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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020年10月30日 10:55 来源:《当代语言学》 作者:李天宇 字号
2020年10月30日 10:55
来源:《当代语言学》 作者:李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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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在回顾认知类型学三个阶段发展的基础上,以史文磊(2014)为引探讨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研究的相关问题,包括路径动词的判定标准,汉语中的双框架结构和综合性动词,连动式和动补式的异同,现代汉语中的连动结构和附加语结构,以及虚拟运动。本文认为,汉语路径动词应根据Lin(2011)重新判定;综合性动词同时编码方式信息和路径信息,因此应区别于方式动词和路径动词;连动式内部V1V2皆为可独立使用的动词,而动补式内部V2则语法化为不可独立使用的补语;在运动事件编码中,连动式体现了连动特征,而动补式体现了附加语特征;虚拟运动和具体运动在词化类型有所不同,因而值得将其二者予以区分。本文所做出的讨论有助于厘清汉语运动事件研究中的上述问题,并界定传统汉语语言学中连动式和动补式的异同,从而为后续汉语认知类型学的考察奠定基础。

  关键词:认知类型学;运动事件;路径动词;综合性动词;连动式;动补式

  作者简介:李天宇,男,博士,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人文社科部讲师。研究兴趣: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

  基金: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号:留金发[2014]3026号)资助。

  作为认知类型学的研究对象之一1, 运动事件词化类型自提出后历经发展, 在中西方语言学界均得到相当关注。其中史文磊2014年所著的《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考察》(下文简称“史著”)融合了中国传统语言学和西方语言学理论, 从汉语实证的角度对Talmy的类型学做出了补充论证。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以该书为引对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做出进一步思考。第1节回顾认知类型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2节就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提出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均是通过研读史著和其他相关研究得出,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可以弥补史著中的缺陷, 一方面有助于开展汉语认知类型学的后续考察。

  1.研究回顾

  认知类型学自Talmy(2000b)以来, 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分别是(1)Talmy(2000b)的V型(verb-framed, 动词框架)和S型(satellite-framed, 附加语框架); (2)Slobin(2006)所补充的E型(equipollently-framed, 均衡框架); (3)Croft等(2010)的四分法: V型、 Sym型(symmetrical, 对称型)、 S型、 DF型(double-framing, 双框架结构)。本部分对这三个阶段稍作回顾。

  1.1 Talmy的二分类型学

  在Talmy(1985, 1991)提出词化类型并将运动事件引入到类型学后, 二分类型学的思路就得到了广泛关注。随后Talmy(2000b)对宏事件的词化类型的种类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讨论。

  Talmy(2000b:217-8)认为宏事件作为复杂事件, 其中包括主事件(又称“框架事件”)和副事件(coevent)。主事件又含有四种成分2, 即焦点实体、 背景实体、 激活过程和系联功能。其中焦点实体为变量, 背景实体为参照, 激活过程一般有两个值: 转变和不变(fixity), 系联功能则是作用过程之后焦点和背景的关系。四种成分里系联功能, 被认为是主事件中的核心图式。副事件则附属于主事件, 往往起到阐释说明、 补充信息的作用。最常见的两种副事件分别为致使和方式(Talmy 2000b:220)。Talmy的宏事件包括五种类型: 运动事件、 体相(temporal contouring)事件、 状态变化事件、 行为相关事件和实现事件。

  词化类型则调查宏事件是如何被映射到表层语言中, 据此Talmy将诸多语言分为两种类型。如果在一种语言中主事件里的核心图式用动词表达, 则该语言为V型, 如果核心图式用附加语表达, 则该语言为S型。附加语在不同的语言中对应不同的形式, 如汉语中的动词补语就被认为是一种附加语, 用来表达汉语中的核心图式, 因此汉语被Talmy判定为S型语言。另外在Talmy(2000b)的模型下, 附加语和介词是分开的。不过Talmy(2000b:222)同时指出, S型语言可以使用介词来表达核心图式。Talmy(2000b:226-78)将其类型学二分法应用到了上述5种事件类型中, 并一一做出了阐释。

  1.2 Slobin的第三种类型

  在Talmy的5种事件类型中, Slobin(2006)着重研究了运动事件, 并在Talmy二分类型学的基础上补充了第三种类型E型。在运动事件结构下, 核心图式对应运动的路径, 副事件则对应运动的方式。Slobin(2006:64)认为如果一种语言的框架化“路径和方式具有大致相当的形态句法地位”, 则该语言应属E型3。汉语因为属于连动语言, 无法在路径动词(表达路径的动词)和方式动词(表达方式的动词)中确定哪个是主要动词, 因此Slobin(2006:64)判定为E型。Chen和Guo(2009)以及Guo和Chen(2009)分别从语用和儿童语言习得的角度验证了汉语的E型说。

  E型说在汉语应用中的关键在于将路径动词从动词补语的地位提升上来, 视其和方式动词均为主要动词。对于该观点Talmy(2009:390)认为, 表达路径的语言成分虽可视为动词, 但却不是主要动词。Talmy(2009:391-2)并进一步从形态、 句法、 数量规模等5个方面为主要动词提出了判定标准。在这些标准中, 数量规模认为主要动词数量较多, 形成开放类, 非主要动词数量较少, 形成封闭类。上述Chen和Guo(2009)的语用调查只发现了13个路径动词: 到、 出、 进、 过、 下、 上、 回、 起、 开、 离、 入、 倒4。路径动词为封闭类的说法经常被汉语运动事件研究引用, 如Shi和Wu(2014:1274), 以及本文所议史著(P.382)均以之为依据, 认为路径动词为非主要动词, 继而倾向支持Talmy的汉语S型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Talmy(2016)以运动事件内部词素是否可作为动词单独使用为视角对汉语词化类型做了进一步的细分5: 一种由可独立使用的动词和不可独立使用的附加语构成, 如“跑开”, 一种由两个均可独立使用的动词构成, 如“跑进”(P.153)。Talmy(2016:159)认为前者为汉语中的附加语框架结构, 后者则符合Slobin对于汉语双框架结构的判定标准。本文将在2.3和2.4小节对汉语里的附加语框架结构做出进一步阐释, 至于词化类型诸如“跑进”, 因为其内部结构均为可独立使用的动词, 我们援引Croft等(2010)的连动类型(Serial), 在本文中称之为“连动式”(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1.3 Croft等的四分法

  Croft等(2010)在共时和历时的层面对认知类型学做出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历时方面Croft等(2010:226-30)从语法化的角度归纳出认知类型学词化类型演变的两条路径; 共时方面Croft等(2010:204)则将认知类型学的调查范围从Slobin的运动事件重新涵盖至Talmy的5种事件类型, 并引用Levin和Rappaport Hovav(2005), 称主事件为结果事件, 副事件为方式事件, 继而将Talmy的5种事件类型概括为“方式-结果”类型学。Croft等进一步将该“方式-结果”类型分为两种情况: 运动情况和状态变化情况, 前者对应了Talmy的运动事件, 后者对应了Talmy的其余四种事件。在此基础上Croft等将语言类型修补为四种: V型, Sym型(对称型, 包括CD型(coordinate, 并列)、 Serial型(serial, 连动)、 CP型(compounding, 复合)三种情况), S型和DF型6。四分法下对称型指用来编码事件的语言形式其内部结构“都可以当作谓语独立使用”(Croft, et al. 2010:207), 典型例子为汉语中的连动式。DF型我们会在第2部分进行说明。

  另外Croft等(2010:206)重新定义了动词(词根)和附加语。前者为“独立做谓语使用时保持意义不变的形态句法结构”, 后者为“非动词(词根), 却可编码事件成分的任何结构”, 据此, 介词也被归类为附加语。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 认知类型学在事件调查范围上经历了“多(Talmy的5种类型)-单(Slobin的运动事件)-多(Croft等的运动和状态变化2种情况类型)”的发展, 在语言类型划分上经历了“二分-三分-四分”的细化。而汉语的类型定义则经历了“S型-E型-Serial型”的变化。史著对汉语类型学的考察仅着眼于运动事件, 并主要依据“路径动词封闭类”的说法将汉语判定为S型。暂且不论“封闭类”的概念是否适用于非运动的状态变化情况, 现代汉语中路径动词的种类是否仅为13个?汉语中运动事件究竟是靠连动结构还是附加语结构编码?认知类型学下的连动式又和传统汉语研究中的动补式有何异同?这些问题都将在第2部分进行讨论回答。

  2.汉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部分在认知类型学综述的基础上, 侧重于汉语运动事件研究, 以史著为引讨论相关问题。研读史著我们认为, 其主要缺陷包括: 路径动词判定标准不清晰; 没有重视汉语中的双框架结构和综合性动词; 没有区分汉语中连动式和动补式的异同; 忽视了现代汉语运动事件类型划分中的连动型和附加语型。这些缺陷使得史著在未完全统计现代汉语路径动词数量时就判定其构成“封闭类”; 同时在未充分调查现代汉语附加语型结构的情况下, 仅以方式动词和路径动词数量的多寡就倾向认为现代汉语为S型语言。这两方面均降低了史著结论的信服力。另外, 史著未能很好区分运动事件中的具体运动和虚拟运动, 而这两者在词化类型方面存在差异。本部分所做出的讨论一方面有助于弥补史著的不足, 一方面有助于厘清传统汉语语言学中的相关概念, 从而为汉语认知类型学的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2.1 路径动词的判定标准

  Talmy(2000b:53)将路径分为三种: 矢量(vector)、 构形(conformation)、 和指示(deictic)。Chu(2004)在此基础上又增加维度和方向两类7。史著承袭了Chu的五种分类法(P.168)。矢量指焦点实体与背景实体之间在运动中的相对关系, 包括离开、 经越(traversal)和往到。矢量信息在英文中可通过介词编码, 在汉语中的表现形式则主要为动词。两者之间的差别见例句(1a)和(1b):

  (1) a. He ran out of the classroom across the playground to the dormitory.

  (史文磊 2014:169(293))

  b. 他从教室出来[离开], 路过[经越]操场, 跑到[往到]了宿舍。

  (史文磊 2014:168(292d))

  构形指焦点实体与背景实体在位移发生后所形成的几何关系, 包括内/外、 表面、 旁边、 上/下等。指示主要指“来”和“去”。维度包括四种: 零维(点)、 一维(线)、 二维(面)和三维(容器)。方向则是焦点实体在空间中运动的定向(tropism), 包括向上/向下、 向前/向后、 正向/反向、 聚向/散向等(Chu 2004:156-7)。史著根据方向的上述分类列举了汉语中对应的词项例示(P.171), 见表1(原表3-9):

  表1 路向类别及词项表(史文磊 2014:171, 表3-9)

  不过表1中所列出的部分路向动词却未出现在史著随后的路径动词语用统计中, 反而依据Chen和Guo(2009)被归类为方式动词, 如“落”(P.382)。这迫使我们需要更为详细的标准来区分方式和路径: 针对该问题, Lin(2011:35-40)援引Rappaport Hovav和Levin(2010)以及Rappaport Hovav(2008)提出的路径和方式的两个区别, 并将其应用到汉语中。区别一: “路径所含信息可由不同的方式引起”, 而方式词一般不能由别的方式进行修饰。譬如路径动词“回”可前接不同的方式, 像“跳着回”“滚着回”等, 但是对于方式动词“跑”一般不能说“*跳/滚着跑”8。区别二: “方式可后跟由其引起的结果”, 如“跑累”“跑丢(鞋子)”“跑到”等, 而“路径只能后跟与其相关的结果”, 如“回到”, 但一般不能说“*回累”“*回丢”。Lin以这两个标准对动词“掉”进行了验证, 发现其可以前接不同的方式, 如“随风飘着掉下来”“翻滚着掉到沟里”; 同时“掉”只能后跟与其相关的结果, 像“掉下来”“掉到”, 却排斥其他无关结果, 如“*货车掉坏发动机”“*货车掉丢轮子”等。因此Lin(2011)判定“掉”为路径动词。作为“掉”的同义词, “落”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标准判定为路径动词, 而非Chen和Guo(2009)所认定的方式动词。

  事实上, 史著中路径动词和方式动词归类的矛盾之处, 亦为该书评审专家所注意, 如张敏在其评审意见中指出, “可惜的是……(史著)现代汉语的数据却取自Chen和Guo(2009)(况且作者本人在2.5.5小节已对其部分统计数据表示怀疑)”(P.460)。我们认为, 解决该矛盾的关键在于依据Lin(2011)梳理的汉语中路径和方式的两个判定标准, 按照Chu(2004)所列出的五种路径进行详细调查。这或许可以让我们找到更多的路径动词, 检验路径动词是否为“封闭类”, 继而审查Talmy(2009)主要/非主要动词标准之于现代汉语的应用, 从路径动词数量方面对其及史著关于现代汉语S属性的论断进行证伪。

  2.2 双框架结构和综合性动词

  我们首先援引Croft等(2010:208)中的两个例句来说明什么是双框架结构。在(2a)的法语和(2b)的俄语例句中, 路径信息均被编码两次, 一次由附加语编码, 一次由主要动词或主要动词的词缀编码。由于附加语不能单独使用, 所以Croft等(2010)认为这两句话中的双框架结构为非对称型。另外, 两个例句的区别在于法语中的主要动词完全编码路径信息, 而俄语中的主要动词词根则编码方式信息。

  汉语中也有相似的结构, 譬如(3a)和(3b)。其中(3a)来源于北大CCL语料库,“升上”内部两个成分同时表示路径,且“升”主要编码路径信息9,与(2a)法语类似;(3b)来源于史著(P.237),“登上”内部两个成分同时编码路径,且“登”可以编码方式信息,与(2b)俄语类似。

  (3) a.当球体内快充满空气时, 用加热器对球内的空气加热, 产生浮力带动吊篮升上蓝天。(《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b.行者抖擞精神, 登上第十一层, 霎时又上到第十二层10。(《西游记》, 第六十二回, 转引自史文磊 2014:237(516))

  然而, 与(2)中的法语俄语例子相比, 汉语在双框架结构方面表现出两个不同的特征。第一, 法语中编码路径的en haut和俄语中编码路径的iz均为不能单独使用的附加语, 因此其所构成的双框架结构为非对称型; 而汉语中编码路径的“上”可单独使用, 如“上天”“上楼”, 且其之前的动词“升”“登”亦可单独使用, 如“升天”“登楼”, 因此汉语中的双框架结构为对称型。第二, 法语俄语中的动词或动词词根要么单纯编码路径, 要么单纯编码方式, 而(3b)中的“登”字既融合了“用脚”的方式信息, 又融合了“向上”的路径信息, 为汉语中的综合性动词(史文磊 2014:235)。 这意味着现代汉语中的双框架结构包含两种形式: 其一如(3a)中“升上”, 由两个路径动词组成; 其二如(3b)中“登上”, 由综合性动词和路径动词组成。值得注意的是,Shi等(2018:853)在对汉语运动表达类型变化的再次考察中提到了类似“升上”的双框架结构(Shi等称之为“双路径形式”(double-path pattern)), 如“回到”, 却由于依然沿袭了史文磊(2014:175)的做法, 将综合性动词划归为方式动词, 从而忽略了对诸如“登上”等双框架结构的考察。

  汉语中的综合性动词对Rappaport Hovav和Levin(2010)所提出的“方式/路径互补说”(manner/path complementarity)带来了挑战, 后者认为一个动词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只能编码或者方式、 或者路径中的一种信息。Levin和Rappaport Hovav(2013:58-9)以climb为例, 认为其只编码“对抗地心引力”的方式信息而不含有任何路径信息, 因此我们既可以说John climbed down the mountain, 也可以说The train climbed up the mountain。然而该“方式/路径互补说”并不适用于汉语中的综合性动词。譬如“登”字编码“用脚”的方式信息, 所以火车可以“爬上”(climb up)山, 却不能“登上”山; 而“登”字中“向上”的路径信息也使约翰可以“爬下”(climb down)山, 却不能“登下”山。

  汉语中的综合性动词虽然具有特殊性, 却在以往的认知类型学中没有得到特别关注, 且在运动信息归属上存在混乱。如史著虽然意识到汉语中存在综合性动词, 却在语用统计中将其划归为方式动词(P.175), 例见其沿袭Chen和Guo(2009)将“登”字归类于方式动词(P.382); 而Yang(2014:223)却将“登”字判定为路径动词。鉴于综合性动词同时编码路径信息和方式信息的性质, 其在运动信息归属上应单独列出为宜, 这也会为汉语的类型学考证带来新的视角。

  2.3 连动式与动补式的异同

  传统汉语语言学认为V1V2在上古汉语中为双句法核心的连动式, 其对应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因V2语法化为V1的补语, 故演化为动补式。史著接纳了该观点(P.344), 并举例论证连动式和动趋式之间的区别, 以及路径动词语法化为补语的条件(Pp.348-51):

  (4) a.i.淳于髡说毕, 趋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转引自史文磊 2014:348(28a))

  ii.李克趋而出, 过翟璜之家。(《史记·魏世家》, 转引自史文磊 2014:348(28b))

  b.i.还至瑜家而去。(《法苑珠林》, 卷八十三, 引《冥祥记》, 转引自史文磊 2014:350(33a))

  ii.孙氏妻黄氏, 忽见一童子在前, 以钗掷之, 跃入云去。(《太平御览》, 卷九百二十三, 引《续异记》, 转引自史文磊 2014:350(33b))

  史著认为单独看(4a-i), 我们无法判断“趋出”是连动还是动趋; 考虑到(4a-ii)中同时期的“趋”和“出”可由“而”连接, 显示出这两个动词均为可单独使用的主要动词, 因此判定(4a-i)为连动式。随后作者又将形式标记“而”引入(4b), 认为(4b-i)中有“而”, 所以“去”字为主要动词, (4b-ii)中没有“而”, 这使得其中的“去”有语法化为趋向补语的可能。然而, 关于语法化的条件, 史著背离了形式标记, 转向了语义方面, 并以(4b)为例进行了讨论。其认为(4b-i)中“至”为[+有界]动词, 与之后的“去”形成有明确边界的两个事件, 这使得“去”成为保持独立的动词, 因而难以语法化为补语。而(4b-ii)中的“去”作“往到”意时, 与“入”共享终点背景, 因而和“跃入”可结合为一个概念事件, 此即“去”发生语法化的条件。

  我们认同史著以形式标记“而”对主要动词做出的判断, 但对其语义事件标准持怀疑态度。事实上(4a-i)中的“趋出”和(4b-ii)“跃入云去”中的动词都可以被理解为表达单一事件, 因此二者并不存在语义上的差异。这样我们判断连动式和动补式的区别只剩下了形式标记, 即看V2经过语法化后是否仍可单独作为谓语使用, 如可以, 则V1V2为连动式, 如不可以, 则V2语法化为V1的补语, V1V2为动补式11。这里我们以“到”为例进行说明。

  吕叔湘(1999:151)在“到”的趋向动词词条下列举了两个例子, 认为“到”表示动作达到目的或有了结果:

  (5)a.好容易走到了。(吕叔湘 1999:151)

  b.这个人好像在哪儿看到过。(吕叔湘 1999:151)

  然而我们认为, (5a)和(5b)中的“到”存在异同。差别表现为(5a)中的“到”可以单独使用, 如“好容易用走的方式到了”, 类似于英语中have arrived by walking, 这也是Tai(2003)认为汉语V1V2中V2为主要动词的原因。而(5b)中的“到”则不可以单独使用, 譬如我们不可以说“*这个人好像在哪儿用看的方式到过”。究其原因在于, “到”出现于上古后期(史文磊 2014:230), 其本意为“至、 诣”等动词意(胡敕瑞 2002, 2006)。“走到”中的“到”字保留了该动词意, 而“看到”中的“到”字则经语法化后丧失动词意, 成为不能独立使用的动词补语。而连动式和动补式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在语义上均表示单一事件, 如Tai(2003:306-7)12认为“打死”和“看到”均表示事件类型(Aktionsarten)中的完成事件。而Kearns(2011:158)进一步指出, 完成事件由过程和表其结束的顶点(telos)共同构成。细审连动式(包括运动连动式“走到”和致使连动式“打死”)和动补式(此处仅有动结动补式“看到”), 它们中的V1均为无界、 延续性和动态性的过程, 加上V2的顶点后则转变为有界的完成事件。因此连动式和动补式在语义上均表示单一的完成事件。

  吕叔湘将“走到”和“看到”均列为趋向, 这体现了传统汉语语言学中连动式和动补式不分的现象。该现象近来得到好转, 如《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P.266)在“到”的补语词条下仅列出了“看到、 做到、 想到”等动补式, 而将表“到达、 达到”的动词义排除在外。史著没有区分连动式和动补式, 除了因为受传统汉语语言学的影响之外, 还在于史著仅考察了汉语中的运动事件, 而没有涉及诸如“看到、 做到”等表达状态变化(Croft, et al. 2010)的词化类型调查。这从侧面显示了对于汉语的认知类型学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运动事件, 而应从运动事件和状态变化事件两方面着手进行考察。

  2.4 现代汉语运动事件中的连动结构和附加语结构

  在2.3节我们比较了连动式和动补式的异同, 其中连动式下的致使连动式经语法化后转变成为动补式下的动结式, 那么运动连动式经语法化后有没有对应的动趋动补式呢?我们认为有, 此处以“往”为例进行说明13。

  “往”在上古时期为“离开说话者而向目的地位移的主要动词”(史文磊 2014:219), 如(6a)。然而现代汉语中“往”通常被认定为介词, 类似于英语towards。吕叔湘(1999:547)和《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都将“往”标注为表示动作方向的介词, 与动词连用, 如(6b):

  (6)a.今汝独往燕私之处, 入户不有声。(《韩诗外传》, 卷九, 转引自史文磊 2014:219(446))

  b.i.车队开往拉萨。(吕叔湘 1999:547)

  ii.这趟车开往上海。(《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1354)

  “往”从古汉语中的动词历经语法化变成介词, 其相应的动词结构如“开往”, 可被理解为表示动趋的动补式14。鉴于Croft等(2010)已将附加语的范围扩展至介词, 我们认为动趋动补式可被看作汉语中的附加语结构。因此汉语中表示运动事件既可以用连动式, 如“走到”, 又可以用动补式, 如“开往”。前者体现汉语的连动类型特征, 后者体现汉语的附加语框架类型特征15, 至于哪种为现代汉语运动事件的主要类型特征, 则需语用统计后再做定夺。遗憾的是, 史著并没有对汉语中的附加语结构进行考察, 而仅以沿袭以往研究中“路径动词封闭类”的说法就倾向将现代汉语判定为S型语言。这样一方面忽视了汉语中附加语框架类型特征的对象考察, 另一方面在没有对路径动词进行详细判定的前提下直接引用前人关于路径动词数量的统计数据, 会降低其现代汉语S型特征论断的信度。

  2.5 虚拟运动

  史文磊(2014:6)指出, 运动事件既包括具体的运动, 又包括抽象的运动。尽管其认为所做调查侧重于前者, 然而在个别例句上两种运动并未得到区分。本节将结合Ma(2016)对汉语中虚拟运动(fictive motion)的探讨加以介绍。

  Talmy(2000a:99)认为虚拟运动“是用动态的语言形式(如运动动词、 方向介词或二者的组合)来描述静态的事物或者场景”, 并举例说明:

  (7)The fence goes from the plateau to the valley. (Talmy 2000a:99)

  (7)中篱笆和高原以及山谷之间的相对位置为静态的场景, 事实上篱笆本身也不存在任何运动, 然而在语言形式上该句使用了表示动态的运动动词go和方向介词from…to, 所以是典型的虚拟运动。

  Talmy(2000a:103)以英语为出发点, 将虚拟运动分为六种: 散射(emanation)、 类型致使路径(pattern paths)、 相对框架运动(frame-relative motion)、 临降路径(advent paths)、 通向路径(access paths)以及共延路径(coextension paths)。Ma基于汉语调查又补充了五种类型16。我们这里引用共延路径对史著进行讨论。共延路径是对于延展性物体的路径化描述(Talmy 2000a:138), 如(7)。Ma(2016:57-8)对于共延路径另举汉语例句“它的(黑河)旅程从祁连山开始, 到内蒙古居延海结束……, 它……蜿蜒前行, 伸向荒漠”, 并以之为例对河流做出特殊讨论。Ma认为河流在运动事件上既可以理解成河道, 又可以理解成河水: 前者为描写静态河道外形的虚拟运动, 后者为描写动态水流的具体运动。然而如果一句话中“包含有河道的源头、 路径和终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其为侧重刻画河道外形的虚拟运动。对于河流的两种解读让史著中的两个例句(P.118)存在异议:

  (8)a.江出岷山, 东流绝汉入海。左还北流, 至于开母之北。(《淮南子·地形》, 转引自史文磊 2014:118(120a))

  b.灞、浐两水向北流去, 水色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卷三, 转引自史文磊 2014:118(120b))

  (8b)中有两个“水”字, 虽然第1个“水”字可以被看作是用提喻指代向北流去的河流, 第2个“水”字则表明其重点在于描述水质的情况, 因此这句话可以被理解成描写河道里的水流。(8a)中则包含了描写河道外形的所有元素: 有源头(岷山), 有路径(东流绝汉/左还北流), 有终点(海/开母之北)。因此(8a)更加侧重描写河道的外形, 被理解成为虚拟运动的“共延路径”为宜。

  我们将虚拟运动作为问题进行讨论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与具体运动在词化类型方面存在差异。Ma(2016:34)列举出了8种汉语虚拟运动的词化类型, 其中复合词(如“伸展”)、 副词和动词的组合(如“斜射”)、 成语和熟语(如“拔地而起”)等都在汉语具体运动词化类型的讨论范围之外。所以增加虚拟运动的讨论可以使汉语运动事件研究更加全面, 对以往的具体运动探讨起到补充作用。

  3.总结

  本文在综述认知类型学的基础上, 以史文磊(2014)为引探讨了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研究的几个问题。

  通过综述我们发现,认知类型学在事件调查范围上经历了“多-单-多”的发展,在语言类型划分上则经历了“二分-三分-四分”的细化,而汉语的类型定义则经历了“S型-E型-Serial型”的变化。对于史著在直接引用前人关于路径动词数量的基础上,就倾向于将现代汉语判定为S型,我们认为该论断信度不够。究其原因在于以下几点:对路径动词的判定存在混淆;对综合性动词的运动信息归属不清晰;对连动式和动补式的异同没有探究;对现代汉语中附加语结构没有进行调查。

  本文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发现如下:对汉语中路径动词应依据Lin(2011)列举的两个标准和Chu(2004)所列出的五种路径进行判定,这可能会动摇现代汉语中路径动词“封闭类”的观点;综合性动词因同时编码方式信息和路径信息,为汉语中的特有现象,应在运动信息归属上独立于方式动词和路径动词;连动式和动补式存在异同,其相似之处在于都表达单一的完成事件,其相异之处在于连动式内的V1V2均可以作为动词单独使用,而动补式中的V2因为语法化的原因成为V1的补语,不能单独使用;连动式包括运动连动式和致使连动式两种,动补式包括动趋动补式和动结动补式两种,其中运动连动式和动趋动补式都可以编码汉语中的运动事件,它们分别体现了汉语的连动类型特征和附加语框架类型特征。

  另外针对汉语运动事件,本文指出汉语中的双框架结构为对称型,并详细区分出两种情况:由两个路径动词组成的结构(如“升上”)以及由综合性动词和路径动词组成的结构(如“登上”);本文同时在运动事件框架下介绍了虚拟运动, 并指出其应与具体运动加以区分。

  本文对于以上五个问题讨论的意义如下:为路径动词的判定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明确了综合性动词和双框架结构在汉语运动事件研究中的价值;区分了汉语中的连动式和动补式,并提出二者分别对应类型学中的连动型特征和附加语框架型特征;指出了虚拟运动和具体运动在词化类型方面存在的差异。此外对于汉语认知类型学的研究,本文指出应从运动事件和状态变化事件两个方面着手。这些连同上述几个问题的讨论,都为后续汉语认知类型学调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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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本文中“认知类型学”是指Talmy在认知语义学(Cognitive Semantics)视角下以运动事件为起始研究对象而发展出的语言类型学划分,其具体内容及发展阶段见正文第1节。

  2本部分术语相关翻译,如主事件的四种成分,以及宏事件的五种类型,均取自贾红霞、 李福印(2015),特致谢忱。

  3Slobin并没有详细解释什么是“框架化”。我们认为这里的“框架化”等同于“词汇化”,即在运动事件理论下考察具体语言如何编码方式信息和路径信息。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一点。

  4第13个“在”没有列入,因为是动介词(coverb),与方式动词连用时可表达运动的路径,如“恰好落在林则徐的轿前”(Che and Guo 2009:1757)。

  5匿名审稿人提到了Talmy(2012)这篇文章,然而正如Talmy(2016:134)所述,Talmy(2012)修改自Talmy(2009)(此处原文为“修改自Talmy(2008)”,经查证疑似应为Talmy(2009)),而Talmy(2012)作为过渡版本,又修改为Talmy(2016)。因此本文直接综述Talmy(2016)的内容。

  6Croft等(2010:202)尤其指出,其所修补的类型学中四种语言类型对应了两条语法化路径中的各个阶段。本文因侧重对Croft等语言四分法的考察,故对其历时层面的语法化研究不做论述。然而仍然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的上述四分法和语法化路径的关系。

  7本部分术语相关翻译,如conformation“构形”和deictic“指示”,均取自Talmy(2019a,2019b)。

  8匿名审稿人指出,现代汉语中时有“跳/滚着跑”的说法,例如“我跳着跑下山”(钟阿城《棋王》),“差不多是用一条腿跳着跑”(孙犁《风云初记》)。这确实是对Lin(2011)的挑战和补充。我们认为,Lin(2011:36)原文“(方式词)不可(should not)由其他方式状语修饰”宜修改为“非持续性的有界方式词一般不能由别的持续性无界方式词修饰”。这是由于作为修饰成分的无界方式动词的持续性与作为主要动词的有界方式动词的非持续性产生了矛盾。譬如,搜索北大语料库,“跑着跳”的有效词条数为0(一共搜索到的8个词条中,7个为“跑着跳着”,1个为“跑着跳过去”,其中的“跳着/跳过去”或多或少都获得了持续性)。而有界方式动词做修饰成分时(如“跳”),一旦后接“着”,则获得持续性,即与作为主要动词的无界动词的持续性(如“跑”)取得语义上的兼容,所以我们可以说“跳着跑”。而路径动词则对修饰性方式动词的有界性和无界性没有要求,如北大语料库中“跑着回”的有效词条数为17(实际词条数目为19,其中两条为“跑着回头”和“跑着回答”),而“跳着回”的有效词条数则为4。同时,“跑着回”中的“跑着”也对“汉语的持续动词不能加表示动作持续的‘着’”(沈家煊 1995:370-1)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9“升”可运用2.1节中介绍的路径方式标准判定为路径动词,另外史著(P.380)在上古汉语的语用统计中也将“升”列为路径动词。

  10需要指出的是,汉语中的“上山”和“登上山”不对等。如我们可以说“他正在上山”,却不能说“他正在登上山”。这是因为“上”和“登”在事件表达上均编码无界的过程,故其二者在语义上与现在时态兼容,如我们可以说“他正在上山”和“他正在登山”;而“登”和“上”一旦连用构成连动式(详见本文2.3节),则“上”转为表达“登”的结果(见3b),“登上”在事件表达上编码有界的完成(accomplishment)事件,其在语义上表完成,与现在时态不兼容,所以“他正在登上山”是不合语法的。此处感谢匿名审稿人给出的建议和提供的语料。

  11匿名审稿人提出询问:“只用形式标准,是否就能判定趋向动词语法化的过程?”我们认为,形式标准之于趋向动词在运动域语法化过程的验证,时有不足,例见2.4节脚注(14)对于“往”字的讨论。然而形式标准或者可以就趋向动词在状态变化域中语法化程度进行验证,例如本部分对于“到”字的讨论。

  12Tai将“打死”和“看到”称为动结复合词(action-result verb compound),这显示了传统汉语语言学中连动式、动补式和动词复合词之间术语上的复杂关系。本文对此不展开讨论。

  13在1.2节我们提到,Talmy(2016:159)认为,“跑开”为现代汉语中的附加语结构。然而Talmy(2016:154)同时也意识到,“开”本身并不表达路径的意思。另外我们认为“开”例也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汉语趋向补语语法化的特征。故此处我们以“开往”为例阐述现代汉语中的动趋动补式和运动事件中的附加语结构。

  14“往”在现代汉语中也可当动词独立使用,如吕叔湘(1999)和《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同时指出,“往”可做表示“向某处去”的动词,例如“一个往东,一个往西”。这与前文所述“在”相似,均反应了现代汉语中动介难分的情况。由于动趋动补式里的介词补语仍然保留有动词的成分,因此与动结式相比,动趋式可以看作是非范式(noncanonical)动补式。另外,匿名审稿人指出:“‘开往/向’具有一定的词汇化倾向,如我们不能说‘开不往’,只能说‘不往某地开’。因此,单用语法化刻画不了全部演变。”我们认同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同意“开往/向”的词汇化倾向。这也反映出语法化和词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

  15值得注意的是,刘丹青(2017:5-6)指出,虽然汉语史学界对于“连动”的定义尚有争论,不过一个共识为“动结式和动趋式是从连动结构发展过来的”。同时,刘丹青(2017)还认同张敏、李予湘(2009)关于“无论动趋式还是动结式,相关语法化早已达至SF阶段”的说法。这一方面挈领了本文2.3小节关于连动式和动补式的语法化关系,一方面支持了此处2.4小节汉语动补式附加语框架特征的论断。感谢匿名审稿人补充的文献。

  16这五种类型分别为隐含临降路径(implied advent paths)、导向虚拟运动(leading fictive motion)、串联虚拟运动(threading fictive motion)、虚拟方式运动(fictive manner motion)、宏观相对框架运动(macro frame-relative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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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天宇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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