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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义对关系小句结构类型和解读倾向的影响 ——从现代汉语工具、材料、处所成分关系化的限制条件谈起
2020年12月14日 09:50 来源:《中国语言》 作者:寇鑫 袁毓林 字号
2020年12月14日 09:50
来源:《中国语言》 作者:寇鑫 袁毓林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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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现代汉语旁格成分关系化时,会形成两类结构不同的关系小句:工具、材料、处所成分可以实现为无标记旁格关系句,其他旁格成分则需要采用代词复指策略形成有格标记的关系句。工具、材料和处所成分的关系化存在多种类型,本文重点分析了其中无标记旁格关系句的句法、语义限制,发现这三类关系小句均倾向于表达非过程性的抽象事件;小句描述的事件和名词中心语之间要求能够建立符合常规经验的功用关系。功用义在范畴化上的凸显性对关系小句的句法类型具有重要影响,根据能否取得功用义解读,旁格关系句可以分为无标记关系句和代词复指关系句两类,部分能够取得功用义解读的伴随成分也可以生成无标记关系句。功用义在名词范畴化中的重要作用也系统地影响了关系小句的语义解读倾向:凡是具有功用义的关系小句都会优先识解为个体修饰语。

  关 键 词:旁格;关系化;关系小句;功用义;个体修饰语

  作者简介:寇鑫,山东大学文学院;袁毓林,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基金项目:本项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汉语意合语法框架下的词汇语义知识表示及其计算系统研究”(项目编号:18JJD740003)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互联网+’的国际汉语教学资源与智慧教育平台研究”(项目编号:18ZDA295)的资助。

    1.引言

  Keenan和Comrie(1977)针对不同句法位置的名词短语关系化的可能性和复杂度不同,提出了跨语言的普遍规律“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hierarchy)。该等级显示在“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旁格、属格、比较宾语”序列中,名词短语被关系化的可能性逐级递减,关系化所采用的策略趋于复杂。郭锐(2009)、许余龙(2012)证明了“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基本适用于现代汉语。根据Keenan和Comrie(1977)、Comrie(1989:145-153)的定义,汉语中主语、宾语可以通过“空位策略”将名词性成分移位至中心语位置,生成无格标记的关系小句;间接宾语和旁格一般都是通过“代词复指策略”生成有格标记的关系小句。例如:

  

  b.工人盖房的砖头(材料关系化)

  c.老王养花的屋子(处所关系化)

  这三类论元在句子中通常出现在旁格位置,使用介词引导。但当它们关系化后,小句中原本作为“格标记(范畴标记)”的介词会被删除。因此这三类关系句的句法表现与其他旁格关系句不同,而是和主、宾语关系句同属无格标记关系句。不过其关系化策略却与主、宾语关系化相异。例(3a-c)中,关系小句内部不存在必有论元的句法空位,若要将中心语还原回小句中,必须借助添加介词或话题化等手段。可见工具、材料、处所成分的关系化在“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的规律中展现出了特异性:它们的关系化策略与句法表现和同为旁格的其他成分不同,同时也与主、宾语关系化存在差异。

  此外,在基础句合法的前提下,主、宾语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关系化操作;但工具、材料、处所成分的关系化会受到一些句法、语义上的限制。例如:

  (4)a.小伙子用渔网钩住了恶龙。

  →?小伙子钩住了恶龙的渔网(工具关系化)

  →用渔网钩住了恶龙的人(主语关系化)

  →小伙子用渔网钩住的恶龙(宾语关系化)

  b.老妈用瓜子皮养花。

  →?老妈养花的瓜子皮(材料关系化)

  →用瓜子皮养花的人(主语关系化)

  →老妈用瓜子皮养的花(宾语关系化)

  c.孩子们在花园里捉蝴蝶。

  →?孩子们捉蝴蝶的花园(处所关系化)

  →在花园里捉蝴蝶的人(主语关系化)

  →孩子们在花园里捉的蝴蝶(宾语关系化)

  不过,当关系小句中带有提示具体事件的时间词或中心语受指量结构修饰时,原本受限的关系结构会变得更加自然。例如:

  (5)a.小伙子刚才钩住恶龙的那张渔网

  b.老妈养花的那些瓜子皮

  c.孩子们刚才捉蝴蝶的那个花园

  可见,当关系小句描述特定事件用于激活听话人对中心语的注意时,关系结构受语用条件影响,合格度可以得到提升。沈家煊、王冬梅(2000)、沈家煊、完权(2009)、完权(2010)、张伯江(2014、2018)均认为汉语关系结构在语用上具有“参照体—目标”功能,作为参照体的关系小句所述事件越具体、特定,指别度越高,越容易完成目标识别功能。在这种语用功能的驱动下,几乎任何可以用来识别中心语的成分都能形成修饰结构。唐正大(2008)也发现,语用成分对于关系小句中特殊句法结构的允准具有“护生”作用。②可见语境条件和语用功能会对句法结构的合格性产生影响,在语用因素的参与下,原本不自然的结构也会变得更加自然。但例(4a-c)的语言事实也显示:在中性条件下,旁格关系化各例在合法性上均低于同组主、宾语关系化的例句,同时也不及(3a-c)中的旁格关系句自然。这种对比所反映出的旁格关系结构的句法、语义限制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因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尽力排除语用因素,尤其是指别度因素的干扰。

  工具、材料、处所成分在关系化策略、小句的句法结构以及句法、语义限制上均呈现出特殊性。针对这三类旁格成分关系化的表现,本文主要回答三个问题:一,这三类关系句在句法、语义方面存在哪些具体限制?二,无标记旁格关系句是如何产生和解读的?即在关系小句中没有显性空位和格标记(介词/范畴标记)的情况下,中心语怎样与小句建立“旁格—事件”的语义联系?三,为什么在诸多旁格论元中,只有工具、材料和处所三类成分可以形成无标记关系句?

  在展开详细分析之前,还需先对本文中的“关系化”概念进行说明。关系化是句子中的句法成分移位至句外,充当中心语,被整个小句修饰的过程(参看Keenan&Comrie,1977;Comrie,1989:138-163;Dixon,2010:313-361)。关系化的操作对象是句法成分,而非语义角色。“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所刻画的是不同句法位置的名词短语在关系化过程中处理的复杂度。Hawkins(1994:37-42、2004:177-190)提出处在某个句法位置的名词短语在移位时所处理的节点数越少,则该成分越易被提取。可见“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的合理性能够从句法操作上得到证明。本文所讨论的工具、材料、处所成分关系化在已有研究中通常被称为“工具格、材料格、处所格关系化”或“旁格关系化”是由于这三类论元通常在句子中充当介词宾语,因而它们构成的关系结构被默认为是通过句式关系化而来的。通过对实际用例的观察,在“关系小句+的+”中,虽然关系小句和中心语都呈现出“事件—工具/材料/处所”的语义关系,但原本在基础句中所充当的句法成分并不一定是介词所引导的旁格成分。因此,本文先根据语义角色讨论这三类关系化,分别说明无标记的工具、材料、处所关系句在句法和语义上的具体限制,并从它们表现出的共同点中挖掘这三类旁格关系句的形成原因。

  2.工具、材料、处所成分关系化的类型及限制条件

  现代汉语工具、材料、处所论元可以实现为多种句法成分。除受介词引导,作为旁格出现外,还可以做句子的主语、宾语。本部分首先区分这三类论元所涉及的几种关系化类型,进而对其中无标记工具、材料、处所关系句的句法、语义限制进行梳理、归纳。

  2.1 工具、材料、处所成分的关系化类型

  根据不同论元的句法配置模式,工具、材料、处所论元可以分别实现不同类型的关系化,包括:主语关系化、宾语关系化、有标记关系化和无标记关系化四种。

  2.1.1 工具、处所论元的主语关系化

  由于汉语工具论元带有施事性,常可以作为句子的主语出现(参看徐杰,1986a、b;吴继光,1998、1999)。工具主语可以关系化为主语关系句。例如:

  (6)袭击并非恐怖分子所为,这枚是美国飞机扔下的集束炸弹散落下来的未爆子弹。→这枚炸弹将孩子们炸死了。

  例(6)中工具中心语“炸弹”是小句谓词“炸死”的工具论元,但在“炸弹”还原至小句中时,需要作为主语成分出现,因此“将孩子们炸死的炸弹”属于主语关系句。而现代汉语中的“着、了”字静态存现句以处所论元作为主语。③这类存现句中处所主语可以实现主语关系化,构成中心语和关系小句间的“处所一事件”语义关系。例如:

  (7)上已经布满了尘土。→供桌上摆着佛像。

  例(7)的处所中心语只能还原至小句主语的位置,是由存现句主语关系化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存现句处所成分关系化的过程中,中心语名词往往会脱落其后的方位词。根据刘丹青(2003:129-137),方位词可以视为处所论元的语法标记。类型学研究显示,论元在实现关系化时可能会脱落其主句中的格标记(范畴标记;参看Keenan&Comrie,1977;Dixon,2010:325、333)。汉语处所成分在主语关系化、宾语关系化(如下文例(10))中也存在类似现象。④

  2.1.2 工具、材料、处所论元的宾语关系化

  工具论元可出现在宾语位置(参看陈昌来,1998;任鹰.2005;邵琛欣,2015)。其中“典型工具”(8a)和“受事性工具”(8b)(参看邵琛欣,2015)可以实现关系化。例如:

  (8)a.福尔摩斯嘴上叼着早餐前。→抽烟斗

  b.早晨,太阳一晒就干啦。→浇水

  材料论元由于具有受事属性(参看谭景春,1995;吴继光,1999),也可以在句中充当宾语成分。这类句子中的材料宾语同样可以实现关系化。例如:

  (9)还有一位顾客在商场不小心碰到而要求赔偿衣裤。→施工队刷油漆。

  汉语中还有很多动词与处所成分存在及物关系,典型的有位移、附着类动词和覆盖、填充类动词(参看任鹰,2005:204-234)。处所成分常常充当这类动词的宾语,可以实现宾语关系化。例如:

  (10)于是,他们盖了。→他们现在住(在)这处平房(里)。

  2.1.3 工具、材料论元的有标记关系化

  现代汉语中存在多种能够容纳工具、材料论元的句式。徐杰(1986a、b)总结出七类工具结构。部分带有工具范畴标记“用(来)”(参看徐杰,1986a、b;徐默凡,2003)的句式,可以自由地通过保留空位的方式实现工具论元的关系化。例如:

  

  例(11)中的关系小句与上文例(3)中的无标记关系句不同。它们带有明确的范畴标记“用(来)”,并保留了工具论元的空位⑤,中心语能够直接还原回小句中的特定位置。材料关系句中同样可以出现“用(来)”作为范畴标记。例如:

  

  我们将带有“用(来)”提示特定语义范畴的关系小句称为有标记的工具、材料关系句。

  2.1.4 工具、材料、处所论元的无标记关系化

  最后一类即引言中例(3a-c)所示的旁格关系句。在这类结构中,中心语名词不能还原至小句的主语、宾语位置。小句中通常有显性的施事主语和受事宾语,且小句内不存在格标记。例如:

  

  至此我们已区分出四种不同类型的工具、材料、处所关系句。由于这三类论元在句子中可以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因此能够分别实现主语关系化、宾语关系化、有标记的关系化以及无标记的关系化。相对来说,前三类关系句都有明确的关系化策略和过程,而“无标记工具、材料、处所关系句”则具有本文引言中所提及的特殊性。接下来的分析主要针对无标记工具、材料、处所关系句展开。

  2.2 无标记旁格关系句的句法、语义限制

  无标记工具、材料、处所关系句与主、宾语关系句相比,在句法、语义上存在着一系列限制。

  2.2.1 小句谓词的句法倾向

  三类无标记旁格关系句的谓词基本都带有“非过程”的时间特征⑥(参看郭锐,1997),描述惯常性事件。在句法上表现为小句排斥时、体标记“着/了”和“正在”。例如:

  

  在CCL语料库中检索到的226例无标记工具关系句、143例无标记材料关系句和103例无标记处所关系句中,具有非过程特征的例子分别占了90.71%(205/226)、96.50%(138/143)、100%(103/103)。可见这三类关系句都表现出很强的惯常性倾向。并且这三类关系句在语篇中的主要信息类型均为“增加信息性关系句”(informative relative clause),为所指名词提供新信息,并对中心语名词进行直陈描述(参看Bemardo,1979)。而很少承担特定情境中的指别功能。例如:

  

  在例(15)中,关系小句并不是通过描述已知事件来对事件参与者(工具/材料/处所)进行识别或定指的。比如“作画的染料”里,这些染料并未完成过“作画”事件,而是用抽象事件对“染料”进行定义。可见,三类无标记旁格关系句具有较强的非过程倾向,通常用来表示恒常、抽象的事件。

  2.2.2 小句谓词和中心语名词间的语义限制

  在表示工具、材料范畴的句法结构中,工具和材料论元通常与句子谓语形成施用关系(吴继光,1998)。这种施用关系的表达可以通过范畴标记“用(来)”进行明示。但无标记工具、材料关系句中不存在特定标记来指示中心语和关系句之间的语义联系,这使得相对于基本句式“”来说,无标记工具、材料关系结构的中心语和小句动词之间的语义联系更加松散,也同时导致了关系小句动词的语义类型受限。例如:

  (16)a.玛莎小姐用刀切开面包。

  →玛莎小姐切面包的刀

  b.玛莎小姐用刀敲打面包。

  →?玛莎小姐敲面包的刀

  (17)a.士兵们用石头搭建工事。

  →士兵们搭建工事的石头

  b.士兵们用石头演练战术。

  →?士兵们演练战术的石头

  无标记工具/材料关系句中的谓词通常是中心语名词的常见功用角色。比如作为“刀”,“切”的功能较之于“敲”更加常见;而“石头”“搭建”的功能也比“演练”的功能更容易理解。我们在226例无空位工具关系句和143例无空位材料关系句中,分别选取了78例中心语为常见工具名词的例句和61例中心语为常见材料名词的例句。这些例句中名词和小句谓词的对应情况如表1、表2所示。

  

  

  表1、表2显示,无标记工具、材料关系句中的动词集中在名词中心语最常用的功用角色上。其中不同的材料名词还共享常用功用角色“做”。

  以上分析从中心语名词的视角审视小句谓词,发现谓词语义类型限定在名词的常用功用角色上。实际上,这种限制是谓词和名词语义间的相互制约。陈巧燕(2007)发现,只有小句谓词语义中蕴含的典型工具角色才能实现为无标记工具关系句的中心语。例如:

  (18)a.梳头的梳子——*梳头的手指

  b.写字的钢笔——*写字的牙签⑦

  中心语名词和无标记工具、材料关系句的谓词之间越容易建立功用关系,它们所构成的关系小句就越常见、越自然。

  而无标记处所关系句与处所中心语之间也不是单纯的“事件一处所”关系。由于小句通常具有非过程性,处所名词与事件之间往往会形成“反复发生”的解读,这使得小句描述的事件很容易被理解为处所中心语的特定功用。因此大部分无标记处所关系句都可以理解为“”。例如:

  (19)a.玉财睡觉的屋子

  →玉财用来睡觉的屋子

  b.村民们烧砖的土窑

  →村民用来烧砖的土窑

  这种固定功能的解读模式导致小句中的谓词语义受到限制。能够进入“”格式的动词,并不→定可以构成无标记处所关系句。例如:

  (20)a.退休的老人们在空地上种菜。

  →老人们种菜的空地

  b.退休的老人们在空地上聊天。

  →?老人们聊天的空地

  (21)a.他在这张桌子上办公。

  →他办公的桌子

  b.他在这张桌子上吃汉堡。

  →?他吃汉堡的桌子

  无标记处所关系句中谓词语义和处所名词之间也呈现出功用特征。对比(20)(21)中的a、b两组例句可以发现:“空地”与“种菜”更容易建立功用关系,即“种菜”成为了“空地”的一种专门功能。但对于“聊天”,“空地”则缺乏功用专门化的可能性,因为“专门聊天的空地”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日常经验。同理,“桌子”相对于“办公”更易专门化、功能化,而“吃汉堡”则更可能是某一次发生在“桌子”上的偶然事件。为了验证这一结论,我们在103例无标记处所关系句中对中心语为常见处所名词的93个例句进行了分析。表3反映出无标记关系句中的谓词均为处所名词比较常见的功能。

  

  处所中心语和小句谓词间的功用关系还体现在名词的语义限制上。当名词语义中已包含固有功用义时,只有符合固有功用义的小句才可以与处所名词形成无标记关系结构。而描述其他事件的关系小句即使与名词所指地点形成惯常发生的关系,也难以得到允准。例如:

  (22)a.爸爸总是在厨房抽烟。

  →*爸爸抽烟的厨房

  b.他每次都在后台看书。

  →*他看书的后台

  无标记处所关系句和名词中心语之间不仅存在处所关系,更明确表示出了功用联系,即处所名词具有关系小句所描述的专门功能。并且,处所中心语和修饰语间具有功用联系的特点不仅表现在“的”字结构中,绝大部分的动名复合词也是以功用义相关联的。如石定栩(2003)列出的例子:“登机口、洗手间、点将台、购票处、办公室、住房、泊位、跑道、跳台、杀场”等。

  由以上分析可知无标记工具、材料、处所关系句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关系小句具有非过程的特征,倾向于描写惯常、抽象的事件;小句谓词和中心语名词间存在功用关系,且谓词通常是中心语名词的常规功用角色。在语义类型上,无标记旁格关系句的谓词总是工具、材料、处所中心语的间接功用(purpose telic)角色。间接功用是指名词可以用来协助完成某个活动,在句法实现上名词通常编码为间接功用的旁格工具论元。比如“用刀切”中“切”是“刀”的间接功用(参看Pustejovsky,1995:99-100;宋作艳,2011)。而作为直接功用的动词则常常和名词组成动宾结构,比如“喝酒、抹口红”。这类结构中的名词也可以实现关系化,如“喝的酒、抹的口红”等,但这属于2.1.2中提到的宾语关系化。

  名词和动词之间经常性的共现搭配和语义互动建立了关系小句和名词之间的“事件一工具/材料/处所”联系。只有谓词和中心语名词取得了这种紧密联系,无标记关系句才能更加自然。而联系的紧密程度则与语言使用者的日常经验有关。

  3.无标记旁格关系句的形成方式

  针对汉语旁格关系句的讨论大都被纳入汉语名词可及性等级的相关研究中,专门讨论旁格关系句生成方式的研究并不多见。现有成果大体可以分为“派生生成”和“基础生成”两种意见。

  部分持派生观点的研究认为无标记旁格关系句是通过基础句式“”变换而来的。郭锐(2009)、王亚琼、冯丽萍(2012)认为旁格论元的关系化过程是移至中心语位置后,为防止介词悬空,关系句中的“用、在”被删除,最终生成“”结构。介词删除操作可以说明为何工具、材料、处所三类旁格关系句中既无显性的论元空位也无格标记,但并未回答为何不是所有受介词引导的旁格成分都能够生成无标记关系句,也未能解释这三类无标记关系结构表现出的一系列句法、语义限制。

  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关系结构是通过话题结构派生而成的。中心语是由话题移位而来,并不是在基础句式中提取的(参看袁毓林,1996;Chen,1996;刘丹青,2005)。由于话题化和关系化存在着一系列对应关系,这种看法的接受度更广。工具、材料、处所三类旁格成分既可以作为话题出现,也可以作为关系小句的中心语出现。并且和关系化中的表现一样,其话题化过程也有别于与事、对象、来源等其他旁格成分。但这三类旁格成分构成的关系结构有时较难还原为相应的话题结构。例如:

  (23)a.病人输氧的管子

  →?那根管子,病人输氧。

  b.画师作画的染料

  →?那些染料,画师们作画。

  c.他们解剖尸体的桌子

  →?那张桌子,他们解剖尸体。

  尤其是使用专门功能对中心语进行定义的关系结构,更不易还原为话题结构。例如:

  (24)a.古代欧洲人写字的笔

  →*那种笔,古代欧洲人写字。

  b.(他)写作的桌子

  →*那张桌子,他写作。

  旁格成分话题化后,述题部分更常见于描写特定事件;而相应的无标记旁格关系句则更倾向于表达惯常性的抽象事件。对于关系化和话题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此不再做过多讨论。但以上现象提示我们:工具、材料、处所话题的述题结构与对应的关系小句的句法倾向并不对等。并且,“话题派生说”也未能解释为何在话题化中,工具、材料、处所三类论元同样存在特殊性?其他旁格成分为何难以实现话题化?

  由于派生说未能很好地解释汉语关系结构表现出的种种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基础生成的观点。沈家煊、王冬梅(2000)、沈家煊、完权(2009)、吴怀成、沈家煊(2017)、张伯江(2014、2018)等认为“的”字修饰结构是在“参照体一目标”的语用因素驱动下形成的。LaPolla(2008、2017)、Matsumoto等(2017)也认为汉语属于“普遍名词修饰性小句结构”(general noun-modifying clause construction,GNMCC),即汉语中所有修饰名词的小句形式都是通过“语用相关”与名词结合的。这类说法关注了汉语句法意合特征在修饰关系中的表现,也能够说明汉语中为何存在着多类不能被“名词关系化可及性等级”解释的定语小句。但认知语用因素的概括未能说明关系小句与中心语间的句法、语义限制,以及旁格关系句在结构类型上的分化。

  前人对于无标记旁格关系句给出了多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们的句法特点或产生过程,但仍然未能回答两个关键问题:无标记旁格关系句和名词中心语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诸多限制,它们之间怎样取得了“工具/材料/处所—事件”的语义关系?为何旁格论元中只有工具、材料、处所能够作为无标记小句修饰结构的中心语,而与事、伴随、对象等旁格结构则不行?

  三类无标记旁格关系句和中心语间除了具有句法上的谓词一论元联系外,还存在着功用联系,这促使我们从名词语义出发寻找这类关系结构的形成条件。一些前人研究已经尝试采用名词视角对部分修饰语的生成方式进行解释。Larson(1998)、Larson和Takahashi(2007)、Del Gobbo(2005)认为个体修饰语修饰NP层,阶段修饰语修饰DP层,并借鉴Chierchia(1995)对个体谓词的描写,认为NP内包含一个类属算子(generic quantifier)Г。Lin(2008)则指出表示名词固有属性的个体修饰语是名词论元结构的一部分,受限于名词内部的语义特征组(feature bundle)。Matsumoto(1997:148-160)将日语中部分无标记小句修饰结构概括为“小句和名词共同控制类型”(clause and noun host type),并认为这类结构中中心语名词的“语义框架中包含一个事件,并受到这个事件中谓词的约束。”寇鑫、袁毓林(2017)使用名词的物性角色总结出了六类自指“的”字结构中定语小句与中心语之间的语义联系,认为这些自指“的”字结构受事件属性名词内部的隐含谓词制约。可见名词的语义结构可以为定语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方法。

  根据第2节的分析,无标记工具、材料、处所关系句体现出名词与其常用间接功用角色在构成无标记关系句中的制约关系,可见中心语名词内在的功用义,及其功用角色与小句谓词间的匹配是无标记旁格关系句形成的关键条件。那么,名词的语义在这一结构的形成中起到了何种作用呢?

  寇鑫、袁毓林(2017)在讨论事件属性名词触发的自指“的”字结构时发现,汉语中部分类似“旁格”的成分允许充当自指“的”字结构的中心语,其中涉及“时间、处所、条件”等成分。例如:

  (25)a.火车到站的时间(时间成分)

  b.他摔倒的地方(处所成分)

  c.获得成功的条件(条件成分)

  (25)中,中心语与修饰语VP之间形成了类似“事件一旁格”的关系,除(25c)的条件成分外,(25a、b)中的时间和处所成分与定语小句均无功用关系。这一现象看似与前文结论相左,但这类自指“的”字结构和无标记旁格关系句在形成方式上是有明确分别的。事件属性名词触发的自指“的”字结构中,中心语必须是抽象名词(事件属性名词),名词内部往往存在一个降级述谓结构,通过固定的隐含动词或介词与事件关联。比如:时间名词:时间;条件名词:因素。在句法上,中心语很难还原为小句话题,且“的”字结构不能独立转指中心语(例(26))。而无标记旁格关系句属于转指结构,其中心语均为具体名词,名词的语义中并不包含固定的降级述谓结构;在句法上,部分中心语可以作为小句话题,且“的”字结构可以独立转指中心语(例(27))。例如:

  (26)a.火车到站的时间

  →?那个时间,火车到站。/*那个时间是火车到站的。

  b.他摔倒的地方

  →*那个地方,他摔倒了。/*那个地方是他摔倒的。

  c.获得成功的条件

  →*那个条件,获得成功了。/*那个条件是获得成功的。

  (27)a.他们送化肥的卡车

  →那辆卡车,他们送化肥。/那辆卡车是他们送化肥的。

  b.群众盖房的砖石

  →那些砖石,群众们盖房。用些砖石是群众们盖房的。

  c.他们解剖尸体的桌子

  →那张桌子,他们解剖尸体。用那张桌子是他们解剖尸体的。

  由于事件属性名词包含一个隐含谓词,定语小句实际是名词内部事件论元在句法上的实现。而无标记旁格关系句的中心语指向特定个体或一类事物,不具备携带事件论元的能力。

  三类无标记旁格关系句的形成条件和方式与事件属性名词构成的自指“的”字结构不同,虽然在这两类结构中,中心语名词的语义都对结构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无标记旁格关系句并不是依赖名词单方面的语义控制形成的,而是由小句中的动词论元结构和中心语名词物性结构中的间接功用角色互相匹配产生的。尤其是三类无标记旁格关系句都可以在中心语不出现的情况下转指,说明动词的语义和论元结构对这类关系结构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

  4.功用义的凸显对关系小句的系统性影响

  4.1 无标记旁格关系句的成因

  与工具、材料、处所成分相同,旁格中的与事、对象、来源、伴随等成分也是通过介词引导进入句子的,但即使这些成分与小句所述事件之间具有固定、惯常的联系,依然无法构成合格的无标记关系句。例如:

  (28)a.我总是跟妈妈聊天。

  →*我聊天的那个人

  b.G6706次列车从石家庄开往北京。

  →*G6706次列车开往北京的城市

  为什么旁格论元中只有工具、材料、处所可以实现为无标记关系句,而其他旁格结构则严格遵守名词关系化可及性等级,只能采用更加复杂的复指策略来生成关系小句?根据上文的分析,工具、材料、处所均是通过功用义来与关系小句取得语义联系的,而与事、对象等旁格论元很难与小句建立功用关系。那么,可以认为汉语各类旁格关系句可以根据是否受功用义影响而分为两类:能够与事件建立功用关系的工具、材料、处所论元,可以形成无标记关系句;而其他不具有功用义的旁格成分则不能。那么,功用义的特殊性就是旁格关系化类型两分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汉语名词的功用义的确具有独特的价值。宋作艳(2016)从词汇层面挖掘了功用义在名词范畴化、语义分类、词义辨析等方面的重要性,认为功用义是名词物性角色中的核心,具有语言和语言学价值。功用义在无标记旁格关系句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进一步说明功用义在句法层面同样存在系统性的影响。即使是缺乏固有功用角色的自然类名词,如“石头、空地”等地同样可以依据其构成角色的特点在人类经验与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具备附加功用义,例如“垒、种”等。而人造类和合成类名词则通常在无标记旁格关系句中表现出它们的固有功用义。由于功用角色在名词物性角色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关系句形成的过程中,可以在事件中取得功用义的工具、材料、处所论元就会表现出类似于关系名词(relational nouns)的特征。它们可以通过自身固有、常用的功用角色联系一个事件,所以即使小句中不具备复指成分和范畴标记,名词依然能够和关系小句取得语义联系。Comrie(1989:163)提到,一种语言可能会使用多类关系化策略,其中易取得句法联系的成分会倾向于使用简单的关系化策略,比如无格标记的空位策略;而不易取得句法联系的成分则使用更加复杂的关系化策略,比如有格标记的代词回指策略,以便更明确地表达名词和小句动词的关系。工具、材料、处所论元作为小句的旁格成分,从句法关系来看,它们和其他旁格一样,并不能使用无标记这种“不明确”的关系化策略;但从语义上来看,能和小句谓词建立功用关系的工具、材料、处所论元相比于其他语义角色和小句之间的语义联系更加紧密,因而能够在特定条件下形成无表层句法空位亦无标记的关系小句。在功用义的影响下,汉语旁格成分的关系化类型产生了分化:大部分旁格成分符合名词可及性等级规律,由于在句法结构中内嵌较深、移位过程中会跨越更多句法节点,需要使用有格标记的代词回指策略;而通过功用义凸显,可以直接和小句动词取得语义联系的工具、材料、处所成分,则采用了更简洁的无格标记的形式,同时也不在表层结构中保留句法空位。

  功用义的凸显还影响到了一类特殊的伴随格关系句。Huang(2016)提到汉语中的伴随格有时也可以进行关系化。比如:“他和舞伴跳舞。→他跳舞的舞伴”。Kou(2016)详细讨论了“舞伴、队友”等一价名词作为伴随格进行关系化时的表现,发现当关系小句描述的事件与名词语义中包含的意义相符时,才可以构成无标记关系句。例如:

  (29)a.他和队友打排球。

  →他打排球的队友

  b.他和队友去了北京。

  →*他去北京的队友⑧

  从“队友”的物性角色来看,“打排球”属于行为角色(参看袁毓林,2013、2014)。但从“队友”的命名来看,它“通常指一个共同团队中的合作者,为达成共同目的而组成的团体中除自己之外的人”,其词义中包含着“达成共同目的”的间接功用角色。即一个人被称为“队友”,是有特定功用价值的。而能够与伴随格“队友”构成无标记关系结构的小句必须是“队友”特定的功用目的(比如“打排球”),而不能是“队友”作为人的暂时性活动(比如“去北京”)。可见当其他旁格成分与关系小句产生功用联系后,同样可以形成无标记关系句。

  功用角色用以修饰名词的优势性不仅体现在工具、材料、处所论元特殊的关系化类型上,从动名偏正构词到动名偏正短语,功用角色用以修饰名词的情况远多于其他动词物性角色对名词的修饰(参看Song & Qiu,2013;孟凯,2017;尹世超,2002)。可见,名词的功用角色在词汇和句法层面都极易作为名词的修饰成分。Song和Qiu(2013)、宋作艳(2016)认为功用角色在修饰名词时表现出明显优势是由于功用义更易对名词进行范畴化。范畴化是人类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的一种认知活动,是人类形成概念的基础。范畴化的过程中首先形成基本范畴,在此基础上,可以区分下位范畴。修饰语的主要功能就是对名词所指事物进行范畴化。功用角色编码了实体的特定功能,是连接人与事物最重要的活动。因此,功用角色在下位范畴的指称中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功用角色直接修饰名词的构词形式和短语形式上,也同样反映在关系结构中,进而导致了汉语旁格关系化类型的两分。

  4.2 功用义对关系小句语义解读倾向的影响

  无标记工具、材料、处所关系句通常表示惯常性,带有个体修饰语倾向。根据Carlson(1977),个体谓词(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是与阶段谓词(stage-level predicate)相对应的概念。个体谓词表示属性,阶段谓词描写事物的行为和状态。据此,Svenonius(1994)提出英语修饰语中存在个体修饰语和阶段修饰语的分别,前者在语义上指向固定属性,后者指向暂时、阶段性的属性。Larson和Takahashi(2007)发现,韩语、日语、汉语和土耳其语中都存在着这两种修饰语的差别,并且还反映在其不同的句法表现上。Del Gobbo(2005)、Larson和Takahashi(2007)、Lin(2008)将这种不同总结为:在个体修饰语和阶段修饰语同时出现时,个体修饰语通常距离名词中心语更近。例如:

  (30)a.开往北京的、运化肥的车

  b.*运化肥的、开往北京的车

  (31)a.藏在内阁中的、作画的石绿染料

  b.*作画的、藏在内阁中的石绿染料

  (32)a.昨天打扫的、放家具的屋子

  b.*放家具的、昨天打扫的屋子

  例(30)至(32)表明在与典型的阶段修饰语共现时,无标记旁格关系句需要出现在修饰语内层,属于个体修饰语。这一点与功用角色范畴化的功能密不可分:功用角色构成的修饰语更容易被分析为表示专门功能和固定属性的修饰语。

  功用义关系小句作为个体修饰语的倾向同样表现在宾语关系句中。⑨无标记旁格关系句以中心语的间接功用作为小句的谓词,而以直接功用作为小句谓词的宾语关系句也通常表现为个体修饰语。例如:

  (33)a.专家推荐的、小学生读的书

  b.*小学生读的、专家推荐的书

  对于名词“书”来说,“读”是其直接功用角色;而“推荐”则是“书”的处置角色。例(33)中“推荐”和“读”都属阶段谓词,它们构成的关系小句应该均为阶段修饰语,但功用角色“读”构成的修饰语更容易处于内层(33a),在理解上也更倾向于个体修饰语。类似的情况还有例(34),其中中心语“奶粉”的直接功用是“喝”;动词“买”是“奶粉”的处置角色。通过(34a、b)两例的对比,可以发现具有功用联系的“喝的奶粉”会被优先理解为个体修饰语,并且要求出现在修饰语的内层。

  (34)a.老李买的、婴儿喝的奶粉

  b.*婴儿喝的、老李买的奶粉

  此外,功用义修饰语的个体性倾向还表现在以“人”作为中心语的主语关系句中。由阶段谓词构成的主语关系句有时会根据谓词语义的不同,分别产生阶段修饰语和个体修饰语两种解读。例如:

  (35)a.看电视的人

  b.卖电视的人

  例(35a、b)中,“看”和“卖”都属于阶段谓词。但当它们进入关系小句修饰中心语名词“人”时,“看电视的人”更倾向于描述某个人的暂时活动,比如“某个人正在看电视”;而“卖电视的人”却更倾向于描述某个人的固定属性,即“卖电视”是这个人的职业。即使他现在正在进行其他活动,依旧可以称之为“卖电视的人”。例如:

  (36)a.?那个人是看电视的。

  b.那个人是卖电视的。

  (37)a.*看电视的人正在跑步。

  b.卖电视的人正在跑步。

  由此可见,即使中心语是不具备固有功用义的自然类名词“人”,一旦能够与关系小句取得功用联系,获得“职业”解读,由阶段谓词构成的关系小句就会倾向于成为个体修饰语。作为个体修饰语,这类功用义主语关系句可以出现在判断结构中,描写主语的固定属性。不仅如此,功用义主语关系句还允许作为联合谓项(copredication)出现。例如:

  (38)a.*那个人是看电视的,也是听音乐的。

  b.那个人是卖电视的,也是修电视的。

  根据Pustejovsky(2006)、宋作艳(2016)中区分人造类/合成类和自然类名词的测试,自然类不可以做联合谓项,而人造类/合成类可以。例如:

  (39)a.*That is a and a cat.

  b.She is a and a .

  而功用义正是区分人造类/合成类和自然类的核心标准。功用义关系小句不仅带有个体修饰语的解读倾向,还可以将指“人”名词短语的语义从自然类转换为人造类/合成类。

  综上所述,名词功用义的凸显对汉语关系结构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在句法上,由于功用角色在范畴化中的重要作用,旁格成分依据能否与小句动词产生功用联系分为两类:工具、材料、处所论元可以与其常用功用角色构成无标记关系结构,特定的具有固有功用义的名词作为伴随成分时也可以生成无标记关系结构;而其他旁格成分只能使用复指策略生成有标记的关系小句。在语义上,由功用联系形成的无标记旁格结构绝大部分具有个体修饰语的解读倾向,这种特征还表现在直接功用角色形成的宾语关系句和以“人”为中心语的主语关系句中。且当主语关系句和指人中心语取得“职业”(功用义)解读时,名词短语的语义类型会由自然类转化为人造类/合成类。

  在汉语中通常作为旁格论元的工具、材料、处所成分可以关系化为无标记关系句。其表现既不同于主、宾语关系句,也与同属旁格的对象、起点等成分的关系化过程相异。由于工具、材料、处所论元在句子中可以充当多种句法成分,由其作为中心语的关系结构类型复杂。这三类论元可以分别形成主语关系句、宾语关系句、有标记的旁格关系句和无标记的旁格关系句四种类型,并且无标记旁格关系句具有描写惯常性事件的倾向,小句中的动词和中心语名词间具有功用联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无标记旁格关系句是通过中心语名词和小句谓词之间构建的常规功用义相互关联,形成修饰结构的。汉语中功用义的凸显对关系小句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根据能否取得功用义解读,旁格关系句可以分为无标记关系句和代词复指关系句两类,部分能够取得功用义解读的伴随成分也可以形成无标记旁格关系句。另外,功用义在名词范畴化上的作用也系统地影响了关系小句的语义解读倾向,凡是具有功用义的关系小句会优先解读为个体修饰语。

  构成成分的语义特征往往能够影响到语法结构的合法性。例如“自主、非自主”是动词能否进入祈使句的条件(参看马庆株,1988;袁毓林,1993);名词的生命度特征可以影响主、被动句转换的合格性(Croft,1990:138-139)。功用义作为名词和动词互动而生的意义,对名词修饰性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名词和动词之间的功用联系需要达到何种紧密程度才能够促使无标记关系句的产生,我们暂时无法给出明确的限制条件。除功用角色外,某些名词的施成角色也可以触发无标记关系句,例如“工厂冷却机床(产生)的废水、放外债(所得)的利息”。这类表结果的关系结构与名词物性结构中施成角色的凸显有关。对这两例的中心语进行替换变为:“工厂冷却机床的水、放外债的钱”则可以使表结果的关系结构变为无标记工具关系句。可见名词的语义与修饰结构的句法形式、语义解读密切相关,其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

  *本文初稿曾在“第17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北京理工大学)上报告,潘海华、胡建华、陈振宇等诸位先生提出了宝贵意见,并承《中国语文》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供了大量精彩的修改意见。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文中如有谬误,概由作者自负。

  ①旁格成分中的时间论元也可以作为中心语受无格标记的定语小句修饰,但时间名词和抽象处所名词构成的定语小句结构都属于自指“的”字结构。我们将在第3节详细讨论。本部分仅关注中心语为具体名词的工具、材料、处所成分关系化。

  ②唐正大(2008)发现,作为主句现象的话题结构可以进入关系小句中,但这样的结构里通常需要出现焦点敏感算子或否定等话语成分。

  ③关于汉语“着、了”字存现句中句首处所成分属于主语还是状语尚存争议(参看陈庭珍,1957;李临定,1986;杨安红、周鸣,2001;潘文,2003;宋玉柱,2007;崔璨,2017)。本文采用“句首成分主语说”的原因在于:就本文所关注的关系结构来看,“着、了”字存现句形成的关系结构与“主谓宾”句中处所旁格的关系化(如例(4c))不同。前者中很难出现施事角色,主语位置必须保留空位。例如:“(*奶奶)摆着佛像的供桌”。崔璨(2017)发现,转指结构“V着/了+NP+的”总是指向处所名词,并排斥施事的出现。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V着/了+NP+的+处所名词”结构中,小句的主语位置似乎只能由处所成分填充。因此我们将存现句中的处所关系化与旁格处所关系化分开讨论,并认为前者属于主语关系化。

  ④感谢《中国语文》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这一点。

  ⑤一般认为汉语介词不能“悬空”出现,因此介词宾语话题化或关系化后,述题/关系小句中一般不会保留介词,但“用(来)”比较例外。

  ⑥根据前人研究,主、宾语关系句也同样对时、体成分存在限制。李铁根(1999)、唐正大(2014)都对这一现象进行过分析和解释。在主、宾语关系句中,这些限制主要取决于中心语名词和小句谓词的语义,大部分主、宾语关系句(尤其是主语关系句)可以出现或添加“正在、了、着”等。但无标记旁格关系句的限制更加严格,它们很难允准时、体成分。

  ⑦引自陈巧燕(2007:12)例(6)、(7)。

  ⑧由于“队友”是一价名词(袁毓林,1994),小句主语“他”可能被理解为领属修饰语。例(29b)解释为“他的、去了北京的队友”是合法的,理解为“和他一起去北京的队友”则不合法。但(29a)既可以理解为“他的、打排球的队友”又可以理解为“和他一起打排球的队友”。

  ⑨感谢《中国语文》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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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寇鑫 袁毓林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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