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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语方言的语义类型学意义 ——兼谈语义类型学视野下汉语方言大型词典的编纂
2021年01月07日 11:32 来源:《语文研究》 作者:黄树先 吴娟 字号
2021年01月07日 11:32
来源:《语文研究》 作者:黄树先 吴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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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语义类型学(lexical typology)是跨语言的语义研究,是类型学中发展比较晚的一个分支学科。语义类型学主要是从概念入手,看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语言里会有哪些相同的语义演变模式。俄罗斯、法国、德国等许多国家正在对不同语言的词义演变模式进行专题研究。文章认为,中国境内的语言,历史悠久,文献古老,方言丰富多彩,而且每一个方言都有自己的特色,是进行语义类型学研究的上佳材料。在此基础上,文章论述了汉语方言在语义类型学方面的价值,并倡导在方言快速消失的大背景下,尽快编纂大型的可供语义学类型研究的汉语方言词典。文章认为汉语方言大型词典,不仅可以为语义类型的研究提供材料,还可以为语言学的全面研究提供便利,为即将逝去的方言建立永久的语言档案。

  关 键 词:语义类型学;汉语方言;方言词典编纂

  作者简介:黄树先,吴娟,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9)。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汉藏语基本词词库建设”(项目编号:2018VJX074)阶段性成果。

  一、语义类型学的兴起

  词是音跟义的结合体,是语言中最重要的基本单位。在语言诸多分支学科中,词语的研究开展得最早,历史最为悠久。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训诂为主的时期”。[16]1训诂,就是古代以研究词义为主的学问。中国语言学对词语研究的成就也很突出。但是,由于研究材料的限制,研究者基本上只注重汉语内部的材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个学科的快速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步意识到,词义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某个具体的语言,应该进行跨语言的比较。于是开始了与其他语言词语的比较研究,并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比如周法高先生(1972)在评白保罗的《汉藏语言概论》时曾列举了几个例子。[27]王力先生(1982)研究汉语的滋生词时,也拿汉语跟别的语言进行了比较。王力先生说,汉语滋生词,有些和欧洲语言的滋生词相似。例如,拉丁语piscis(鱼)滋生为piscari(捕鱼),和汉语“鱼”滋生为“渔”相近似;法语balai(笤帚)滋生为balayer(打扫),和汉语“帚”滋生为“扫”相近似;法语fouet(鞭子)滋生为fouetter(鞭打),和汉语“箠”滋生为“捶”相近似;法语commander(统率)滋生为commandant(统帅),和汉语“率”滋生为“帅”相近似;法语large(广阔)滋生为élargir(扩大),和汉语“广”滋生为“扩”相近似;法语distiguer(辨别)滋生为distinction(分别),和汉语“辨”滋生为“别”相近似。[14]54-55伍铁平先生(2011)出版了《比较词源研究》。[19]不过,这些成果还是零星的,并未形成系统。

  1997年,欧洲的Linguistic Typology(《语言类型》)创刊,2007年刊发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Koptjevskaja Tamm的Approaching Lexical Tpology(《走近词汇类型学》)。该文介绍了词汇类型学的定义以及研究内容。[22]15词(语)义类型学正式形成。

  语义类型学是跨语言的语义研究,对研究语义类型至关重要。所以语义类型学兴起后,发展速度比较快。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欧洲的语言学家正在组建跨语言比较的数据库,试图研究语义演变的模式。如欧洲几个类型学研究中心,联手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类型学视角的核心词:语义转移和形式/意义关系”(core vocabulary in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emantic shifts and form/meaning correlations)的研究。这个大型合作项目的研究目标就是寻找语义演研变的规律。项目涉及的语料,包括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高加索语系、闪含语系,以及汉语。[23]152

  国外语义类型学发展速度快的标志,除了上面介绍的大型联合项目外,还创办了相应的杂志、网站,出版了大量的著作。相关介绍可参考张莉(2016)。[23]14

  本文认为,汉语有悠久的历史,古代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特性。古代汉语丰富的文献记录了不同时期的汉语特色。汉语发展到现代,各个地方的方言也是多姿多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汉语具有语义类型学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该深入挖掘汉语的材料,为语义类型学研究提供最佳的材料。

  二、汉语及其方言是语义类型学研究的绝佳材料

  2.1 外语与汉语词汇的比较研究

  欧洲学者在进行语义研究时,也在利用汉语的材料进行相关的研究。如西方第一本有影响的关于汉语的语言学著作是美国著名的汉藏语言学家马提索夫(James A.Matisoff)编辑注释的《汉藏语言概论》。[2]该书197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中文译本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78年,马提索夫出版了Variational Semantics in Tibeto-Burman(《藏缅语语义演变》)。[28]该书副标题是The Organic Approach to Linguistic Comparison(用器官词进行语言比较)。书中的例子差不多都是身体部位的词语。马提索夫的这本研究语义演变的专著,主要考察身体部位词在藏缅语里的不同演变,材料涉及到了汉语。作者在序言里说,惠特利(Julian Wheatley)熟练地用笔手绘各种图表和表格,补写汉字。书中有不少汉语的例子,汉字均是手写上去的。后来马提索夫宣称,身体词是核心词最重要的部分,是词语比较的“特种部队”。这一认识跟该书的研究有密切关系。

  国内比较系统地进行跨语言词义比较研究的是伍铁平先生,他提出的比较词源学就是一种跨语言的比较。他用了许多包括俄语在内的外语材料,也有不少的汉语材料。[19]

  语义类型学的研究,是对不同的语言进行比较,这就需要选择不同种类的语言,并且一定要有相当的数量,这样才能保证比较的可信度。

  2.2 汉语的特殊性

  汉语历史悠久,文献出现的时间久远,流传下来的文献数量众多。目前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语言像汉语这样,能够上下贯穿几千年,东西纵横几万里。从语言理解度的角度说,汉语不是一种简单的(单一的)语言,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早期的汉语可以认为就是一个语族,是一个跟藏缅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并列的语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汉语不断分化,先演变成不同的“语言”,再演变成现在各个具体的方言。

  古代汉语从汉藏语系分化出来以后,不断发生改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汉语的历史,大致可以切分为先秦汉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古汉语。流传下来的先秦文献,记录的上古汉语,乃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言。这个时期的书面语言,涵盖先秦的经史子集,所记录的是汉藏语系最古老的语言。其后,汉语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一直到元明清。这段历史的汉语,我们称之为中古汉语、近代汉语。

  上古汉语、中古汉语以及近代汉语,尽管是一种语言之下的“语言”,但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汉语的形式,不管是语音的,还是语法、词汇的,都各有不同特色。从语义类型来看,这些各具特色的汉语,时间跨度长,文献量丰富,对于语义类型学的研究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语言研究材料。

  古代汉语是一个笼统的名词。古代汉语本身跨度非常大,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可以将其分成若干种方言,各方言因具有各自的语音、语法、词汇体系,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代汉语是由不同“语言”融合而成的。以先秦时期的《诗经》为例,单是押韵,不同地区就有差异。《礼记·王制》中也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西汉扬雄也看到了汉语的差异,其《方言》一书中详细说明各地语言的不同。从扬雄的《方言》来看,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达。林语堂先生在《前汉方言区域考》里将《方言》中的语言分为12个语言区。[11]21由此可见,古代汉语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特色。这些各具地方特色的古代汉语,正是我们进行语义类型研究最好的语言材料。

  明清以后形成的现代汉语,在各个地方形成不同的变体。这些现代汉语方言,尽管都属于现代汉语范畴,但是各地的方言差别很大。赵元任先生在介绍李方桂先生的一篇文章里说:“山西话与广东话的差别比英语和法语的差别还大。”[3]11上世纪60年代,王育德根据施瓦迪士的《词表》进行了调查,认为客家话和闽南语与吴语的差别,就像印欧语系中不同的语族之间的差别。[17]前苏联雅洪托夫(Yakhontov)在他的《汉语史论集》中也介绍了王育德在上个世纪所做的关于汉语方言的研究。[22]83由此可见,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也是非常巨大的。尽管现代汉语方言,差别巨大,但我们依然认为,它们仍然属于现代汉语,是一种语言。如此巨大差别的各地汉语方言,对于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同样有积极的意义。

  2.3 汉语的语义类型学意义

  语言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5]456作为一名语言学学者,我们赞成汉语是一种语言,包括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各个地方的汉语方言都属于汉语,都是同一种语言。我们反对把汉语看作是不同的语言。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汉语历史悠久,地域跨度大,各个不同时期的汉语,不管是古代的汉语,还是现代的汉语,各地的语方言面貌都有比较大的差异。语言差异比较大,语言显示出来的特色就明显、丰富。我们可以把这些差异明显的汉语方言拿来做语言类型研究的材料。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汉语”,就是一种很特殊的语言,其内部其实是不同质的。把汉语的材料,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本身就具有类型学的意义。

  汉语内部不同质的方言,并非一个单纯的共时平面的语言,所谓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是经过历史累积而成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汉语”,可以分为历史累积的部分,以及现在还活着的各种现代汉语方言这两个形态。历史累积的部分主要是靠文献的记载。古代不同时代书写的文献,记录的是不同时代的不同“汉语”。这些不同时代的语言材料,是不同性质的材料累积而成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看作汉语在不同地方的变异,我们也可以根据它们之间的联系,对各地不同的方言进行研究。

  既然汉语古今有比较大的差异,我们所做的汉语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有类型学的价值,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或者说,我们先前的许多研究,使用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汉语语言材料,所作的研究,其实就是跨语言的比较,就是类型学的研究。总之,“汉语”的特殊性,表现在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的材料,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语言面貌并不相同,使得汉语的材料可以看作是类型学最宝贵的材料。这些材料大致包括历史文献材料和方言材料两个大的部分。

  (一)历史文献材料。“汉语”历史悠久,有古老的文献。它们保留了语言演变的痕迹。语言在演变的过程里,会创造出新的语言形式,同时也会丢掉不少旧有的语言成分和特征。一个语言丢掉了哪些东西,又在什么时候产生了新的语言现象,单靠语言本身(指语言的口语形式)是不容易回答的,很难找到确切的答案。汉语丰富的历史文献,记录了不同时代的语言,保留了历史上许多的语言现象。笔者曾在一篇文章里把汉语文献在我们语言研究中的作用归纳为4句话:[8]

  (1)汉语文献时间最早。汉语早期的文献,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应该就是甲骨文、金文。甲骨文出现在殷商后期(盘庚东迁到纣王灭亡)。根据《竹书纪年》,殷商后期积年273年,八朝12王。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殷墟一期据碳14测年,最早的洹北花园庄T3兽骨年代为3039±35;盘庚迁殷后为1300B.C。也许在这以前就有文献,因为古书中传说的仓颉造字是有依据的。有文字,就会留下文献。保存在《尚书》中的《虞书》《夏书》虽不可完全相信,但也应该不会是完全凭空捏造。《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把夏的始年定在公元前2070年。据此推测,汉语最早的历史文献比起两河流域也许会晚一些,但在汉藏语系语言中,没有发现哪一个语言的文献比汉语早。

  (2)汉语文献没有间断。两河流域的文献比汉语早,但这些文明后来都中断了。而汉语文献连绵几千年,一直发展到今天。历史文献的连续性,决定了汉语在汉藏语系语言中的特殊地位。同时它在整个语言学界也有重要地位,因为历史文献的连续性,可以让我们观察汉语在不同时期的面貌及演变。

  (3)汉语文献数量多。《四库全书》收书3500多种,这只是汉语历史文献中的一小部分。汉语古籍到底有多少,还是一个未知数,有人说8万,也人有说是12万。具体数字不清楚,但绝对数量还是很大的(新出的《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古籍20余万种)。[26]

  (4)汉语文献经过了系统的整理。汉语文献自汉代以来,已有两千多年的研究历史。汉语文献的研究有自己的传统,这是我们研究汉藏语系语言的宝贵遗产。

  汉语历史文献为我们观察、研究语言,尤其是进行语义类型学的研究,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这是别的语言所不具备的。我们可以举例来加以说明。在自然语言里,可以用身体部位来命名服饰。比如手、胳膊,可以当衣袖讲,如缅语“手,袖子”。[9]阿尔泰语的满通古斯语rapa“四肢;袖子”,突厥语koл“手;袖子”。[1]英语的arm“臂;袖子”,armlet“袖带”。德语的Arm“胳膊,臂;臂状物;长袖衣服”,“袖子”。法语的aileron“翼端;手臂;(肩部的)短袖”。但是这些语言里,这样的例子不多。而汉语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出好几个:

  (1)袼。“胳”,胳膊,也当衣袖讲,字后作“袼”。《说文》:“胳,亦下也。”段注:“按衣袂当胳之缝亦谓之胳,俗作袼。”

  (2)。“”作衣袖讲,跟“腋”有关。《方言》卷四:“襜谓之。”郭注:“衣掖下也。”

  (3)祛。“胠”指腋下。《说文》:“胠,亦下也。”跟表示腋下的“胳”一样,“胠”也可当衣袖讲,字或作“祛”。《说文》:“祛,衣祛也。”“祛”指衣袖、袖口,见段注。章太炎先生认为,“亦胠胳祛”等字都是同一个来源。[25]324

  (4)袂。《说文》:“袂,袖也。”又特指袖口。

  

  汉语历史文献里的这8个例子,应该不是一个共时平面的语言现象。我们说古代汉语记录的是不同时代的语言,这些文献当是累积形成的。把这8个例子进行比较,本身就是类型学的研究。

  (二)方言材料。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尽管我们认为都是现代汉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各地的方言差别比较大,不同的方言,在语言方面有不同的表现。丰富的方言材料,也是我们进行跨语言比较绝佳的材料,这是其他语言不能比拟的。比如上面讲到的身体部位名跟服饰名有关的现象,在我们看到的几乎每一个汉语方言里均有这种语义演变现象。再如:

  眼珠子,古汉语称眼珠子为“瞳”。《玉篇》:“瞳,目珠子也。《大传》:舜四瞳子也。”字或作“童”,《汉书·项籍传》:“项羽又重童子。”王力先生说,“童僮瞳”同音。瞳孔中有人像,故称为童子,亦写作“瞳子”。[15]381

  有学者调查,世界上有30余种语言以“孩童”命名瞳孔。[12]41-42如,英语pupil“学童;瞳孔,瞳人”,也称pupil of the eye。德语pupille“瞳孔”,pupillar“瞳孔的”,pupillarisch“未成年人的”。

  汉语方言中关于“眼珠子”的材料则十分丰富,构词理据也十分有趣。人们观察到,眼珠里能反射出人影,故闽语把瞳孔叫“人影头”。[21]130还有不少方言把眼珠子叫“眼人”,或者“目人”,其中“人”或写作“仁”:闽语“目仁”,眼珠,瞳人;[21]1231客家话、闽语“目珠仁”,瞳仁,眼球,眼睛。[21]1249

  此外,汉语方言里还有更生动的说法,即用“娘、媳妇、公子、小人”来表示“眼珠子”,如:

  (1)娘:吴语“眼睛娘儿”。[21]5463

  (2)媳妇:晋语“媳妇头”;中原官话、晋语“媳妇人儿”;冀鲁官话“黑媳妇”。[2]6730,6138

  (3)公子:“人公子”,客家话指瞳孔、闽语指小孩的人影。[21]128

  (4)小人:江淮官话“小人”;[21]416“小人头”,中原官话指瞳孔、吴语指男孩子。[21]430闽语“囝子”,[21]726“”即人字。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方言的语义类型学意义和价值。

  三、语义类型学视野下汉语方言大型词典的编纂

  汉语的每一种方言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些鲜活的方言,是我们进行语言研究最好的材料。深入研究汉语方言,可以从两个方面切入:第一,田野调查,即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来记录方言,包括语音、语法、词汇。第二,挖掘方言的历史,收集方言作品,包括民间文学、戏剧曲艺,乃至账簿等日常民间文书、地名等材料,以及保存在地方文献,比如方志里的珍贵材料。

  方言材料的收集、整理,可以有多种形式,如进行专书研究或资料汇编等,其中用词典的形式记录方言是一种比较便捷而有效的方式。中国很早就有编纂方言词典的传统,如果降低要求来看,西汉扬雄的《方言》就可以视作一本方言的分类词典,至少是一个方言分类词表。“五四”以后,尤其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方言词典正式出版的数量非常庞大。可是,以往的汉语方言词典,往往强调方言的特色,故尔挖掘所谓方言特色的多,而全面收集一个方言词语的确很少见。

  以往的方言词典,收集的词条偏少,究其原因,与我们对方言的定位有关,我们没有把方言作为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来对待,对全面记录、描写这个方言的重视不够。对于方言词典的定位,也不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虑的。因而方言的调查,以往偏重于音系,后来强调语法。编写的方言词典,大多仿照或者参考《现代汉语词典》,而通语词典的编纂方式,并不完全适合方言词典。我们认为,大型汉语方言词典的编纂,应注意以下几点:

  3.1 对方言的定位

  每一个方言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一个自给自足的语言结构。因此,我们要全面研究一个方言,就要用研究一种语言的一般方法和研究模式,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首先,应该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审视各个方言,找出方言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些方言是如何发展演变而来的。其次,应该用现代语言学理念,对语言的结构和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的研究,即全面研究方言的语音、语法和词汇,而不仅仅研究所谓的方言特色。研究方言,一味强调方言特色,是很难把方言研究好的。因为尽管每一个方言(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很难找到只属于这个方言的特色。如汉语的特色是什么,有哪些是汉语特有的语言特色,这样的问题恐怕很难回答。

  方言不同于书面语,不同于通语。一般来说,汉语的方言缺乏文献记载,除极少的方言(如粤语、东干语)外,基本没有形成书面语。对于缺乏书面语的语言,首先就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田野调查。

  3.2 对方言词典的定位

  对方言词典定位就不能不比较通语词典和方言词典的性质。

  一般来讲,通语词典主要是供学习使用的,其目的在于推广和规范。如《现代汉语词典》是一本通行地域很广的通语词典,“这部词典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在字形、词形、注音、释义等方面,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1978年第1版前言),以后的历次修订,均“遵循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的一贯宗旨”(第6版说明)。1996年第3版《现代汉语词典》讲到,词典的修订,“目的是使这部词典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在汉语教学方面,继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当然,通语词典也讲求学术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说明中就明确写着,“本次修订坚持以学术研究为先导,注重修订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此外,通语词典一般是在规范的书面语言里提取词条,按照规范的用法来收集和解释词条。而书面语词条的提取,有现成的文献,提取的路径较简单,比较容易操作。

  方言词典则不是供学习使用的词典,目的不是规范的推广。方言词典应该是具备以下特点的词典:

  (一)方言词典是方言调查词典。方言的调查,大体可以分为田野调查和文献调查两种。田野调查就是通过调查讲方言的人,包括调查者自己(作者最好是熟悉方言的人),收集、记录方言。文献调查就是从文献中搜集方言材料。历代的方志、地名志以及上世纪50年代以后出版的地方专志,如电力、烟草、教育等,其中有大量真实可信的方言词语。另外,方言作品,举凡地方戏曲、说唱艺术,以及乡土作家的作品,地方人士的回忆录、日记等,都是很好的语料来源。方言区网友在网上发布的文字以及音像资料,也是很宝贵的方言语料。

  在田野调查和文献调查基础上编纂的大型方言词典,收词应该广泛,词素、词、词组和短语(俗语、谚语等),均应该在词典里得到反映。

  (二)方言词典是方言语料总汇词典。大型方言词典应该为方言研究提供全方位的语言材料。首先,方言词典的词条要尽可能齐全。其次,方言词典的例句要齐全,每一个词条,均应该提供地道的方言例句。由于绝大部分方言都没有文献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方言词典的书证材料就显得尤其重要。一部方言词典,每个词条下面的例句,组合起来就是方言的长篇语料集,涵盖了方言所有词语、词组的方言语料,是研究语音、词汇的基本材料,也是编写参考语法的重要语料来源。这样的语料,较之以往随机收集的语料,更具有特色。

  (三)方言词典是地方的百科辞典。大型方言词典,不仅要收集地方词语,作为语言研究的材料,还应该反映地方语言背后的历史和文化。“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人类学家惯于凭借种族、语言和文化这三个纲目来研究人。”[13]186

  理想中的大型方言大词典,不仅是方言研究的总汇,还应该是地方的风俗画、历史卷、思想库。这个话题我们有专文讨论,此不赘述。

  (四)方言词典是方言研究的学术词典。通语一般有比较好的研究基础,语音、词汇、语法等诸多方面都积累了比较多的成果。把这些成果加以转化,用到通语词典编纂里,注音、释义相对都容易一些。方言的情况与此不同,有些方言从来没有人调查过。所以,对一个方言进行研究,把研究的成果凝聚到词典里,是大型方言词典首先应该做到的,所以大型方言词典应该是方言研究的学术词典。作为学术词典,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从编纂者来看,在对方言词语进行调查、进行提取、进行解释时,要把自己对方言的研究理念渗透到所编纂的方言词典里。词典可以有比较多的按语,可以引用以往的研究材料、先哲的研究成果等。

  第二,从词典内容来看,方言词典应该具备较好的研究基础。所谓好的研究基础,是指方言词典的词条、注音、释义、书证材料等,均应该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以供学者进行研究。关于词条,前文已有说明。下面就注音、释义、书证材料分别说明。

  (1)注音。通语词典中的读音是经过规范了的,不同的读音,可能会反复调整,以期“纯正”。方言的读音,变音比较多,口语里有诸如语流音变、鼻化、轻声等等。最理想的办法,是要在方言词典里记录这些音变,而不能仅仅只注一个根据中古音折合来的单字音。

  (2)释义。方言词典的释义方式,值得研究。目前不少方言词典释义大多沿用通语词典的释义,其中用得比较多的是《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我们认为,方言词典的释义,跟通语词语含义大致相同的,可以用通语词语直接解释,不必照抄通语词典里繁琐的释义。一般情况下,方言中跟通语相同的词语,含义(意义、褒贬、用法等)跟通语或多或少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方言里词语的实际情况来解释。

  (3)书证材料。书证材料是词典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书证的材料,词典只是一个空壳,毫无生气。对于通语词典来说,书证即使有缺陷,或较少用书证,虽说是个遗憾,但因为有大量的书面材料,读者或研究者可以另想办法,问题尚可弥补。而方言词典因缺少书面材料,每一个词条最好都有真实的例句,甚至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片段作为“书证材料”。每个词条下面均有“书证”,整个词典就会拥有大量真实的方言语料。在方言的研究方面,学者们倡导要收集整理长篇语料,可是在编纂方言词典的时候,又多是光溜溜的词条,没有书证材料。这是很可惜的。方言词典的每一个词条,包括词素、词、词组跟短语,下面均应列有例句,以保证方言里的所有词均有真实的语例。这将是方言研究的绝佳材料,不管是方言的词汇研究、构词研究、语法描写等,均可以从这里得到丰富的语料。另外,大量的语料,还可以弥补词条解释的不足,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词义和了解词的用法。

  四、结语与余论

  汉语的材料,尤其是现代汉语的方言材料,是我们研究语言,尤其是语义类型学上佳的材料。相比一般的书面语言,方言的价值更加独特。较之“刻板”的通语,方言没有规范,没有使用限制,语言的创新更多更快,语义演变的路径更广。

  每一个方言都有自己的特色。汉语多彩的方言,丰富的材料,非常适合我们做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但随着全球语言的快速变化,方言消失的步伐越来越急促。而汉语方言一般缺乏文献材料,一旦消失,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这如同西夏语、满语一样。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进行深入的方言调查,用大型方言词典这种载体,给方言建立一个永久的语言档案。

  语言在快速变化的过程中,消失最快的是词汇。以湖北黄陂话为例。黄陂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随着传统村庄的萎缩,传统的农耕文化渐行渐远,黄陂的方言正在发生变化,尽管语音和语法也有变化,但迅速消失的首先是词汇。中老年以前常说的词语,现在年轻的一代已经茫然无知。可以预见,要不了几年,伴随着这些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的村落的消失,传统的农耕文化将成为历史的陈迹,相关的方言词语也会随之消失,所以编纂大型方言词典的工作已十分迫切。编纂大型方言词典,犹如保存一个方言的标本。熟悉传统方言的学者,尤其是语言学工作者,应当承担起保存方言标本这个重任。时不我待,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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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黄树先 吴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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