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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语用学视角下情感研究的前沿态势
2020年11月06日 09:42 来源:《外语研究》 作者:冉永平 范琳琳 字号
2020年11月06日 09:42
来源:《外语研究》 作者:冉永平 范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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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人际情感是近年来人际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基于语用学的研究文献,本研究从语用学视角梳理了情感的研究脉络,旨在为语言交际提供更多的人际语用线索。本文首先概述了语言学相关领域中的情感研究,然后重点从人际语用学的视角,聚焦于面子、(不)礼貌及人际关系研究中的情感问题与其表现,最后梳理人际交往中情感的概念化、研究议题与方法,意在揭示人际语用问题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与方法的融合性趋势。

  关键词:人际语用学;情感研究;语用线索;人际关系;礼貌;面子

  作者简介:冉永平,博士,教授;范琳琳,博士生。

  基金: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人际语用学前沿研究与理论创新”(编号:2018WZDXM006)的阶段性成果。

  0.引言

  所有语言都为交际者提供了大量传递情感的言语策略(Fussell 2002:1),人们也可以通过语言手段,描述无数的情感状态。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指出修辞是演说的艺术,演讲者需要借助“情感”(pathos)说服听众,情感诉求与情感吸引有关(转引自Hyland 2005)。修辞学关注情感诉求如何影响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的关系,从而通过语言使用,引起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文学和文化研究关注情感表达的不同风格,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意识形态及对情感的理解,语言学探究情感表述的话语结构(Langlotz&Locher 2013:89)。从语言学的具体分支看,结构主义语义学认为词义具有情感联想,功能主义语言学指出语言具有情感表达的功能(Halliday1975)。类似研究提出了语言使用与交际中的情感问题,以及交际主体之间的情感关系和情感功能。

  上述研究虽与情感有关,但大多只是提及或隐含了语言使用中的情感问题及其作用,未将其作为明确的研究对象。传统语用学研究涉及的情感问题也处于类似状况(Culpeper 2011;Ruhi 2009;SpencerOatey 2011),虽涉及情感因素,但仅被当作人际之间与面子或(不)礼貌有关的语境变量,未成为单独的研究对象。近年来,随着人际语用学的发展(Locher&Graham 2010),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情感与人际关系之间的高度联系(Langlotz&Locher 2012,2013;Locher&Langlotz 2008;Spencer-Oatey 2011),情感线索的产出与解读对维系人际平衡至关重要(Arndt&Janney1985:286)。为此,情感成为人际语用学的核心议题之一(Haugh,Kádár&Mills 2013:4),并日益受到关注(Chang 2018;Kádár&Haugh 2013:207-230;Langlotz&Locher 2012,2013,2017,forthcoming;Locher&Langlotz 2008)。本文将聚焦于语用学研究中的人际情感问题,重点梳理相关研究所涉及的人际情感线索,意在揭示交际中非语言因素对人际语用问题的影响与作用。

  1. 语用研究议题中的情感线索

  长期以来,语用学主要从面子和(不)礼貌的角度探究人际语用问题及所隐含的人际关系(SpencerOatey 2013),而与人际交往紧密相关的情感线索或情感因素一直被忽视。人际语用学的关注范围超越了面子和(不)礼貌问题,将人际交往的语用问题及人际关系扩大到了各类互动实践(Chang&Haugh 2011:2961;Locher&Langlotz 2008:169),作为语境因素的情感对人际关系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随着人际语用学的进一步发展,人际情感与人际关系、人际评价已成为人际语用学的三大研究议题(Haugh,Kádár&Mills 2013:4),它们不仅被当作影响人际关系的语境因素,还成为明确的研究对象。下面简要梳理作为语境线索的情感在面子、(不)礼貌及人际关系研究中的体现,以理清情感研究的发展脉络。

  1.1 面子研究中的情感

  语用学中的“面子”概念源自社会学家Goffman(1967:5),被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他人给予的积极社会评价”。受此影响,Brown和Levinson(1987:61)将面子界定为“人们所期待的一种公众形象”,并区分了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Goffman、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都不关注情感,但都承认面子与情感之间存在联系。比如,Goffman(1967:6-8)认为,“如果交际事件维护了交际者视为当然的自我形象,他可能对该事件没有特殊感觉;如果交际事件建构了好于预期的面子,他可能会‘感觉良好’;如果交际事件未达到一般的面子预期,他可能会‘感觉不好’或‘感觉受到伤害’”,由此感到尴尬、懊恼和惭愧。循此,交际中的面子问题会引发情感反应。Brown和Levinson(1987:65-66)指出,向听话人表达(负面或不可控的)强烈情绪(如憎恨、愤怒等),会威胁对方的负面面子或正面面子。可见,不适当的情感表达可能反过来威胁面子。

  随着对二者关系的深入认识,语用学家们开始将面子概念化为与情感密切相关的自我社会价值。Ukosakul(2003)将面子与荣誉、耻辱等具有情感负载的概念结合起来;Haugh(2007a)和Strecker(1993)把面子与在社交网络中交际者个体的地位、幸福感等联系在一起(转引自Ruhi 2009:156);Spencer-Oatey(2007;2009)则直接将身份面子看作一种情感敏感性的身份信息,比如,交际者的身份如果受到挑战或被破坏,则会引发“愤怒”或“悲伤”之类的消极情感,如果受到奉迎或尊敬,则会引发“喜悦”之类的积极情感。对此,Culpeper(2011)也持有相同观点,认为“我们可将自我看成为一个多层图示,其中每层的构成成分包括具有不同重要性的情感,中心部分的情感最为强烈,也可能是面子敏感性最强的成分”(2011:26),为此“诋毁”比“嘲笑”的情感伤害更大。由此可见,面子具有情感敏感性,二者紧密相关、无法割裂。

  另外,面子具有文化特殊性(如Eelen 2001;Gu1990;Ide 1989;Mao 1994;Matsumoto 1988),面子和情感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具有不同表现。在汉语文化语境中,情感支持是关系工作中的重要社会实践,“情”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冉永平2018;冉永平、赵林森2018;Chang 2018;Chang&Holt1994),情感和面子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比如,Chang(2018:44,59)分析了中国台湾地区民事调解中的情感互动,指出情感不仅是威胁或关注面子的结果,而且是面子的内在构成部分。Ran&Zhao根据中国的面子实践,提出了基于“情面”的关系建构问题,并通过冲突调解中的情面实践,认为情面是一种投入情感的、具有道德负载的现象,指出道德维度和情感维度应纳入“面子支持”和“面子威胁”概念之中(2018:197)。情感和面子之间的制约与影响关系还未得到相关研究的高度重视。

  1.2(不)礼貌研究中的情感线索

  早期的礼貌研究间接体现了对情感或情绪问题的关注(Spencer-Oatey 2011:3568),但很少有学者深入探讨情感对礼貌行为或礼貌评价的影响。比如,Brown和Levinson(1987)认为缺乏情绪控制会威胁面子,却未描述如何适当地表达情感;虽然他们认为情感可能是影响礼貌策略的独立变量,却只从权力、距离和强制等级三方面衡量面子威胁。在礼貌原则中,Leech(1983,2014)提出了同情准则(尽量重视他人的感受)和情绪抑制准则(尽量抑制自己的感受),但并未探讨情感和礼貌之间的内在联系。针对礼貌问题,其他学者也隐含了情感方面的思考,如Lakoff(1989)关注冲突的最小化,Ide(1989)探讨顺利沟通,Kasper(1990)和Beebe(1995)讨论情绪驱动下的不礼貌,但都未深究二者的相互关系。这可能是因为,第一波礼貌理论及部分第二波礼貌理论受Brown和Levinson(1987:58)思想的影响,倾向于将礼貌描述成为理性驱动类行为。虽然之后的研究认为情感涉及理性,即使基于理性人的(不)礼貌理论也不能排除情感因素(Kienpointner 2008;Watts 2003),但对理性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对情感的忽略。

  早期明确关注情感的礼貌研究可能只有Arndt和Janney(1985)、Caffi和Janney(1994)等少数学者。Arndt和Janney(1985)反对基于恰当性的礼貌观,提出了基于人际支持(supportiveness)的礼貌观,认为要从信心、正/负情感、介入三类情感线索研究人际支持,并从话语、声音和动作方面提出了实现人际支持的具体策略。Caffi和Janney(1994)则从词汇、称谓、音节时长、韵律重音等11个方面提出了6种情感交际策略,为情感交际提供了初步框架。他们对礼貌中情感表现的关注,为人际情感的语用学研究提供了早期参考。然而,鉴于研究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超越语言本身的理论倾向,在Brown和Levinson、Leech等礼貌思想主导下的人际问题研究中,情感问题并未引起大家的更多注意。

  作为影响(不)礼貌行为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人际之间的情感问题重新受到关注(Kádár&Haugh 2013;Kienpointner 2008;Spencer-Oatey 2011)。Culpeper等学者注意到与不礼貌相关的情感,如Culpeper et al.(2010)通过伤害、冒犯、尴尬、受辱等情绪标签,重点研究了参交际者对不礼貌事件的情感反应;Culpeper(2011:62-65)指出,与冒犯有关的不礼貌往往会引发道德情感(moral emotions)(Haidt 2003),包括“谴责类情感”(如愤怒、厌恶、蔑视)和“自反类情感”(如尴尬、羞耻、羞愧)两类。道德情感与人际和谐管理不当有关,往往是因为违反面子需求和社交权而产生的。其他学者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文化语境等指出了情感与礼貌之间的密切联系。如Kádár和Haugh(2013)认为礼貌的理解应以认知和情感为依据;Kienpointner(2008)研究了不礼貌与情感之间的内在关系;Ruhi(2009)从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角度探究了土耳其文化中面子、礼貌与情感的关系;Is覨覦k-Güler(2008)针对土耳其语境中的不礼貌评价,指出自我情绪(如愤怒、烦躁、蔑视等)管理不当,则会引发交际对方的不礼貌评价;他还发现情感是引发不礼貌行为的根源之一,而非对不礼貌行为的反应(Is覨覦k-Güler&Ruhi2010)。这些研究已说明:情感对(不)礼貌的产出、理解和评价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1.3 人际关系中的情感线索

  按照Locher和Graham(2010)、Locher和Watts(2005)、Spencer-Oatey(2008)等的人际语用思想,言语互动及语言策略选择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并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冉永平2018)。“和谐管理”(SpencerOatey 2005,2008)和“关系工作”(Locher&Watts 2005;Watts 2003)超越了传统的(不)礼貌研究范畴,囊括了与人际关系相关的各类互动实践(Chang&Haugh2011;Locher&Langlotz 2008)。在人际语用学理论视角指导下的类似研究都不约而同重视人际互动中的情感线索与情感表现。

  人际和谐理论的提出者Spencer-Oatey是最早关注人际关系中情感线索的学者之一。在收集涉及人际和谐的敏感事件时,Spencer-Oatey(2002)通过提供情绪标签(如懊恼、受辱、尴尬、骄傲、快乐等),引导受访者描述交际事件中的情感反应,以此探究人际和谐的动态机制。在后续研究中,Spencer-Oatey(2005,2007,2009)将情感与面子直接联系起来,发现交际双方的情感反应与和谐管理的三个维度(即交互需求、面子需求和预期反应)共同影响人际和谐的动态感知(见图1)。陈新仁(2018:9)提出将“情感”作为和谐管理的维度之一,纳入人际和谐理论框架。SpencerOatey(2011)认为,语用学研究的人际关系包含战略关系、社交关系及和谐关系三类,其中和谐关系关注与人际关系最为密切的情感质量。她认为人际和谐管理和关系工作(relational work)(Locher&Watts 2005;Locher&Langlotz 2008)都研究和谐关系(SpencerOatey 2011:3576)。然而,尽管Spencer-Oatey重视交际中的情感线索,但她始终将其作为人际关系的语境因素,并未将其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

  图1:人际和谐的动态感知的基础(Spencer-Oatey 2005:116)

  关系工作理论的代表学者们也对情感表现出了持续的关注。Watts(2003:96-97)指出交际者的情感关系影响互动,Locher和Watts(2005:12)提出的关系工作框架也考虑到不同行为类型的情感标记。Locher和Langlotz(2008)明确指出关系工作处于认知、互动和情感三者的界面,适当的情绪表现(emotional display)可维护社交关系平衡、实现面子协商与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Langlotz、Locher等学者的研究(Langlotz&Locher 2012,2013,2017,forthcoming;Locher&Koenig 2014)逐渐跳出将人际情感作为语境线索的局限,而是将其作为交际中动态建构的过程,人际情感成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如Langlotz和Locher(2012)研究网络冲突性分歧中的情感索引,识别出情感表达、情感暗示、情感描写等三大策略及具体话语手段。Langlotz和Locher(2013)从声音线索、话语线索、身势线索、生理线索及面部线索等多模态资源展示人际情感的建构与解读,对理解现实交际中的情感及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研究趋势佐证了Haugh,Kádár和Mills(2013:4)将人际情感作为人际语用学独立研究领域的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清晰地看到情感线索在面子、(不)礼貌、人际关系研究中愈加凸显。虽然人际之间的情感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如今已逐步成为人际语用学研究的独立对象与重要议题。

  2. 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情感研究

  人际语用学不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而是一种研究视角(Haugh,Kádár&Mills 2013:9),它将语用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到了更具广泛意义的人际关系互动,既包括人际关系建构、维护与提升,也涉及人际关系的破坏、恶化等。人际语用学的发展促进了情感研究,使其从一种单纯的语境因素变成了人际关系动态建构的过程及目标,即成为一种研究对象。下面梳理情感的概念化、研究领域及研究路径。

  2.1 情感的概念化及研究视角

  人际语用学本质上是多学科或跨学科的(ibid.:8-9)。人际语用学视角下情感的概念化亦如此,如Jing-Schmidt(2007)借用进化心理学来界定情感,探究与威胁相关的情感(如恐惧、厌恶、愤怒等)在语言消极偏向中的作用;Culpeper(2011)从生物学和认知视角探究与不礼貌/冒犯相关的道德情感;Langlotz和Locher(2013;2017)则打破对特定情感类型的限制,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视角综合概述了结构情感观、序列情感观和演进情感观,形成了相对系统化的情感概念:结构情感观认为,情感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情感之间相互联系;序列情感观认为,情感是复杂的行为过程的一部分,每种情感都包含一个复杂的行为序列(包括外部刺激、评价过程、生理变化、行为倾向和行为调节);演进情感观则认为,情感是人类进化、个体发展和心理状态演进的一个部分。

  上述体现了情感研究的不同视角和不同的情感观。结构情感观主要研究具体情感类型或不同情感之间的联系,如Selting(2010)针对“愤怒”,借助语言资源(包括修辞、词汇语义、句法、语音音位)、韵律与声音资源、视觉及多模态资源(包括身体姿势、头部运动、视线、手部运动及手势)等,分析抱怨话语中交际者的情感表现;Díaz-Vera和Caballero(2013)针对“嫉妒”,对比英语和西班牙语中的隐喻模式,探究两种不同文化对“嫉妒”的感受。序列情感观探究交际事件中情感的完整行为序列,如Culpeper et al.(2010)、Culpeper(2011)、Spencer-Oatey(2002,2011)通过访谈、日志报告等形式,尽量重现交际序列,追溯情感反应的人际行为归因。演进情感观从人类类属或特殊人群的角度研究情感,如Gerholm(2011)关注幼儿在面子敏感事件中的情感反应,以及为面子维护而做出的各种努力,探究了儿童面子意识的觉醒及情感能力的发展;Dezecache,Mercier和Scott-Phillips(2013)从进化视角研究人类情感,提出了情绪警觉机制(emotional vigilance),帮助评估所接受的情感信号及评估保持情感交流的稳定性(即识别情感信号的真伪)。这些从研究视角方面展现了不同情感观指导下的人际情感研究。

  图2:情感对生物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调节(Langlotz&Locher 2017)

  2.2 情感的研究领域

  情感可调节人与环境的关系及人对环境的取向(见图2)(Langlotz&Locher 2017)。根据该图示,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情感研究重点关注如何使用交际线索(5b)和情感元话语(5c)实现人际关系(3b)的情感调节,也关注情感对认知过程的影响和认知对情感反应的影响(1b)、社会文化环境(2c)和互动语境中的关系建构,以及与面子概念紧密相关的自我(3c)和内部心理环境(2d)(ibid.:293)。据此,Langlotz和Locher(ibid.)将人际语用学的情感研究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认知与情感、社会与情感和交际中的情感。这较全面地覆盖了人际情感的关注点,然而Langlotz和Locher(ibid.)对三个研究领域的探讨多局限于理论层面,在实证研究方面还较为欠缺。下面我们结合相关成果,介绍每个研究领域。

  2.2.1 情感与认知

  认知与情感的联系可从两个视角切入:情绪进程中情感与认知的联系、认知对行为预期的影响(ibid.:300)。前者主要从神经认知科学和认知心理学汲取理论成果。神经认知科学研究表明,若当前情境与我们先前所经历的情境类似,那么先前的情绪经历会影响我们对当前情境的评价;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对情境的介入程度、个体的情境目标及情境与个体的关联性是激活情绪的基础,是影响评价的重要认知维度。后者与情感的感受规则和表现规则有关,这些规则告诉我们何种情境应该做出何种(情绪)行为,相关知识以认知图示的形式被储藏起来,然后在需要判断或评价特定行为的社会情境适当性时被激活。

  上述理论对情感的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前者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探究具体情境中适当的情绪行为和情绪表现的认知框架,并反过来以此为基准评价情境中的交际行为。从后者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研究特定语境情况下情感的感受与表现规则,并探究这些规约的社会化过程。比如,在医疗语境中医护人员应遵守哪些感受规则(如感受患者的不幸)或表现规则(如表达同理心),以及如何加强这些规则的学习以促进正向的医患交流。Locher和Koenig(2014)分析了医学生与患者交流的反思报告之后,指出共情能力及对自我与他人情绪的管理能力是医学生应该培养的重要内容。Odebunmi(2012)探究了医患交际中交际双方如何通过洋泾浜语,进行情绪建构,以促进双方识别交际意图。类似研究都涉及情感与认知、能力等之间的相互影响。

  2.2.2 情感与社会

  情感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体现于人类系统进化、个体发展和社会互动的三个层面(Langlotz&Locher2017:303)。从人类系统进化来看,情感交流的进化促进了人类的生存,道德准则促进了情感的社会文化管理。从人的个体发展来看,情感交流是主体间交往的基本形式,对培养个体的同理心及人际关系管理能力至关重要。从社会互动层面看,人际关系是情感的最重要来源,社会交互是情感的触发因素。

  针对社会与情感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体现在这三个层面。从人类系统进化的层面出发,我们可以关注情感秩序的建构及其对人类社会的管理。情感秩序(Stevanovic&Per覿kyl覿2014)是道德秩序的重要构成(Haugh 2015),包含情感状态和情感立场。通过对情感状态和情感立场的分析,我们可以捕捉交际互动中的人际情感,如Langlotz&Locher(2012)根据情感立场的线索,分析网络中冲突性分歧的升级;Du Bois和K覿rkk覿inen(2012)研究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情感立场与情感联盟。从个体发展层面出发,我们可以追踪儿童成长过程中人际情感及情感管理的历时发展。这方面的研究议题包括儿童成长过程中社会情感的发展(如Lewis(1992)发现,两岁之后的儿童会出现尴尬、羞耻等与面子相关性较强的社会情感)、面子/关系实践行为的发展(如Gerholm(2011)发现,儿童从早期依赖父母践行面子行为到自己实施面子行为的发展过程)、不同年龄儿童对同类交际事件所出现的差异性情感反应(如Lewis(1992)发现,引发沮丧、愤怒等情绪的交际事件可能转而引发尴尬、羞耻等社会情感)等。从社会互动层面出发,我们可以根据社会文化语境中人际互动中的情绪发展为线索,归纳出不同情感类型的序列模型,从而对比不同语境中人际情感的动态机制。

  2.2.3 交际中的情感

  交际中的情感包含两类不同的观察路径:人际互动中产出的情感线索、对内部情感状态的元评价或元描述(Langlotz&Locher 2017:307)。前者关注情感的社会方面,重点观察情感立场的外部表征及解读。后者关注情感的个体方面,重点观察内在情感状态及背后的情感机制。

  两种观察路径在研究方法上大有不同。对情感线索的追踪和解读与交际模式息息相关。比如,针对面对面交际中的情感线索,往往要借助多模态手段,分析交际者的语言、声音、面部表情、身体等引发的情感线索(Langlotz&Locher 2013;Selting 2010,2012)。针对网络交际中的情感线索,我们可重点分析大小写、标点叠用、特殊拼写等语言手段(Langlotz&Locher 2012;Vandergriff 2013),以及表情符号、视频等网络语境特有的表意资源。对内部情感状态的追踪主要依据访谈、日志、问卷等形式,如Culpeper(2011)、Locher&Koenig(2014)、Spencer-Oatey(2002,2011)等所提供的研究模式。

  2.3 情感的人际语用学研究方法

  在研究路径、语料收集与处理、关注的语境等方面,人际语用学体现出了与早期传统的语用学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差异。下面梳理归纳情感的人际语用学研究方法。

  2.3.1 研究路径

  在研究路径方面,传统语用学多采用自上而下的绝对主义视角,或称“二阶视角”“客位视角”“分析者视角”等,如Lakoff(1973)、Leech(1983)、Brown和Levinson(1987)均致力于寻找人际交往的普世准则或普遍原则。然而,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忽略了交际交往中社会规约的文化敏感性以及交际互动中的交际者视角(Locher 2004:65-66;Locher&Langlotz2008:166-169)。随着话语转向(discoursive turn)的出现,人际语用学在分析路径上开始采用一种自下而上的相对主义视角,亦称“一阶视角”“主位视角”或“交际者视角”,该路径从具体的社会文化、具体的交际语境及具体的话语交互中寻找交际线索,重视交际者的个体回应与评价。不过,目前部分学者也认为,该路径可能走向另一个过于琐碎的极端,难以形成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研究成果。为此,有学者提倡采用参与者与研究者相结合的“双向视角”(Haugh&Culpeper 2018:213)。

  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情感研究,一方面提倡系统地捕捉各类情感线索(如Langlotz&Locher 2012,2013;Vandergriff 2013;Selting 2010,2012),运用交际片段中的表意证据支撑分析结果。另一方面引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Haugh 2007b;Spencer-Oatey 2011),补充田野观察、访谈等语料证据,以便提供更多的人际语用线索。Spencer-Oatey(2011)认为,人际情感或关系建构往往不是通过单一话语完成的,而是在交互进程中经过多轮次的话语互动建构的。话语过程分析法(discoursive approach)过度关注独立话语事件,较难捕捉到人际问题的历时发展,因而有必要引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上述方法更多地体现了参与者视角。

  2.3.2 多模态语料

  语料的收集和处理方式与研究路径息息相关。传统语用学研究多为杜撰的、内省式或通过实验控制诱导出的非真实语料(刘平2017:22),往往是为了配合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用于例证研究者的理论建构。人际语用学研究关注真实发生的交际过程,并在语料处理上注重对互动会话特征的如实呈现,包括停顿、修正、重叠、笑声,甚至噪音等细节和多模态的交际线索,尽可能准确描述并分析交际互动中出现的交际者反应与评价。同时,情感交流在本质上是多模态的(Arndt&Janney 1985;Langlotz&Locher 2013)。在不同的交际语境中,人际情感的建构方式存在差异。面对面交际具有多模态特征,因此对人际情感的分析需要超越单模态的交际信息,将声音、表情、动作等多方面的情感线索纳入其中。

  为此,就人际交往及所涉及的人际语用问题,需要我们在语料收集和语料处理中除了交际者的语言使用之外,还要尽可能捕捉其声音、身体(如步法、动作、姿势等)、生理变化、面部表情等多方面的情感线索,为语言交际的人际语用学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多模态表意证据。目前,网络语境中的情感交互已成为人际语用学研究的一大课题(如Langlotz&Locher2012;Vandergriff 2013),一方面网络平台的公开性(如新闻评论、网购评论等)方便进行语料收集,另一方面网络平台的匿名性特征带来了交际者真实信息的不确定性或不可知性。此外,网络语境的复杂性使得我们难以捕捉互动话语中的停顿、重叠、内容输入及删改等信息,网络语境特有的情感表达线索,如表情符号、表情图案、全拼大写“GO AWAY”、标点符号叠用(如“???”或“!!!”)、非标准化的拼写(如“greaaaaat!”)等,使网络语境中的情感索引和所表现的人际情感信息就更为丰富。

  另外,民族志研究法要求我们在对情感的人际语用学分析时提供丰富的语料类型,包括田野观察、访谈、焦点日志等(如Culpeper 2011;Spencer-Oatey2002)、反思写作(如Locher&Koenig 2014)等。田野观察可以使我们更加直观地捕捉人际情感的多模态交互,而访谈、日志、反思写作等语料可以补充实时交互无法捕捉到的背景事件或交际者自身对交际事件的解读与反馈,为人际语用问题的探究与分析提供更多的语境信息。

  3. 结语

  本文首先简述了情感问题的相关研究,接着回顾了面子、(不)礼貌及人际关系研究中的情感线索。第2部分从人际语用学视角出发,梳理了情感的概念化、研究领域及方法,表明情感的概念化具有多学科及跨学科的特点,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多学科融合性特征。

  人际情感、人际关系和人际评价构成人际语用学的三大研究领域(Haugh,Kádár&Mills 2013)。人际情感是近年来人际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相比其他两个领域仍处于发展初期。大量文献表明,传统的语用学研究不直接关注人际情感问题,直到第二波礼貌研究对情感的关注才逐渐明朗化,并被纳入相关的理论建构中(如Locher&Watts2005;Spencer-Oatey 2005)。随着人际语用学的发展,情感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从人际语用学出发,可以先从情感负载较强的交际行为入手(Kádár&Haugh 2013:225),如咒骂(swearing)(Dewaele 2004)、分歧(Langlotz&Locher 2012)、调侃、赞美、祝贺、道歉等,探究具体交际行为中的情感及所建构的人际关系,或所引发的人际关系效果。希望本文能够为人际语用学研究拓展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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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冉永平 范琳琳 工作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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