是“拥有军备为了什么”。这两例能证明“何 (以) X为”中“为”最初应是个动词, 而宾语“何”易位至句首且“为”保留在句尾是动词“为”语气词化必不可少的条件。

  可是, 是什么机制或规则制约着“何 (以) X为”中动词“为”的宾语“何”能够远离动词而易位至句首?这是个没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它直接关涉到对句尾“为”的正确理解。朱运申认为句尾“为”是动词, 理由是“古代汉语中, 疑问代词作动词的宾语总要用在动词的前面, 有的甚至要远远离开这个动词”[2]。但是, 这个用以支撑朱先生结论的重要理由多受到反对者质疑。比如, 洪成玉、廖祖桂认为朱先生所谓疑问代词宾语“有的甚至要远远离开这个动词”是“含糊其辞的说法”[3], 张儒更在调查先秦12种典籍的基础上证明不存在朱先生所谓疑问代词宾语远离动词的情况, 据此断定朱先生的理由是“主观臆断”[4]。看起来, 要寻求“何 (以) X为”中“为”是动词或至少最初是动词的证据, 必要做法是要在上古汉语文献中找到疑问代词宾语远离动词的实例, 而贾齐华证明句尾“为”最初为动词的做法也循此途径。

  与一般观察不同, 贾齐华认为疑问代词宾语远离动词“为”有其“客观基础”[1]。贾文所谓“客观基础”是上古文献中为人常见的前置疑问代词宾语和动词被其他语词隔开的情形。如例 (3) :

  (3) 河伯曰:“然则何为乎?何不为乎?” (《庄子·秋水》)

  这个用例中, “何为”是疑问代词宾语“何”前置并紧贴动词“为”的情况, 而“何不为”则是前置的疑问代词宾语“何”和动词“为”被作状语的否定词“不”隔开的情况。按贾齐华的想法, 既然上古汉语大量存在前置的疑问代词宾语和动词被其他状语成分 (如否定词“不”) 隔开的情形, 以此类推, 以动词短语“以……为……”为基础形式, 通过易位将动词“为”的宾语“何”放在“以X”之前来形成“何以X为”便不足为奇, 因为“何以X为”中“以X”作动词“为”的状语, 而“何以X为”无外是上古汉语业已存在的“疑问代词宾语+状语+动词”式的扩展形式, 由于介宾词组“以X”在语链长度上比作状语的语词要长, 从而造成“何以X为”中前置疑问代词宾语“何”远离动词“为”的句法格局。贾文以此为据证明句尾“为”起初应是个动词。应承认, 贾文的论证方式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可用德·索绪尔论述的组合、聚合两种关系的联系给以说明, 这种联系拙文曾做过讨论。[5]具体来说, 贾文以先秦汉语的“疑问代词宾语+状语+动词”这种句法组配为基础, 认为状语位置上不只可出现特定语词 (如否定词“不”等) , 还能出现“以X”这种介宾短语, 这些语词和“以X”在状语上构成个聚合群, 至于“何以X为”只是“疑问代词宾语+状语+动词”这种组配的特殊实现形式。

  笔者注意到, 人们对“何以X为”中“为”的探讨主要基于语法规则, 即上古汉语的语法规则是否允许动词“为”的疑问词宾语“何”向前跨越状语“以X”以形成“何以X为”, 凡否认这种规则存在的学者往往认为句尾“为”是语气词而非动词, 而承认这种规则存在的学者则认为句尾“为”是动词或最初是动词。语法规则是从具体言语材料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结构模式, 这种规则是特定语言社群在某个时期遵守的语言习惯。王力曾指出, 上古汉语中疑问代词宾语前置于动词的句子并非所谓“倒装句”, “因为依照先秦正常的语法结构正是应该这样”。[6]这是说, 疑问代词宾语置于动词前是上古汉语的语法规则。王先生这里说的疑问代词宾语前置于动词的情形并未涉及“何以X为”, 而指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并紧贴动词的情形[如例 (3) 中的“何为”], 或前置的疑问代词宾语和动词被中间词语成分如否定词[如例 (3) 的“何不为”]、助动词等隔开的情形。中间成分为助动词的例如:

  (4) 郑何能为? (《左传·隐公六年》)

  这个用例的助动词是“能”。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动词并紧贴动词的可示为“OV”式, 前置的疑问代词宾语和动词被否定词、助动词等隔开的可表示为“O (否定词、助动词) V”式, 无论“OV”式还是“O (否定词、助动词) V”式都符合上古汉语的语法规则。但是, 能否说“何 (以) X为”符合上古汉语语法规则却是个大问题。本文上面指出贾齐华对“何以X为”的论证有其合理性, 这种论证方式却难用在“何X为”上, 贾文也无意这么做, 而是认为“何以X为”和“何X为”存在历时联系, 后者由前者演变而来, 并且这种演变的句法环境来自X由动词性成分承担的“何+以+动+为”式。例如:

  (5) 孔子曰:“……夫颛臾, 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 且在邦域之中矣,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 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论语·季氏》)

  除常规办法把“何+以+动+为”中的“以X”理解为介宾词组作状语外, 贾文以为, “何以X为”演变为“何X为”更可能由另一种“简捷明快, 后来逐渐占了上风”的理解引发, 即“突出‘何+以+动+为’句式中‘动’的动作行为实践性, 如将‘何以伐为’理解为‘为什么要讨伐 (颛臾) 呢’?”这种情况下“何以X为”中的“‘以’并没真正发挥介词的作用, 可谓形同虚设, 形同虚设就可以省却, 于是就形成‘何+动+为’句式”。贾文的用意当然并非专注于“何以X为”如何变成“何X为”, 而是认为这种演变导致句尾动词“为”虚化为介词“为”, 而介词“为”最终语法化为语气词。[1]本文以为, 贾文的论证虽可自圆其说, 却主要有两方面不足:其一, “何以X为”“何X为”等在上古文献中并存, “何”“为”在这些句式中分别对应, 很难说它们不具有同一性, 而说其中一式比另一式更早, 其中一式派生另一式缺乏足够证据;其二, 贾文据所取的理解认为动词“为”演变为语气词的过程中有个介词用法的中间阶段, 而把这种介词用法当作句尾语气词“为”形成的条件也未必可靠。即便认为“何以X为”中“以”“形同虚设”而把句尾“为”当成介词, 上古汉语哪有动词后接“为”字介宾词组 (即“动+介词‘为’+宾语”) 的语法规则?这里的“为”应还是个动词。另外, 在方法上贾文利用文献异文来论证句尾“为”的介词性, 如认为分别用在《韩非子》《说苑》《史记》的“何为而泣”“何为泣”“何哭为”“异文而同意”, 前两者中“为”是介词, 以此可推后一个“为”也当为介词。利用文献异文是传统训诂学训释词义的办法, 但不能指望这种办法能得出科学的语法结论, [7]这几种文献中的“为”只能算“同意”, 至于这些“为”是否具有功能的同一性是另一回事。另外, 汉语动词、介词颇有纠葛之处, 若把此处《韩非子》等文献中的“为”理解为动词也未尝不可, 因为上古汉语本就存在“动+而+动” (如“何为而泣”) 、“动+动” (如“何为泣”) 这种语法规则。

  我们在语法规则框架内讨论“何 (以) X为”中疑问代词宾语“何”易位至句首而动词“为”放在句尾的机制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 但这并非唯一可供选择的途径, 而导致句法成分易位及由此引发的后果也可能归因于语用机制。与主流论证办法不同, 本文更相信是语用机制造成了“何 (以) X为”句式, 在此基础上论述句尾“为”语法化为语气词才可能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下面讨论这种语用机制。

  二、“何 (以) X为”形成的语用机制

  要给句末动词“为”的语法化整理出尽量合理的研究方案, 应对包含“何 (以) X为”的上古汉语语料加以分类, 并辨析这些类别可能存在的时序先后及内在逻辑关系。各种语料中, 本文以为, “何 (以) X为”以句子 (包括单独成句及构成复句的分句) 形式出现的用例尤当引起重视, 这种形式极可能是句尾动词“为”语法化的原始环境, 而这种形式更有可能是言语交际中说话人为特定语用目的而移动句法成分造成的, 并且动词“为”的语法化是这种语用机制发挥效能的结果。

  “何 (以) X为”中“为”起初是动词, “何”是其置前宾语, 据句法成分的逻辑语义关系, 可假设“何 (以) X为”的深层结构是“ (以) X+为+何”, 而“何 (以) X为”是从这种深层结构通过宾语成分“何”的向前易位生成。为方便说明“何”易位的轨迹, 可参考生成语言学的语迹 (trace) 理论, [8]认为“何”每向前移动一步会在原先位置上留下一个语迹。若用“t”表示这种语迹, 从深层结构“ (以) X+为+何”生成“何 (以) X为”的过程至少经历A、B、C三步, 即:A. (以) X+为+何→B. (以) X+何+为+t→C.何 (以) X+t+为。其中, A到B是说宾语“何”首先移位于动词“为”之前, 这种移位受制于语法规则, 因为上古汉语语法规定, 疑问代词作动词宾语要放在动词前面。例如:

  (6) 贵有德何为也?为其近于道也。 (《礼记·祭义》)

  B到C是说处在动词“为”前、“ (以) X”后的疑问词“何”进一步移位到句首, 这种易位则归因于语用机制。这种语用机制可别为I、II两类, 为说明方便, 本文将这两类语用机制生成的“何 (以) X为”分别记作“[何 (以) X为]1”“[何 (以) X为]2”:

  I.言语交际中为使新信息变为旧信息。旧信息是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共知信息, 而新信息是说话人传递的、对听话人来说未知的信息 (至少在说话人看来是听话人未知的信息) , 新信息也是听话人希望更多获取的信息。新、旧信息会投射到句法结构中, 由具体结构成分来承载这些信息。在话语链中, “话题+述题”是基本信息结构模式, 其中话题是信息传递的出发点, 代表旧信息和背景知识, 而述题是对话题的陈述说明, 代表新信息和语义凸显部分, 是句子信息传递的重点。

  一般说, 汉语的句首名词代表话题, 句首名词之后的其余成分表示述题, 述题虽并非完全由述宾结构承担, 但至少是这种信息成分的核心。比如, “昨天我见过他”, 这句话的句首名词“昨天”是话题, 其余成分“我见过他”是述题, 是对“昨天”这个话题的陈述和说明, 这个述题虽不完全是述宾结构“见过他”, 但“见过他”却是说话人句意表达的重点, 是听话人更为关注的内容。汉语信息结构模式可用言语链中的句法成分描述为:[NP1]话题+[……[V+NP2]]述题。这是说, 汉语的倾向规律是, 句首的句法成分NP1作话题, 述语虽不只为述宾结构“V+NP2”, 但它却是信息传递的重点。

  句法结构成分承载的新、旧信息并非一成不变, 根据表达需要, 新、旧信息可相互转换, 而转换的主要手段是易位。张伯江、方梅指出:“易位现象其实质不是句法成分互换位置, 而是信息成分根据交际需要的有序排列”[9]。汉语可采用这种手段将新信息转换成旧信息, 如信息结构模式“[NP1]话题+[……[V+NP2]]述题”, 只需将代表新信息的述题“[……[V+NP2]]”中的特定成分移至句首作句子话题, 这会使本来代表新信息的成分转换为表示旧信息的成分。“[何 (以) X为]1”形成的语用机制便基于这种易位。根据这种语用机制解释上文论及的生成“何 (以) X为”所经历的A、B、C三阶段:A、B阶段不仅维持着“为”“何”间的述宾关系, 而且这两种成分的结合体 (如B的“何为”) 共置于信息结构的述题中, 它们代表句法结构蕴藏的新信息, 其中疑问词“何”不只是新信息且为焦点信息 (这种看法下文会论及, 这里暂略) ;到C阶段, 动词“为”的宾语“何”从“为”前的位置易位至句首形成“[何 (以) X为]1”, 而易位的动机是使“何”由代表原来述题中的新信息或焦点信息变为代表句子的话题, 而作为说话双方的共知信息或旧信息。

  疑问代词“何”本来代表疑问点, 当“何”传递新信息或焦点信息, 这是有疑要问的语句, 当说话双方都明白疑问词“何”的所指, 把这些内容当作共知信息或旧信息, 语用上选择“何”作为句子话题, 这就会形成无疑而问的反问句。“[何 (以) X为]1”便是这种反问句。如例 (5) 中, 孔子认为颛臾国不该攻伐, 理由是“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 且在邦域之中矣, 是社稷之臣也”, 在孔子看来, 这种理由已够充分, 他用个话题为疑问词“何”的问句“何以伐为”意在告诉冉有、季路, 不管是自己还是听话人 (他的两个学生) 都明白没什么理由要去攻打颛臾。这里的“何”表面上是询问原因或理由, 实是说话双方共知信息。正因明白这个道理, 冉有才辩解说“夫子欲之, 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辩词中“夫子”和“吾二臣”是对比成分, “夫子”指鲁国的权臣季氏, “吾二臣”指做季氏家臣的冉有和季路, 冉有特意在“吾二臣”后面加个“者”, 意在强调他和季路不想这样, 拙文曾论及这里的“者”应是个古汉语的焦点标记, 其功能为标志句意的焦点成分。[10]

  II.言语活动中为强调特定句法成分而将这个成分放在句首。言语主体根据表达需要会特意强调语句中某种重要等级高的语义成分, 而强调的主要手段也是句法成分的易位。与本文的论述相关, 邢福义曾指出, 汉语“主前谓后, 这是主语和谓语的正常位置。为了强调谓语部分所表达的意思, 有时主语安置在谓语的后头, 造成主语和谓语的位置异变”。我们注意到, 邢先生反复使用“突出”这种字眼来分述各种句式“主语谓语的位置异变”的表达效果, 如陈述句中“主语谓语的位置异变是为了突出说话人陈述事实时的注重点”, 感叹句中“主语谓语的位置异变是为了突出说话人咏叹事物时的特殊感觉”, 祈使句和疑问句中“主语谓语的位置异变是为了突出说话人的要求或疑问”。[11]细加分析邢先生所举的“主语谓语的位置异变”的汉语各例, 其“主语”“谓语”实与上文论及的信息结构成分“话题”“述题”分别对应, 换成这些信息成分, 这里所谓“主语谓语的位置异变”实是为强调或“突出”述题而将之置于话题之前, 或者说用易位手段凸显述题表达的新信息或重要信息。

  如上文所论, 汉语信息模式“[NP1]话题+[……[V+NP2]]述题”中的述宾结构“V+NP2”虽不能说完全构成述题, 但由于隶属述题, 其代表的也是重要信息。不仅如此, 述题代表的重要信息中还可能包含焦点信息。比如, 在保持有疑要问的前提下, 当“V+NP2”的宾语“NP2”是疑问词时, 这个疑问词代表的就是焦点信息。张斌曾指出, “疑问句的焦点是疑问点, 它是未知信息的中心”[12], 而疑问词就是这种疑问点。我们曾论及, 上古汉语并存的“OV”“VO”式, 形式上既有区别也理应代表不同语法价值, 而包括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动词在内的“OV”式的语法价值是凸显句法焦点。[13]跟凸显陈述部分的重点信息而前置易位一样, 为强调作动词宾语的疑问词焦点成分, 也可通过易位将焦点成分前置于句首, 而“[何 (以) X为]2”便产生于这种语用机制。根据这种语用机制解释上文论及的生成“何 (以) X为”所经历的A、B、C三阶段:A阶段揭示了动词“为”和疑问代词“何”在深层逻辑意义上的述宾关系;到B阶段, 受上古汉语语法规则制约, 疑问代词“何”需易位至动词“为”前, 这种易位并非语用驱动使然, 而是预示一种新语法价值, 即标志置前的疑问词“何”为句法焦点;到C阶段, 受语用驱动, 说话人为强调动词“为”的宾语“何”所代表焦点信息而进一步将宾语“何”移至句首, 这样便形成“[何 (以) X为]2”。例如:

  (7) 杨朱游于鲁, 舍于孟氏。孟氏问曰:“人而已矣, 奚以名为?”曰:“以名者为富。” (《列子·杨朱》)

  (8) 闻吏至门, 平原君欲自杀。诸子及吏皆曰:“是未可知, 何早自杀为?”平原君曰:“我死祸绝, 不及而身矣。”遂自刭。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例 (7) 中动词“为”的宾语“奚”代表目的, 例 (8) 中动词“为”的宾语“何”代表原因, 这两句中疑问词代表的信息都是焦点信息, 说话人为了强调这些焦点信息, 而将它们分别置于句首。

  由于I、II的语用机制不同, 其所形成的“[何 (以) X为]1”“[何 (以) X为]2”虽然同形, 但它们表达不同的语用含义。根据这种论述, 我们虽承认“何 (以) X为”中的“为”最初应是个动词, 但认为这种句式的最初形成是语用动机驱动的结果。

  三、句尾动词“为”的疑问语气词化

  本文以为“何 (以) X为”中句尾动词“为”在语法化为语气词的过程中未必像贾齐华认为的经历了个介词阶段。[1]语法化隶属语言历时演变, 而论述历时现象却少不了对共时的分析。共时、历时是德·索绪尔区分的语言时间态, [14]这两种时间态的区别和关联在当前受到不少论者质疑, 我们曾对这些质疑观点做过分析。[15]笔者认为, 共时、历时既有本质区别又互相联系、互为前提, 而研究历时则要以共时为基础, 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必要条件。[16]要研究句尾动词“为”的历时演变或语法化, 则需对“何 (以) X为”在共时中潜存的重要特征作出分析, 这些特征为“为”的历时演变提供了必要条件。由语用机制而成的“何 (以) X为”不得不说是这种演化的开端, 而构成“何 (以) X为”的句法成分及其关系则进一步促使动词“为”的语气词化。共时中构成“何 (以) X为”的成分及其关系存在或潜存的以下主要特征对句尾动词“为”的语气词化是必要的:

  其一, 动词“为”与其宾语“何”的逻辑语义关系。综观上古汉语“何 (以) X为”的用例, 动词“为”与其宾语“何”的逻辑语义关系可别为两种, 即表原因或表目的, 其中疑问代词“何”对应现代汉语的“什么 (原因或目的) ”, 动词“为”需据不同上下文译成现代汉语的“做”“为了”等, 而“为”“何”配合起来要理解为“做什么”或“为了什么”。

  其二, 疑问代词“何”具备的句法、语义特征。“何 (以) X为”中“何”使用了它的典型用法, 即功能上作动词的宾语, 并且语义上表指代性的“什么 (原因或目的) ”。正因如此, 这里的“何”可被名词性的“何故”替换。例如:

  (9) 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为论述方便, 本文把这种“何”记作“何1”。上古汉语的疑问代词“何”不只能作宾语, 还可以作其他句法成分, 特别是能作状语, 而作状语的“何”也能表原因或表目的。例如:

  (10) 子有酒食, 何不日鼓瑟? (《诗经·唐风·山有枢》)

  (11) 能哲而惠, 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尚书·皋陶谟》)

  (12) 夫子何哂由也? (《论语·先进》)

  本文把作状语且表原因或表目的的“何”记作“何2”。由于“何2”能表达跟“何1为”同等的语义价值, 故而它们可以相互替换。以下是“何2”位置上使用“何1为”的用例:

  (13) 秦伯怒曰:“何为哭吾师也?” (《谷梁传·僖公三十三年》)

  (14) 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 (《史记·淮阴侯列传》)

  朱德熙等曾将语法词别为“概括词”“个体词”两种, 并论述了它们的辩证统一关系。[17]拙文在朱先生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语法单位分为“语言单位”“言语单位”两种, 并认为言语单位是从言语链条中直接切分出来的, 其基本特征是差别性, 而语言单位则是将切分下来的言语单位据语法价值的同一性抽象归纳的结果, 语言单位类似数学的集合, 而它包含的若干言语单位类似集合的元素。[18]将这种观点用来分析疑问代词“何”:“何”在上古汉语中代表一个语言单位, 它实现在不同言语链中的若干形式, 如作宾语的“何1”、作状语的“何2”等是这个单位的不同言语单位。这些言语单位存在差别性 (如“何1”“何2”的所指存在差别, 其间的关系可示为“何2=为+何1”) , 但由于具有语法价值的同一性, 这些言语单位应隶属同一个语言单位“何”, 即“何={何1, 何2, ……}”。在共时中, “何1”“何2”等言语单位通过价值同一性聚集在一起, 是潜存在上古汉语社群心理中的共同知识。

  其三, “何 (以) X为”中“X”的语类分布。就上古汉语实际来说, “何以X为”中承担X的主要是名词性成分和动词性成分, [19]这两种成分在X的分布平分秋色。与此不同, “何X为”中承担X的则一般为动词性成分。除上文所举的有关用例外, 这里再举几例:

  (15) 父有罪, 何以召其子为? (《史记·楚世家》)

  (16) 对曰:“未祀先君而以燕, 非礼也。”公曰:“何以礼为?”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17) 由之者治, 不由者乱, 何疑为? (《荀子·成相》)

  前两例是“何以X为”的用例, 其中例 (15) 中“召其子”为动词性成分, 例 (16) 中“礼”为名词性成分。例 (17) 是“何X为”的用例, 其中“疑”是动词性成分。这种分布说明, 在上古汉语中, 承担“何 (以) X为”中的“X”以动词性语类占优。汉语的名词性语类和动词性语类本有难解难分的关系, 沈家煊的《名词和动词》一书[20]及其他论述[21]对这种关系做过深入讨论, 而上古汉语中频现的名、动语类互相“活用”的现象似乎也能证明这种观点。

  以上三点是“何 (以) X为”在共时中的主要特征, 而句尾动词“为”的疑问语气词化是基于这些方面的互动作用而进一步历时演变的结果。历时演变中, 至少有以下主要因素促使句尾动词“为”变为疑问语气词:

  首先, “何 (以) X为”中动词“为”的地位降低, 而“X”的核心地位及动作性进一步凸显和提升。“何 (以) X为”中“X”主要是动词性语类, 而动词性语类的典型意义是表示动作行为。包含动作行为的句子, 其核心是表动作行为的句法成分, 分析这种句子要以动作行为成分为核心, 通过考察这种核心及其所维系的周边成分间的关系来理解句意, 配价语法的原理便基于此。由语用机制而成的“何 (以) X为”, 如其深层结构“ (以) X+为+何”所示, 其中包括“X”“为”两个动词, 这两个动词理应都居核心地位。但是, 从语义关系说, 动词“为”显得比较特殊, 它联系的语义成分是言语单位“何1”, 基于语义的同等价值, “为+何1”有被“何”的另一种言语单位“何2”代替的潜在可能。这样会使“ (以) X+为+何”中动词“为”的地位大大降低, 相反会使动词“X”的核心地位及动作性进一步凸显和提升。

  其次, “何1”逐渐被“何2”代替。“何 (以) X为”中动词“为”与其宾语“何1”的关系特别有利“何1”被“何2”代替。另外, 随着“何 (以) X为”中动词“为”地位的降低及“X”核心地位及动作性的进一步凸显和提升, 这使位于X之前的“何”作状语来修饰“X”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语言单位“何”包含的若干言语单位, 即“何1”“何2”等通过价值的同一性聚在一起, 这种言语单位的聚合体通过联想机制储存在上古汉人的社群心理中, 在“何”作状语的趋势愈加明显的情况下, 汉人社群也会通过联想机制将语言单位“何”包含的言语单位“何1”用“何2”来代替。在“何 (以) X为”的发展中, 这种代替关系被“何 (以) X为”前可另加别的语法成分 (特别是副词) 所强化。例如:

  (18) 生不布施, 死何含珠为? (《庄子·外物》)

  (19) 子木愀然, 曰:“夫子何如?召之, 其来乎?”对曰:“亡人得生, 又何不来为?” (《国语·楚语》)

  (20) 君又何以以疵言告韩魏之君为? (《战国策·赵策》)

  最后, “何2”作句首成分后, 句尾“为”成为羡余成分而进一步变成语气词。作状语的“何2”代替“何1”之后, 由于语义上“何2=为+何1”, 在满足句意自足的条件下, 句尾“为”成为一个羡余成分, 但“为”这种羡余成分在语法价值上并非完全多余, 而是被赋予表疑问语气的特定价值。“何2 (以) X为”虽然代表疑问的句法语境, 但不能说是这种环境直接导致动词“为”语气词化, 这是机械主义的观点。在本文看来, 句尾“为”最终能语法化为表疑问语气的语气词, 主要归因于语法化的滞留原则及句法成分间的相互感染。“滞留原则”的原初涵义是说“一个实义词演变为功能词以后, 原来的实词义往往并未完全丧失, 新出现的功能词多少还保留原来实义词的某些特征, 这些残存的特征对功能词的用法会施加一定的制约”[22], 将这种原则使用在句尾“为”的演变是说, “何1 (以) X为”中的“何1”虽已被“何2”代替, 但原来“为”和“何1”的关系特征继续保留在“为”上, 而说到“为”能让人联想到原来与之存在关系的“何1”。另外, “何1”表疑问信息, 而“为”本不具疑问特征, 但“何1”和“为”在“何1 (以) X为”中存在直接关系, “何1”的疑问特征也会传染给“为”, 使句尾“为”也带上疑问特征, 随着句意自足的“何2 (以) X为”代替“何1 (以) X为”, 句尾的“为”也进一步语法化为句末疑问语气词。

  四、结语

  本文同意索绪尔提出的“语言中凡属历时的, 都只是由于言语”[14]的观点, 据此认为“何 (以) X为”的形成主要基于语用机制。单位问题是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据于秀英对索绪尔《第二次教程导论》的介绍, 这个导论“涉及语言学所有基本概念, 而这些基本概念又都围绕一个词, 这就是语言单位, 它的出现频率高达200次!语言学的单位问题一旦得到回答, 那么一切都将迎刃而解”[23]。在句尾“为”的历时演变的探讨过程中, 本文将有关疑问词“何”的单位问题摆在这种探讨的重要位置, 这是因为“何”的单位问题对解决句尾动词“为”的疑问语气词化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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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于秀英.索绪尔的启示——代译后记[M]//普通语言学手稿.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315-316.

作者简介

姓名:王红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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