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语言学
论知人论世对晚清“词史”理论建构的影响
2020年07月31日 19:10 来源:《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高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    要:晚清词坛,与杜甫“诗史”相对的“词史”理论发展成熟。“词史”是文学与时代结合极为密切的产物,孟子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对中国文学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辐射到清代词学领域当中,给“词史”的理论建构以很大的启发。晚清词学家不仅把“知人论世”视作批评之法,更是将其内涵拓展至创作理论当中,对人格与词格的统一、作品反映时代环境的社会功能以及词人因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境际遭遇所导致的个性差异对作品的影响等因素进行了强调,为后世词论家不断推进“词史”理论的丰富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知人论世;词史;理论建构

  作者简介: 高媛,女,河北唐山人,喀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基金: 喀什大学2019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2019KRY002)。

  中国文学具有深厚的史学传统,自先秦以来就形成了重社会实用、重反映时代特征的文化导向,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及时代巨变的刺激下,诗界出现了杜甫“诗史”的宏伟篇章,清代词学领域亦随着“诗词同源”观念的不断深入和词体地位的提高而衍生出“词史”的概念。

  “词史”本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指词这种文体的发展史,属于文学史的范畴,一种是比附杜甫“诗史”而来的概念,指能够反映历史,记述时事政事,寄寓感慨的词作。本文要探讨的“词史”取后者之意。

  目前,学术界涉及清代“词史”的研究为数不多且集中在个别突出作者及其作品上,吴伟业的《梅村词》、陈维崧的《湖海楼词》、蒋春霖的《水云楼词》等。研究者通过论述这些作品的艺术特色、思想内涵、对前代的传承以及作者的审美趣味,思想倾向和身世遭遇等具体阐述“词史”意识的呈现。除此以外,对“词史”观念成因的探究亦是讨论的热点。叶嘉莹《论清代词史观念的形成》、张宏生《清初“词史”观念的确立与建构》、周佳慧《论晚清“词史”意识的自觉》、祝东《从“诗史”到“词史”———论杜甫诗史观对清代词史观的影响》1等诸篇论文从时代背景、词体的发展、“诗史”观的影响、文人的境遇和心态等多个方面各有侧重地探讨了构成“词史”意识出现的多种因素。

  综合看来,研究者多将“词史”作为一个既定的观念进行探讨,而在“词史”自身的理论价值方面以及“词史”理论建构的系统性的研究上仍存在极大的空白。本文将“知人论世”这一儒家传统文学批评方法与“词史”理论的建构联系起来,探究知人论世对晚清“词史”理论建构的影响,一方面可以窥见儒家传统文化对文学领域的渗透作用,探知中国传统认知中“文”“史”观念的联系,进而把握中国文学自先秦以来即散发着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流传动态;另一方面可以从对“词史”作品的文本解读中了解清代社会的政治形态及文人的心路历程,并对时代的发展与剧变产生更深刻的认知。

  一、人格与文格的统一:由“知人”延伸至对创作主体的规范

  “词史”是文学与时代结合极为密切的产物,尤其是晚清词学家在有意建构“词史”理论的过程中,为使词成为“正统”文学之一,不仅把“知人论世”视作批评之法,用其解词释词,更重要的是将其内涵拓展至创作理论当中,对作者和作品提出了内在的要求,最终目的是要“存经存史”,并能达到动心忍性之效。

  孟子在论述“知人论世”时提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言明要了解作品必先了解作者,其言外之意,就是作品的意格即是作者品性的直接反映。由此可见孟子提出“知人论世”,就是相信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对应联系,要准确把握文本涵义就要从作者出发,结合作者的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这也是千载以下论文者遵循的基本准则。但这种批评方法并非适用于所有文本,且文学界中文格与人格分裂的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在词作领域,积久日深的“艳科”“小道”“诗余”等观念,使词不需要承担庄严的道德评价和重要的社会功能,文人在作词时也未能采取足够重视的态度,更有甚者将其作为亵玩、游戏的工具,创作出一大批淫靡狎昵、毫无意义的作品。这种由于轻视词体所导致的价值取向,在文坛名流中亦有所体现。北宋的政治巨擘、文坛领袖欧阳修一方面以高雅、正统的情怀为文作诗,另一方面却以极强的诉诸声色感官的体验创作了大量的艳情词。《冷斋夜话》中亦记载有人曾劝诫黄庭坚:“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1],而黄庭坚却笑着回答说,词只是“空中语耳”,它“非杀非盗”,无关痛痒,因此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影响。由此可见,即使是在词创作最为辉煌的宋代,词体卑微仍是社会的普遍认知。虽然这也与文人由于不同的文体特性而在创作中形成了文体选择的习惯性倾向有关(即用诗文表现庄重深沉的情感,用词表现旖旎情思,轻愁别绪),但这种“诗尊词卑”的观念对词体的发展无疑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阻碍。因此“知人论世”在清代以前的词学批评中的正面解读并不多见,而多是对柳永之类词作与人品的批判,如宋人陈振孙所言:“其词格固不高……若其人则不足道也”[2]。

  直到清代,诗学领域将杜甫的“诗史”推尊到极高的地位,而词学家为了使词体能够与诗文比肩,不断向诗教传统靠拢。尤其是晚清词学家在有意建构“词史”理论的过程中,为使词成为“正统”文学之一,不仅把“知人论世”视作批评之法,用其解词释词,更重要的是将其内涵拓展至创作理论当中,对作者和作品提出了内在的要求。随着词体地位不断被抬高,“知人论世”在词学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而推动着与社会政治和时代命运密切相关的“词史”理论的成熟。

  批评与创作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知人论世”作为批评方法同样在清代尤其是晚清词坛对词体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这一批评理念的引领下,“诗庄词媚”传统得以突破,词格也被视为是词人人格的写照。当词作与词人人格不再成割裂状态,而是统为一体时,词人在创作时便会更加谨慎,在词作的立意、格调、手法选择上的标准也会随之提高,与此相应地,创作理论方面亦会对词作主体及作品内容作出规范。晚清词人将“知人论世”应用于“词史”理论建构的过程中,不再仅仅将其作为依附于作品的解读方法,而是将其延伸至创作论当中,对词人内在品质的要求,即达到词格与人格的一致。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二者的统一?孟子曾提出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不失为一种解答。“知人论世”之论人与“浩然之气”之养己相互呼应,想要创作出能够代表自身品格且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词史”作品,作者就需要持之以恒地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培养高尚的审美情操。

  常州词派开创者张惠言针对浙西词派末流将词作为戏谑之作,堆砌典故而无真情实感所导致的“流词”“淫词”泛滥词坛的现象大加批评,他撷取《易》中“意内言外”之说定义词的内涵,将治经之法和儒家论《诗》之旨移植到词学中,用之解说具体词作。尽管张惠言论词有穿凿附会、矫枉过正之嫌,但客观上为“词史”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真正把“知人论世”这一批评理论的精髓融入“词史”理论,从对作品的解读延伸至对创作者的要求,并使之迈向成熟的是张惠言的后继者周济。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瀋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3]271周济以“诗有史,词亦有史”立论,明确提出了“词史”的概念,并进一步构建其理论内涵。首先,他从作品的内在意蕴出发,批判了历来词坛多抒发“离别怀思,感士不遇”这类仅描述个人遭遇和一己之私的狭隘情感,而是要求寄托有关时代盛衰的感慨,而这种“感慨所寄”,不管是因敏感地察觉到即将到来的动乱局面而“绸缪未雨”,还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太息厝薪”,亦或是“达则兼济天下(‘己溺己饥’),穷则独善其身(‘独清独醒’)”的立身原则,都没有脱离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并且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历史观念。其次,他从词人的个人修养和创作态度出发,认为词人所表达的感情虽然因个人不同的“性情、学问、境地”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可称为“词史”的作品“莫不有由衷之言”,而这种“由衷之言”,并非信口而发,而是在经过长期的学养酝酿达到“见事多,识理透”的前提下厚积薄发。这一观点与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见地颇有一致之处,可谓异代而同响。最后,周济提出“词史”要达到的目标是“可为后人论世之资”。他在理论上将广泛的社会生活与词作的内容相联系,将作品的内在意蕴和词人的人格学养相统一,从而赋予了“词史”以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从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来看,这无疑是对《诗经》以来文学现实主义价值取向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深厚的史学传统对文学的深刻影响。

  清代“词史”的理论构建者对人格与词格一致性要求理念的形成,从文化氛围与社会思潮的角度,探究其缘由,其一是清代学术界中儒家经典的再度回归和复古考据汉学的不断抬头,导致文学创作领域对文人的学养和文学作品的品位提出更高的要求。方以智曾言:“读书深,识力厚,才大笔老乃能驱使古今,吞吐始妙”。朱彝尊亦说:“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4]103以“肌理说”名盛当时的诗论家翁方纲指出:“若以论诗,则诗教温柔敦厚之旨,自必以理味事境为节制,即使以神兴空旷为至,亦必于实际出之也……持此足以定人品学问矣。”[4]162以诗来判定作者的人品学问,这就使得诗人为立言正身而不得不在创作时对所要表现的内容进行取舍。其二是由尊杜热潮引发的诗史观念向词学领域的渗透。清代文坛致力于恢复儒家诗教的正统地位,重新树立杜甫为典范,宣扬忠君爱国的理想,而其诗中所具有的“史”的功能亦引起了文人学士的重视。常州派词论家谭献曾提出词是“风诗之遗”,因此作词必须要蕴含风诗以理节情、“温柔敦厚”之精神,他还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引入词论中,以求发挥词针砭时弊,反映忧生念乱的社会功能。且清代词坛名宿多兼学者身份,如张惠言、朱彝尊、周济等皆认为词品的高下与词人的学养密切相关。总而言之,“词史”理论的形成是在清代复兴经学的主潮下词体向诗教传统靠拢并不断追溯与回归汉儒治学之法的结果。

  二、真实反映时代环境:由“论世”拓展为对“词史”功能的要求

  在儒家传统文学批评领域,通过读作品可以“知人”,而“知人”则是为了更好的“论世”。为周济“词史”理论奠定基础的张惠言,以儒家诗教为根基,在论词时尤其注重联系词人所处的时代环境,极力肯定词与政教相通的社会功能。如将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解读为是“感士不遇”之作,是对屈骚“香草美人”传统的继承。暂且不论以身世之感和时代之感释义艳词是否妥当,张惠言的词论对于突破词在传统审美习惯支配下形成的思维定势、促使词作更贴近社会政治和时代环境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前,不管是于批评领域还是创作领域,词与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都显得十分疏离,其间虽有苏轼和辛弃疾等词人的不断开拓与尝试,但其程度和影响远不及清代。尤其是清初清末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展现社会剧变和政局动荡的作品,如表现明末清初史实的吴伟业的《梅村词》,描写咸丰年间动乱兵事的蒋春霖的《水云楼词》,以及林则徐、邓廷桢等直接记述鸦片战争的“大臣词”等无疑是对“词史”理论的呼应和印证。

  在晚清词体不断向诗教传统靠拢的大趋势下,“词史”理论的成熟和发展仅依靠作品解读来构建词体与时代环境的联系显然过于单薄,一方面由于词为小道末技之观念根深蒂固而导致符合“词史”要求的作品为数不多,另一方面对社会政治和时代时事的真实反映又是创作的必然要求,当然这也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词史”理论中的发挥和延伸。正是有了这种创作诉求,周济等词论家便顺理成章地主动搭建了批评与创作沟通的桥梁,将“知人论世”中的“论世”转化为创作中对作品社会功能的要求。

  人们称《史记》为实录,称杜诗为“诗史”,都包含了求真求实的内在要求,但文学毕竟不同于史书,“词史”所强调的真实也并非完全客观地记录实事,否则就应该称为“史”而不是“词”了。况且文人之心向来敏感而丰富,因此其作品中必不可免地打上一定的主观色彩并有一定程度上的想象和虚构,因此“词史”最终展现出来的真实是词人加工升华后的真实,一方面体现为事件真实即客观真实,一方面体现为情感真实即主观真实。

  清初阳羡派词宗陈维崧在《词选序》中提出“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3]185陈氏认为词之功能可与“经”“史”并驾齐驱,而选词存词的作用更是与“存经存史”具有同等之价值。那么怎样的词才能达到“存经存史”的标准呢?虽然陈维崧尚未对“词史”概念作出具体的界定和详实的阐述,但通过研读表明其词学观的论述,可以发现他所推举的都是具有强烈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作品。如他曾作《贺新凉·题曹实庵珂雪词》赞称曹贞吉的词作“雄深苍稳”且有“虞卿坷坎,韩非孤愤。耳热杯阑无限感,目送塞鸿归尽”[5]之无限感慨,并在《曹实庵咏物词序》中发表其见解:“天若有情,天宁不老;石如无恨,石岂能言……溯夫皇始以来,代有不平之事……苟非目击,即属亲闻。事皆磊砢以魁奇,兴自颠狂而感激。槌床绝叫,蛟螭夭娇于胸中;踞案横书,蝌蚪盘旋于腕下。谁能郁郁,长束缚于七言四韵之间;对此茫茫,姑放浪于减字偷声之下。”[3]188陈维崧认为相较于“无情无恨”的山石风月等自然景物,“代有不平之事”的国破家亡之恨,朝代交替、时局动荡之感慨以及人在乱世中如浮萍般漂泊无依之凄凉处境更能激发词人的创作冲动。陈氏的理论即体现出了主客观真实性的融合统一。他一方面要求抒发“颠狂感激”、忿怼不平的真切诚挚之情,一方面又要求情感与时事相统一,他强调这种真情是由“苟非目击,即属亲闻”而催生出来的,而非仅仅是“为文造情”。除此以外,陈维崧一反诗歌更宜于反映重大事件的传统观念,认为“减字偷声”、长短错落、体式自由的词在表现深长丰富的社会情感和个人情思方面比“七言四韵”、句式整齐的诗具有更广阔的发挥空间。

  严迪昌在《清词史》中认为“清初以来,明确呼唤‘词史’的,一是陈维崧,二是周济,谢章铤是第三个”[6]303。如果称陈维崧是“词史”理念之发轫者,周济是“词史”理论之筑构者,那么谢章铤则是“词史”理论之完善者。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谈到涉及太平天国动乱的词作时说:“予尝谓词与诗同体,粤乱以来,作诗者多而词颇少见。是以当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减偷,则诗史之外,谓为词史,不亦词场之大观欤……谁谓长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扬时局哉……今日词学……所误在局于姜、史,斤斤字句气体之间,不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3]389所谓“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是谢章铤对陈维崧“代有不平之事”和周济“感慨所寄,不过盛衰”之理论内涵的继承和发展。在题材选择上,谢章铤与周济所见略同,他认为那些专意描写闺襜的作品,“不独词格之卑”而且“靡薄无味”,读来“可厌之甚”。又由于谢氏生活在国内外战乱交加,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清代末期,对当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紧张时局有更深切的体验,因此他比陈维崧和周济等人在理论上更加强调“词史”与社会时局的联系。他提出在“孤枕闻鸡,遥空唳鹤,兵气涨乎云霄,刀瘢留于草木”的境况中,词人的“不得已而为词”,必须要跳出侧艳传统之拘囿,而只有“慨叹时艰,本小雅怨诽之义”才能实现“人既有心,词乃不朽”的目标。

  自刘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7]一言出,后人常引以为至论。清代学风之导向无不受时代背景、社会政治所左右,而儒家学派的“知人论世”在清代词学理论中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就是封建王朝统治者为实现其政治目的选取了儒家思想作为维护其专制的手段,正如有学者所言“清代的钦定儒家思想的宏伟构思,把道德和政治结合了起来,并且把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融为一体”[8]。“家国天下”的政治情怀上千年来早已内化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文学发展到清代,小说和戏剧承担了俗文学的重要功能,词已基本脱离了俚俗特色而彻底成为文人的案头之词,此时词体地位的提高正好为他们抒发诗文不足以表达的时局之感慨和遭际之体验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出于对明代亡国之反思,清代掀起了反对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崇尚朴学并试图发扬原始儒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的学术风气。诞生于这种背景下的“词史”理论必然在抒发心声和反映真实的时代环境上有所要求。

  三、个体差异与词人心灵的曲折展示:由“知人论世”之丰富性发掘“词史”面貌的千姿百态

  自古论世易而知人难。尽管“学术的选择和运用其实并不能摆脱时代的契机,无法不受时代特点所左右”[6]443,但由于词人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遭际境遇,对社会政治和时代环境的感受亦不同,因此“知人论世”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不仅要求看到作品中时代主潮的“同”,还应看到词人个体间的“异”。词作为描摹人生,反映生活的文学艺术形式之一,一方面它展现出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在作品的审美意境中必然会折射出创作主体观念中所受到的社会思想的印记。时代环境决定了文学的表现内容和风格特征,每一个词人都无法离开他赖以生存的社会,但人的思想情感是绚丽多彩的,尤其是恰逢乱世,身不由已,当命运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之时,其作品更体现出激烈性和深刻性,这就形成了“词史”内容的丰富性。

  “词史”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其理论必然要注重词人的个体差异,而要了解不同词人的心理动态变化,发掘“词史”面貌的千姿百态,首先要了解时代大背景下文人心态之趋同性。清代显现出明显的封建末世的文化特质,考据学风导致的实证主义使文学的浪漫主义色彩愈发淡薄,而此时“不仅是穷通出处的‘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观念已被沧海桑田的剧变所淡化,甚至历来为文人儒士藉以自我解脱困境的老庄或是黄老思想也都不信奉”[6]203。清代词人已不再具有宋代苏轼那般超然旷达的洒脱情怀,也没有辛弃疾那种驰骋疆场的纵横才性,他们虽然敏感地嗅到了山河剧变的气息,却也只能无力地在词作中或歌哭笑骂,或悲戚叹惋,或自怨自怜。因此清代之“词史”无不带有文人力不从心的悲哀之感,被清末词学家谭献誉为“倚声家之老杜”的蒋春霖的《水云楼词》虽有豪侠横放之味,但亦充斥着苦寒之气。

  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及周济在构建“词史”理论中谈到的,虽然特殊的时代环境造就了文人的文化性格,但各家词人的“由衷之言”却并非千篇一律,而是“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而呈现不同面貌。其实从上述“词史”理论建构者之言论中已经可以发现他们在语言风格、艺术追求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陈维崧的语言气势磅礴,酣畅淋漓而不拘一格,周济论调平和,条理清晰而严谨有余,谢章铤则思虑周全,忧结沉郁而见解独到。这都是由于他们不同的个性特征和个人遭遇所导致的。“儒家理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地用人事来说明社会历史,而避免使用“天道”来解释人事。”[9]深厚的史学传统的积淀,使中国文学早已脱离了神学色彩,不管是在理论中还是在实践中,“人”始终作为其核心而存在,“知人论世”亦可视为早期人文主义精神的滥觞。

  叶嘉莹认为“当要写一种弱势的、被损害、被侮辱的感情时,词体是更容易、更适合写这种感情的”[10]。古人常云“欢娱工不如忧患作”,诗歌往往是“穷而后工”,词亦如是。国破家亡之痛,流离失所之悲,正是“词史”产生的动因之一。词人丰富的心灵需要以作品为媒介予以展示,而采取何种方式则是词论家探讨的范畴。陈维崧要求在“词史”之作中放浪情怀,纵横恣肆地展现激愤之情,而常州词派将其所倡之情以儒家诗教“温柔敦厚”之旨进行规范,在其尚“真”的理念中又加入了“善”的成分。他们否定了陈维崧“蹈扬湖海,一发无余”[11]的创作风格,在艺术手法上以“比兴寄托”为主要标准,要求委婉曲折地表现情感。

  “比兴寄托”源于《诗经》《离骚》,其首先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被广泛应用于诗论之中,后被词论家引入词学批评和创作理论的范畴中,并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性的见解。在“词史”的理论建构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周济“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3]272的创作理念。这种理念实际上关涉的是文学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这一传统论题。所谓“从有寄托入”,就是指先有主观之情,然后去寻求与之相合的景物,并将这种感情投射于景物之中,再通过精微的构思和纯熟的技巧,创造出鲜明生动的意境。所谓“以无寄托出”,就是在有深厚的创作积累的前提下,不需要刻意去寻找寄托之物,而是本就隐藏于内心之情,因景物与情思的契合而被瞬间激发出来,从而达到了物我同一,主客浑融的境界。周济的理论对后代词论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2],基本上是对周济观念的全盘继承,并无大的发展。

  周济将“比兴寄托”应用于“词史”理论建构中的意义在于阐述情志意趣与审美物象通过互相生发、互相融合,最终孕育出深婉幽微、旨高意远的艺术境界,这对于发崛词的审美意蕴,探讨词的艺术意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词学的发展历程中,尽管苏轼、辛弃疾至陈维崧等人曾以强健豪放之风在词坛绽放出异彩,但始终未能成为主流,而对婉约含蓄之致的追求一直主导着词学领域。正如近代学者吴梅在姜夔之词时说到:“特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盖词中感喟,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若慷慨发越,终病浅显”[13]。词坛普遍的审美倾向就是这种将无穷的哀感含蓄蕴藉地抒发于“无迹可寻”之“虚处”,而这种词体特有的表现方式大概也是叶嘉莹认为词体更适宜描写抑郁难言的弱势情感的主要原因。

  常州词派所强调的“比兴寄托”之法极易造成作品的多义性和隐含性,亦增加了对作品理解的复杂性,这对于本应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词史”而言,无疑使其带有“隔了一层”之感。因此,在看待“比兴寄托”在“词史”理论建构中的作用时,要采取辩证的观点,既要看到它在保持词体的特性,曲折展现词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创造词的审美意蕴上的积极意义,又要看到这种崇尚婉讽的方法本身的局限性,还要看到由于诗教传统的思想禁锢,使它在词史的实践创作中很难发挥出真正的指导意义,更难以体现出时代精神,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更有隔阂之感。以上种种皆使得“词史”的实际创作难以真正达到与周济理论上所要求的“可为后人论世之资”之目标。

  源起于孟子的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给“词史”理论的建构以很大的启发。晚清词论家汲取“知人论世”这一批评方法的精神内涵,以儒家诗教为立论根基,从“知人”“论世”及其丰富性三个方面将其转化为对创作主体人格的规范、对作品社会功能的的要求以及对个体差异与词人心灵复杂性的把握。总之,“词史”理论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指出了鉴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创作方法。

  知人论世对“词史”理论建构的重要影响,体现了中国深厚的史学传统和现实主义精神对文学领域的渗透作用,它间接为“词史”的宗旨、目标和价值提供了指导方向。尽管“词史”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存在脱节的现象,其对创作的指导意义也极为有限,且周济所要达到的理想化的“可为后人论世之资”的目标常因词人的目光狭窄、才力不足以及过分强调比兴寄托而造成词旨晦涩不明等诸多原因而难以实现,但若没有“词史”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后人就无法为那些散发着时代历史特色和现实主义精神的词作命名,也就无法引起后人的关注和系统研究,因此“词史”理论的建构不可不作为词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与演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

  [2]孙克强,杨传庆.晚清词学史上的柳永翻案之论——郑文焯论柳词平议[J].学术研究,2012(10):139-145.

  [3]方智范,邓乔彬,周圣伟,等.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M].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

  [5] 陈维崧.陈维崧选集[Z].周韶九,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86.

  [6]严迪昌.清词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7]刘勰.文心雕龙[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422.

  [8]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8.

  [9]杨树增.儒学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散文创作[J].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34(1):8-16.

  [10]叶嘉莹.论清代词史观念的形成[J].河北学刊,2003(04):122-129.

  [11]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3837.

  [12]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2.

  [13]吴梅.词学通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121.

  注释

  1详见叶嘉莹《论清代词史观念的形成》,河北学刊,2003年第4期;张宏生《清初“词史”观念的确立与建构》,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周佳慧《论晚清“词史”意识的自觉》,鸡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11期;祝东《从“诗史”到“词史”——论杜甫诗史观对清代词史观的影响》,杜甫研究学刊,2015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姓名:高媛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马云飞)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